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漢代以前，當盧是很常見的馬具。當盧是馬額前的裝飾，以絡帶系于馬額正中。下圖為靈台白草坡出土的西周時期馬絡頭飾，紅圈内的部分即為當盧。

西周，馬絡頭飾，靈台白草坡出土，圖片拍攝于甘肅省博物館

國内出土的當盧數量不少，最精美的當盧都來自漢代王侯墓葬。比如著名的西漢海昏侯墓是長江中下遊地區唯一個大型漢代墓葬，出土了八十多件當盧，尤其是幾枚上寬下窄的青銅錯金神獸紋當盧，更是華麗得不像話，龍、鳳、虎各種紋飾一應俱全：

看到這裡我們會想，為什麼這麼精緻、這麼富貴的當盧，在漢代之後基本就銷聲匿迹了呢？以唐代的繁華和奢侈，竟然沒有把這種當盧工藝傳承下來，以至于在《長安十二時辰》中，馬額頭上居然“錯誤地”頂了個杏葉（雖然唐代的杏葉也很好看）。

我們可以探讨一下，漢代的當盧究竟有怎樣的意義，為什麼漢代之後，它就突然消失了？

（一）極盡工巧之能事的古當盧

商代的當盧多是簡單的大圓泡，周代發展出了形狀較複雜的當盧，主要分為犄角形和長條形兩種。犄角形當盧即為本文第一幅圖片中的形狀，長條形當盧的形制則有所差别：

圖片來自吳曉筠《商至春秋時期中原地區青銅車馬器形式研究》

漢代的當盧主要可以從兩個漢代王侯墓葬的出土文物中去了解，一是安葬漢代中山靖王的河北滿城漢墓，二是海昏侯墓。滿城漢墓一共出土了31面當盧，從下圖可以看出，滿城漢墓當盧以流雲紋為主體，雲間填以各種祥禽瑞獸。

鎏金銀銅當盧和銀當盧，滿城漢墓出土，圖片拍攝于河北省博物院

和海昏侯墓出土的青銅錯金工藝當盧不同，這幾件滿城漢墓出土當盧為青銅鎏金。但錯金或鎏金隻是工藝上的差别，從本質上看，這些當盧的共同點遠遠大于不同點：

第一，通常認為，這些當盧均為随葬所用的明器。不過它們紋飾細膩精美，圖案清晰規整，屬于意義極其重大的明器。

圖片拍攝于河北省博物院

第二，當盧為挂在馬額的飾物，受功能所限，這些當盧雖然大小、寬窄不同，但大體為上大下小的形狀。江珊推測，造成其寬度不同的原因是随葬馬匹的鼻額寬度的不同，暫為一說。

第三，滿城漢墓和海昏侯墓的當盧，其圖案有較大的相似性。無論是海昏侯墓還是漢代中山王墓，其集中體現的主要元素均為龍、鳥、虎等動物。廣州的南越王博物館展出了一件出土于南越王墓西耳室的獸紋鎏金銅當盧，其主體紋飾為一隻長身怪獸，應該是龍的一種變形。

海昏侯墓出土的當盧上，瑞獸紋飾的排列有方位、順序，體現出漢代已經形成了成熟的四神思想，也說明這些當盧是一種按照某種特定目的制作出的明器。

獸紋鎏金銅當盧，拍攝于西漢南越王博物館

為什麼在漢代王侯墓葬中出現了這麼多當盧，為什麼會裝飾這麼複雜的、以祥禽瑞獸為主的圖案？這就要談到從商代到漢代曾經有過的馬崇拜意識。

在商代，甲骨文中的“馬”字包含有一個突出的眼睛符号，商民崇日，這個符号顯然具有神性，可見在當時馬崇拜已經形成。

到了周代，馬的數量是判斷軍力、國力是否強盛的一大标準，《論語》中已經出現“千乘之國”的說法，《戰國策》中說“萬乘之國七，千乘之國五。”馬的地位如此重要，周人對馬的态度當然非常嚴肅。《詩經·魯頌》說，“有骓有駓，有骍有骐”，“有驒有駱，有骝有雒”。骓、駓、骍、骐、驒、駱、骝、雒指不同毛色的馬，比如骍是赤黃色的馬。骐是青黑色相間的馬。對馬的區分如此之細，說明了周人的鄭重。

周人崇馬意識的另一個證據是，周人不但養馬、用馬，還有馬祭。《詩經·小雅·吉日》說“吉日維戊，既伯既禱”，《爾雅》說，“既伯既禱，馬祭也”，《毛傳》說“重物慎微，将用馬力，必先為之禱其祖。”對馬的祭祀很可能是定期的，《周禮》說，“春祭馬祖，執駒；夏祭先牧，頒馬，攻特；秋祭馬社，臧仆；冬祭馬步，獻馬講馭夫。”這是祖先崇拜與動物崇拜夾雜的祭祀活動。

西周，青銅駒尊，中國國家博物館藏

但馬的祖先出自何處，其實無人知曉。賈公顔說，“馬與人異，無先祖可尋。而言祭祖者，則天驷也。故取《孝經說》房為龍馬，是馬之祖。”他認為祭馬祖就是祭天驷。天驷是星宿名，即房宿，一共四顆星，一字排開，像四匹拉車的馬，因此得名。在曾侯乙墓出土的衣箱上，房宿是衣箱漆繪的共同主題。在一個衣箱上還有向天驷祈禱吉祥的20字漆書：

“民祀唯房，日辰于維，興歲之驷，所尚若陳，琴瑟常和。”

曾侯乙墓出土衣箱，圖片拍攝于湖北省博物館

漢代的馬崇拜表現更加突出，對馬更加迷戀。這一時期對馬的認識主要有以下方面：

第一，繼續肯定馬和龍的密切聯系。常金倉在《古史研究中的泛圖騰論》一文中認為先秦所謂龍，其實就是馬，《左傳·昭公二十九年》中提到的豢龍氏、禦龍氏為史前馴養業人士，豢龍、擾龍就是馴馬。趙逵夫也指出，以駿馬為龍乃是古人普遍的看法。從文獻中可以看出，先秦時馬與龍常常并提，《周禮》說，馬八尺以上為龍，七尺以上為騋，六尺以上為馬。這裡的八尺、七尺，大約指的是馬背到地面的高度，是否為龍，依據馬的身高體型判定，龍即為大型馬。到了漢代，《樂府詩集》的《琅琊王歌辭》中說：“懀馬高纏鬃，遙知身是龍。”在《史記·平準書》也說 “天用莫如龍，地用莫如馬”，《後漢書·馬援傳》“夫行天莫如龍，行地莫如馬”，龍為天上之馬，馬為地上之龍，這種觀念已經深入人心。

第二，從商周時起，好馬就是天子等上層貴族專享之物。《呂氏春秋·本味》說：“馬之美者，青龍之匹，遺風之乘。非先為天子，不可得而具。”隻有天子才配享受這種“青龍之匹”的好馬。 此外，《禮記·月令》說，孟春之月，“天子居青陽左個，乘鸾路，駕蒼龍”， 鸾路是一種車，蒼龍很顯然指的是馬。《大戴禮記》說“春夏乘龍，秋冬乘馬”，《儀禮·觐禮》說“天子乘龍載大旆”，《韓非子》說，“延陵卓子乘蒼龍挑文之乘，鈎飾在前，錯辍在後，馬欲進則鈎飾禁之”，東晉王嘉《拾遺記》中說，周穆王巡行天下，馭八龍之駿，這些典籍中的龍都是良馬的代稱。漢代時，普通民衆不可能擁有馬匹，更不可能以馬陪葬，能夠以車馬實物陪葬墓中的都是上流人士，馬成為身份和地位的标志。

第三，馬與龍并稱，當然也就具有龍的一部分神奇力量，比如飛升之能。古人認為馬像龍一樣能巡遊于天，因此《離騷》中，屈原時而“驷玉虬”、“駕飛龍”、“駕八龍”，時而“飲餘馬于鹹池兮”，“仆夫悲餘馬懷兮”，龍與馬可以任意轉換。趙逵夫說，“《離騷》中的龍、飛龍、玉虬，都是指白色的神駿，它既可以在地上奔馳或漫步，也可以乘風踏霧，騰骧于太空。”後來曹植《七啟》“仆将為吾子駕雲龍之飛驷”，将雲龍視為飛馬，和《離騷》是一個道理。

漢代巫術氣氛濃厚，能升天的馬當然具有了“巫蹻”的功能。《漢書·禮樂志》中有《天馬》之歌，說“天馬徕，龍之媒，遊阊阖，觀玉台”， 東漢應劭說，阊阖即天門，玉台是上帝之所居，這些地方都可以通過天馬到達。張光直提出，“巫蹻”是協助巫師溝通天地的夥伴，多為神禽神獸。馬與龍屬于神獸一系、能夠引人升天“遊阊阖，觀玉台”的神馬當然也是一種巫蹻。陪葬的車馬，很可能是墓主上升天界的工具。

（三）通神之器：當盧文化内涵解讀

如果漢代時視陪葬之馬為巫蹻，那麼為了讓它能夠更好地履行“蹻”的職責，當然要為它（實際是為墓主）準備各種适用的“法器”，當盧正是其中之一。

因此，作為重要馬飾的當盧圖案，就應當從升仙的角度去考慮。它的作用是增強馬的神性，使它盡量朝龍靠攏，這樣才能夠更好地引領墓主之靈升入天界，繼續享受美好生活。

周代時的當盧演變如下圖：

圖片來自《商至春秋時期中原地區青銅車馬器形式研究》

這幅圖中顯示，當盧的形制首先演變為犄角形。這種犄角型的器物在商周時期的青銅器上比較常見，獸類的角、禽類的羽冠，在商周時都被認為是神性的體現，因此各種具有牛頭、羊頭裝飾的青銅器非常流行，比如著名的四羊方尊等等。正因為角、羽冠意味着神性，在殷墟婦好墓中才會出現頭頂兩隻大角的玉鳥。相應地，為了獲得神性，商周時期的巫師在行巫術時大約也會以獸角或鳥羽來裝飾自己。

三羊尊，故宮博物院藏

玉怪鳥，殷墟婦好墓出土，中國國家博物館藏。

我們可以推測，由于周人崇尚理性，注重現實，這是一個風朗氣清的時代，因此沒有延續殷商時期對鬼神的狂熱崇拜。當動物圖騰意識逐漸淡化時，即使巫術、祭祀作為儀式還繼續存在，也不再強調神獸之雙角、神禽之羽冠。體現在周代青銅器上，就是明晰的竊曲紋、波曲紋等紋飾取代了獰厲的獸面紋（也稱為饕餮紋）。此時強調神性的犄角型逐漸被方正規矩的長條形所取代。

到了漢代，人們又重新迷戀神秘玄妙的鬼神世界，當盧的形制再次發生變化。由于國力愈發強盛，工藝愈發進步，商周時期簡單的當盧紋飾越來越複雜，越來越華麗，最終造就了青銅鎏金的滿城漢墓當盧和青銅錯金的海昏侯墓當盧。海昏侯當盧上龍飛鳳舞，曹柯平等人認為，西方白虎意味着安頓墓主的冥界，鳳鳥意味着墓主即将歸升的仙界，鳳形鸾鳥象征着墓主再生、重新返回人世（見《海昏侯墓地符号世界：當盧紋飾研究》），這種觀點可供參考。太陽東升西落，在四方中居于西方的白虎在古代往往與死亡、冥界相聯系，漢代墓葬的畫像石上常有白虎形象即是明證。因此海昏侯墓出土當盧上，白虎居于最高位，正意味着這是通神的指引。

由于滿城漢墓和海昏侯墓出土的當盧紋飾相當複雜，對它進行全面解讀尚比較困難。但無論有怎樣的理解，我們都應該形成一個基本的認知：

漢代認為馬和龍一樣具有縱橫天界的神性，因此貴族以大量的車馬陪葬于墓中，即使是普通民衆也喜愛在墓葬中布置車馬明器或車馬出行畫像石，其目的是以神馬為前驅、為導引、為溝通天人的載體，承載墓主升仙。當盧是加強馬之神性的“輔助工具”，它的紋飾圖案具有通神的意義。

漢代以後，随着佛道兩教的興起和逐漸體系化，蘊含着濃厚巫風的當盧逐漸消亡。唐代馬具幾乎不再使用當盧，下圖為西安博物院的鎮院之寶唐三彩騰空馬，可以看出，馬額處已經沒有當盧了。

（四）結語

馬為地上之龍，龍為天上之馬，漢代有鏡銘說：“上大山，見神人，食玉英，飲澧泉，駕飛龍，乘浮雲，白虎引，直上天，賜長命，保子孫”，滿城漢墓和海昏侯墓出土的當盧，正是這個鏡銘的生動反映。

基于這樣的認知，我們也就能理解馬冠和車馬出行圖的意義。馬冠是置于馬頭頂部的裝飾品，吳曉筠把它分為獸面合鑄、獸面分鑄和牛角形三類。這種強調角部的造型與早期的當盧有異曲同工之妙，所起的作用除了裝飾以外，應當也是增強馬的神性。

馬冠，圖片來自《商至春秋時期中原地區青銅車馬器形式研究》

“車馬出行”是在戰國兩漢漆器、畫像石、墓室壁畫上廣泛存在的圖像，下圖一根據河北安平東漢壁畫墓出土的壁畫摹繪，通常認為它反映了豪強地主出行、侍衛随從前導後擁、場面盛大的場面。下圖二為羊子山漢墓車騎出行·宴樂雜技畫像石，中國三峽博物館介紹其為“昔日達官顯貴出行聲威極盡渲染”。

不過我們也應該認識到，起碼在車馬出行圖形成的早期，它不隻是“豪強地主出行”這麼簡單的意義。信立祥認為車馬出行圖“實質是墓主人的靈魂從地下世界赴墓地祠堂去接受祭祀”（《漢代畫像中的車馬出行圖考》），黃永飛研究車馬出行圖與閣樓廳堂、神仙祥瑞等題材形成的穩定配置關系，認為它與兩種不同性質的建築配置在一起，分别表現了死後的歸宿，即入葬和升天（《漢代墓葬藝術中的車馬出行圖像研究》）。當盧、馬冠和車馬出行圖都提醒着我們，馬在先秦兩漢有多麼重要的意義。

《車馬出行圖》壁畫，拍攝于中國國家博物館

羊子山漢墓車騎出行·宴樂雜技畫像石，圖片拍攝于中國三峽博物館

注：圖片如有侵權，請聯系作者删除，謝謝！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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