文｜張晨濤

社會學家費孝通的經典著作《鄉土中國》出版于上世紀四十年代，但是在七十年後的今天，依然活躍在人們的讨論中，給予當代學人充沛的情感能量和靈動的思維啟發。陳心想依照《鄉土中國》的整體框架，憑借自己從農村到城市、從中國到美國的人生經曆與學術訓練撰寫了《走出鄉土：對話費孝通〈鄉土中國〉》(以下簡稱《走出鄉土》)一書，旨在以對話的形式幫助讀者理解時下中國社會的變遷。

《走出鄉土：對話費孝通〈鄉土中國〉》 陳心想 著，生活·讀書·新知三聯書店

在書中，作者讨論了中國的社會結構、家庭婚姻、代際關系、社會治理與社會流動等内容，勾勒出一幅深邃隽永的人文風景畫，可謂《鄉土中國》當代生命的再現。從有限時空中抽象出來的理論并不是解釋現實的萬金油，而是需要辯證認識的觀念透鏡，其功能除了“解釋”，還包括“啟發”。如果我們形成了總是用“理論”去套“現實”的思維模式，而放棄對理論本身的懷疑與追問，其結果可能是用“理論的履”削“現實的足”，從而喪失了解釋時下經驗現實與完善既有理論的能力。閱讀《走出鄉土》就如同一次别開生面的思想體驗。

《鄉土中國》費孝通 著，上海人民出版社

學者鄭也夫說：“中國絕大多數學者隻能做死學問，費孝通無疑是他這一代知識分子中最具智慧、悟性與分析力的社會科學家。”所謂的“智慧、悟性與分析力”絕不是機械地用既有理論解釋現實，而是從社會實踐出發，跳出“既有理論萬能”的思維窠臼，利用創造新知識的“元認知”，在理論與實踐盤根錯節的圖景中，厘清現實的邏輯，完成屬于當下時代的理論再生産。《走出鄉土》就是針對當下中國社會變遷的一次理論探險。

語言是一面鏡子，“996”“内卷”“雞娃”等網絡熱詞，訴說着當下的社會性焦慮。在浮躁與功利的社會中，人文關懷是促進不同文化超越地方性偏見、實現共識與共榮的一劑良藥。作者的人文思想蘊含于曆史觀察、現實評論與學術使命之中。其觀點包括“城裡人說鄉下人愚，更多的是城裡人的自我中心觀念”“我的觀察是，像北京這樣的大城市，發現外地有好老師，不惜重金聘請過來。大城挖小城，小城挖鄉鎮，鄉鎮挖鄉村，一級一級來，鄉村教育資源本來就薄弱，這樣一來，就更加薄弱了”“《國富論》是關注國民财富的性質和原因的研究，不是教個人如何掙錢的。這也許是亞當·斯密比當下許多經濟學家偉大之所在”。

作者對社會的觀察細緻入微，以與公交車司機的交流為背景，展示了走出鄉土後，農村人社會關系與情感模式的變化。在傳統的鄉土社會中，鄉村是熟人社會，彼此之間，情誼深厚。逢年過節，節日氛圍濃厚，親友之間觥籌交錯，把酒言歡，樂趣無窮。因此，在農村人的記憶中，農村并不是“蕭條”與“落後”的代名詞，而是記憶中真實存在的生活實踐與情感體驗。但随着以工業化和城鎮化為核心的現代化進程的推進，職業分化和人口流動成了勢不可當的趨勢。原本集經濟生産、消費、撫育子女、贍養老人、社會互動與娛樂等多重功能于一身的鄉村共同體逐漸演變成了以婦女、兒童和老人為主體的聚居所。原有的社會互動模式與情感體驗被社會現實所重構，才有了公交車司機的感歎，“現在的人都不親了，以前清明節給先人上墳燒紙，同族近親會買些禮品給大人、小孩，到家裡坐坐，吃頓飯；現在是到墳上燒了紙就走，人都見不到。一支煙都不願意掏了，不來往了，還有啥親情。兄弟姊妹，在父母去世之前，一年大家還能聚一次看看老人，現在父母都不在了，他們常年不回來了。各自的孩子，生下來就沒有見過面，都不認識，哪裡還有親氣兒。”費孝通曾談到過數以千萬計的農民工從内地擁向沿海的城市，中國社會依然能保持穩定的原因在于農民在農村有穩定的家。“家”一方面是農民工勤勞工作的動力源泉，另一方面又為他們提供了必要的生活保障，即使沒有工作，也不用慌，有家可回。但走出鄉土之後，農村的家已經成了被消解的對象，人際關系的淡漠與高經濟成本又是城市生活的特征，如何在龐大、異質和商業氣息濃厚的城市中尋找熟人社會中的溫情與敬意，是現代性發展所面臨的人文困境。

作者慷慨辯論的勇氣，并非是匹夫之勇，而是富有批判力的理性思維。比如針對文字下鄉的問題，費孝通從功能視角論證了鄉土社會中文字無用，并指出隻有中國基層社會的鄉土性變化了，文字才能下鄉。陳心想則一針見血地指出:“其實，這裡面有個邏輯問題，就是基層社會和文字下鄉，哪個是因，哪個是果，還是互為因果。”這種理性的批判力針對的是“事實的真”，是可貴的求真品質。這正如鄭也夫對陳心想文章的評價:理勝于文。

另外，對于其中的一些分析，也是值得進一步商榷的，比如:費孝通認為“陌生的關系”有利于避免人情的介入，從而使“客邊”(寄居在血緣性社區的外地人)更輕松地參與商業活動，陳心想則給出了不同的觀點。盡管《走出鄉土》存在一些值得商榷的不足和局限，但其平淡中的真誠、謙遜與直言不諱是我最真切的收獲。書的豐富性不是一篇文章可以道盡的，還需讀者自己去品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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