古埃及文明興衰曆程?吉薩金字塔群，由位于開羅西南吉薩的三座第四王朝法老金字塔組成，它們是胡夫、哈夫拉和門考拉的陵墓三座金字塔均由淡黃色石灰石建造，四面原貼附有一層磨光的白色石灰石，如今這一層石灰石已風化剝落，隻有哈夫拉金字塔還殘存一小塊資料圖片，今天小編就來聊一聊關于古埃及文明興衰曆程?接下來我們就一起去研究一下吧!

古埃及文明興衰曆程

吉薩金字塔群，由位于開羅西南吉薩的三座第四王朝法老金字塔組成，它們是胡夫、哈夫拉和門考拉的陵墓。三座金字塔均由淡黃色石灰石建造，四面原貼附有一層磨光的白色石灰石，如今這一層石灰石已風化剝落，隻有哈夫拉金字塔還殘存一小塊。資料圖片

雖然此前無數次從書籍、影視中看到過吉薩金字塔，但當它就矗立在眼前時，那種無法言表的美讓人毫無抵抗力。

在11世紀英國林肯大教堂(約高160米)建成之前，146.5米高的胡夫金字塔已雄居世界最高建築達4000年之久。每個來到埃及的人在它面前除了仰望和贊歎，恐怕都會遙想，能夠在4500年前建造如此宏偉建築的埃及文明，究竟是怎樣一種文明!

埃及曆史漫長而輝煌，對人類文明的發展貢獻巨大。對古埃及的研究也一直是國際學界的前沿。也許了解古埃及文明，可先從了解胡夫、圖坦卡蒙和商博良這三個人物開始。概言之，胡夫是古埃及文明的象征，圖坦卡蒙是古埃及文明高峰的代表，而商博良則是現代埃及學的基石。

1.傳統：從金字塔到帝王谷

古代埃及人把日出日落的規律，看成永恒的、自我更新的力量。從古王國第二王朝起，埃及文化出現了以太陽神“拉(Re)”為核心的重要特征。每一位國王都以“拉”作為自己王名的一部分，人們堅信太陽每天的循環就是國王自己生命的生、死和再生的模式。其直接後果就是促進了金字塔和太陽神廟的發展。

在埃及文明的發展中，“法老具有神性”的意義非常重大。考古學家巴裡·克姆普說，金字塔所表現出來的法老成為太陽神、國王統治合法化的新王權觀，存在于埃及的政治曆史中長達3000年，無論什麼時候出現分裂，都成為埃及統一的文化動力(《解剖古埃及》)。而法老神性最典型的代表就是胡夫和他的金字塔。

早先，古代埃及法老的陵墓是和其他貴族同樣形制的長方形的泥石建築“馬斯塔巴”(Mastaba)。金字塔的出現标志着埃及法老超越貴族和祭司階層，由世俗的領土所有者轉變為半人半神的太陽神化身。金字塔的斜坡造型為法老提供了一個通向天堂與拉神結合的通道。《金字塔銘文》說：“為他建造起上天的天梯，以便他可由此上到天上。”

建于公元前27世紀的第三王朝左塞爾階梯金字塔，是最早的金字塔，而最大的金字塔便是人們所熟知的建于公元前2760年的胡夫金字塔。

古希臘曆史學家希羅多德對胡夫極其厭惡，稱他征調全埃及的人，以10萬人每隔3個月交替一次的方式、共花費20年的時間才建成大金字塔，勞民傷财(《曆史》)。但從大金字塔附近考古發現的一百多座墓葬來看，建造者既不是奴隸，也沒有被強迫。埃及社會願意耗費巨大資源修建金字塔，正在于埃及人相信了法老的半神地位。金字塔的作用就是把君主的世俗權力用紀念性建築和視覺上的象征符号表達出來，展現神(王權)的巨大而永恒的力量。在古希臘城邦時代，統治者卻沒有獲得古埃及法老這樣半神的崇高地位。

維基百科截至2008年11月的資料，埃及能确認的金字塔有138座。建造金字塔不僅耗費了埃及的經濟資源，巨量而奢華的随葬品還産生了盜掘金字塔的社會痼疾。修建金字塔在胡夫時代達到頂峰後就逐漸衰落，除了中王國第十二王朝時期還偶然修建外，新王國時期顯示法老神性的陵墓工程就轉到底比斯尼羅河西岸的帝王谷。

帝王谷(目前編号排到KV65)和王後谷(目前編号排到QV88)是新王國時期皇室人物以及貴族的主要埋葬地。其陵墓的形制大體相同，由斜坡墓道直通陵墓前室和室，内有數間墓穴，放置随葬品和裝有木乃伊的花崗岩石棺。絕大多數墓葬在古代都被盜掘，幸運的是陵墓仍有大量保存完好的壁畫。

帝王谷對外開放的17座墓葬每天輪流開放三個。從每個陵墓墓口都繪制阿蒙神和國王像，就不難看出法老不朽和再生的母題，圍繞着太陽神拉或新王國的阿蒙拉，國王的神性和再生無處不在，依然保持着金字塔時代的傳統。

對待死亡是一切宗教的核心問題，關心永恒是所有文化的共性。古埃及的解決辦法是讓死去的國君半神化，其标志就是金字塔。法老具有神性的特點貫穿于古埃及的曆史長河中，曆代王朝耗費國力為法老修建金字塔、神廟和地下王陵，而較少引起社會動蕩，即使在社會分裂後又能盡快統一，法老的神性正是主要的因素。

中國古代國君最初的身份不是半神，而是巫觋即靈媒。盡管國君和貴族也修建大墓，但“墓而不墳”“不封不樹”是常态，其随葬品供墓主人“永持用享”“永寶用之”，而不具神性。其本質是象征權力和遵循敬天崇祖之禮。從王朝的統治術看，中國和古埃及有明顯的不同。

2.文物：圖坦卡蒙的寶藏

作為20世紀最偉大的考古發現，圖坦卡蒙(約公元前1341年—公元前1323年)是世上最為人熟悉的法老，也是了解古埃及文明巅峰期的鑰匙。在古埃及的關鍵詞中，圖坦卡蒙有太多的文化内涵：首個考古發現的法老，改革家埃赫那吞之子，19歲早逝而未見記載的法老，埃及文物集大成的所有者等等。最神秘的是“法老的詛咒”——參與的發掘者皆因不明原因先後死去——似乎印證了霍華德·卡特(1874年—1939年)在圖坦卡蒙墓發現的詛咒銘文：“誰擾亂了法老的安眠，死神将張開翅膀降臨他的頭上。”

圖坦卡蒙的文物現保存在埃及國家博物館。一進館内，琳琅滿目的巨大雕像、木乃伊棺材、紙莎草亡靈書、珠寶首飾令人目不暇接。我印象深刻的是納邁爾石闆。這件聞名已久、記錄公元前3100年上下埃及統一的石闆，見到實物才發現它如此碩大，看來中文翻譯有人稱其為“調色闆”并不确切。走進圖坦卡蒙展室，我發現之前所看的有關圖坦卡蒙的書籍和影視都白看了，所有的文字和圖像材料都無法傳達出它們在現場散發出的那種神秘性。

圖坦卡蒙的文物無論從造型、工藝和奢華程度來講都是古埃及文明的高峰。大都會博物館館長托馬斯·霍文曾自豪地說，該館經過多年的艱苦談判，最後由尼克松總統出面，在1971年付了1100萬美金的借展費，成功引進了隻有55件文物的圖坦卡蒙特展(《讓木乃伊跳舞》)。1971年的1100萬美金是什麼概念？那還是布雷頓森林體系的金彙兌本位制時代，一盎司黃金等于35美元。今天的彙率升值了27倍，所以在今天約合3億多美元。圖坦卡蒙文物的價值由此可見一斑。

關注圖坦卡蒙自然會關注考古學家霍華德·卡特。1907年，英國的卡納馮勳爵請卡特負責圖坦卡蒙墓的發掘工作。此前人們曾在帝王谷發現過圖坦卡蒙的王名。快到1922年底，耗費錢财的多年發掘工作依然無果，卡納馮決定撤資放棄發掘，但因卡特的堅持，圖坦卡蒙墓終于在1922年11月4日被找到了。誰都沒有料到，墓中有包括用136公斤純金打造的圖坦卡蒙金棺等共5398件保存完好的文物。卡特本人又花了10年的時間進行整理，其對待科學的嚴謹态度使之載諸史冊。圖坦卡蒙墓的發現成為20世紀最偉大的考古發現之一，埃及考古的亂象也從此改觀。

圖坦卡蒙墓被發現後，與之有關曆史、文化、科學的研究成為顯學，工作至今未曾間斷。比如，電子醫學研究發現其死因是腿疾感染；基因測序已确認了其祖父母、父母、妻子和夭折的子女；而2016年的陵墓掃描結果顯示，墓牆内可能還有多個密室，其中一個可能是埃及著名的美女王後奈費爾提蒂最後的安息地。總之，對于圖坦卡蒙的研究彙聚了幾乎所有考古最前沿的科研工作。

圖坦卡蒙之所以吸引人，還因為他的父親埃赫那吞曾主導過古埃及唯一一次失敗的改革。圖坦卡蒙九歲繼位後用十年時間恢複經濟，開創了十八王朝的輝煌。

古埃及是衆神的國度。阿蒙霍特普四世(意為阿蒙的仆人)繼位後開創了新時代。他改名埃赫那吞(意為阿吞的光芒)，獨尊太陽神阿吞(Aten)，為擺脫強大的祭司貴族集團而廢黜衆神，關閉了全埃及的其他神廟，解散了祭司，在阿赫塔吞即今天的阿馬納建立新都。文獻中還保存有公元前1373年他在阿馬納的情形：“法老巡城的黃金馬車，在太陽神耀眼陽光下，閃亮着奪人的氣勢”。而他死後，圖坦卡蒙将都城遷回底比斯，這裡成為一片廢墟。

埃赫那吞的改革在所有的埃及書籍中都是一個謎，沒有人能說清楚他為何進行一神教改革。他的改革力度可謂空前，而他死後卻一切歸零，其王名也被舊勢力鏟除得幹幹淨淨。從其子圖坦卡蒙在位十年的成就看，因祭司階層的擁戴，社會恢複穩定，經濟繁榮，往南控制了努比亞金礦，往東北征服了地中海沿岸，為十九王朝時期拉美西斯二世的高峰奠定了堅實基礎。假如埃赫那吞改革成功，古埃及的曆史可能是另外一種走向。

埃赫那吞改革的失敗帶來了埃及圖像風格的變化。從那時起，埃及藝術造型固化兩千多年的正面律(即表現人物頭部為正側面，眼為正面，肩為正面，腰部以下為正側面)發生改變，出現了多樣性的人物造型，這倒是一個突出的亮點。

3.科學：埃及學的奠基者商博良

圖坦卡蒙墓的發掘把世界對埃及文明的認識提高到新階段。但對于一個文明的認識，考古學所能提供的還是有限。

從希臘羅馬時代起，古典作家如希羅多德、狄奧多羅斯、斯特拉波、普魯塔克和老普林尼都有大量關于埃及文明的記述。托勒密時代的曼涅托還為後人留下了《埃及史》。遺憾的是他們讀不懂埃及象形文字，錯漏舛訛難以盡述。藏于大量紙莎草、刻銘的古埃及文明在商博良破譯羅塞塔碑銘之前，隻是他者的神秘符号。

埃及最晚的象形文字于公元394年刻在阿斯旺菲萊島的神廟上，此後便無人知曉。文藝複興時期掀起了解讀埃及象形文字之風，但受表意思路的誤導，三百年裡毫無進展。事情的轉機出現在拿破侖遠征埃及時發現了刻有象形文字、通俗體和希臘文的羅塞塔碑。碑銘記載了以托勒密五世埃庇法尼斯名義頒布的一道法令，給各國學者帶來了破譯象形文字的天賜良機。

讀商博良破譯象形文字的書如同讀偵探小說一樣過瘾，我認為他破譯象形文字的成功有三點很重要。

一是研究無禁區。商博良的埃及研究遭到了聲稱世界隻有六千年曆史的天主教會的反對，但商博良仍然堅持。二是學術共同體的促進作用。商博良的老師薩西注意到埃及通俗體中的幾組符号與希臘文中的托勒密和亞曆山大的名字相關，破除了象形文字是表意的障礙；英國學者托馬斯·楊發現埃及通俗體、草書體和僧侶體都來自象形文字，又證明了通俗體不全是字母文字，而商博良早期還認為象形文字是純粹的表音文字。三是埃及文明中斷說并不完全準确。商博良破譯象形文字的轉折點是利用當時巴黎還在使用的科普特語(Coptic)，找到了拉美西斯二世的正确讀音，證明了埃及象形文字是聲符和意符的結合體，這才為現代埃及學的建立拉開了大幕。科普特語作為希臘化的埃及語言與象形文字有親緣關系，從公元2世紀到19世紀一直在使用。從這一點看，古埃及語隻是發生變異卻并沒有消亡。

多年前我國著名曆史學家、教育家周谷城曾在《讀書》上著文說，中國也要有自己的埃及學、亞述學……

在國際學界，做曆史考古研究必修埃及學。中國考古學的泰鬥夏鼐就曾是倫敦大學的埃及學博士。改革開放40年來，埃及學在中國漸漸興起。就在今年，遼甯、湖北、湖南、安徽、山西、浙江多省都舉辦了埃及文物展覽。而最令人高興的是，就在11月29日，社科院考古所派出的考古隊已在盧克索孟圖神廟開始進行考古工作。人們期待着這兩個有着悠久曆史國家的合作，兩個文明的交彙一定會促進雙方文化事業的更大繁榮。

(作者：王紀潮，系湖北省文物考古研究所研究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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