如何提升垃圾分類準确率?日前，省政府辦公廳印發《四川省生活垃圾分類和處置工作方案》，明确到2025年，省内地級及以上城市基本建成生活垃圾分類處理系統，縣級城市、鄉鎮和農村生活垃圾分類工作取得成效，生活垃圾減量化、資源化、無害化水平顯著提高這意味着，四川正在逐步邁入垃圾分類的“強制時代”垃圾分類是一件事關民生和環境可持續發展的“關鍵小事”，涉及行業多、鍊條長、人群廣，面臨着許多亟待解決的現實問題，今天小編就來說說關于如何提升垃圾分類準确率?下面更多詳細答案一起來看看吧!

如何提升垃圾分類準确率

日前，省政府辦公廳印發《四川省生活垃圾分類和處置工作方案》，明确到2025年，省内地級及以上城市基本建成生活垃圾分類處理系統，縣級城市、鄉鎮和農村生活垃圾分類工作取得成效，生活垃圾減量化、資源化、無害化水平顯著提高。這意味着，四川正在逐步邁入垃圾分類的“強制時代”。垃圾分類是一件事關民生和環境可持續發展的“關鍵小事”，涉及行業多、鍊條長、人群廣，面臨着許多亟待解決的現實問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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破認識之“難”：垃圾分類是每個人應盡的責任和義務

●垃圾分類，知易行難，它意味着一個人習慣和行為的改變

●垃圾分類能夠讓人民群衆、社會組織和企業從“旁觀者”變為“建設者”，從“批評者”變為“監督者”

●立法傳遞出一個信号，垃圾分類是每個人應盡的責任和義務，而非可做可不做的小事

四川日報：從今年7月上海開啟生活垃圾強制分類開始，全國已有多個省市将垃圾分類提到了城市管理的首要位置。公衆認為垃圾分類是為了保護環境，除此之外，您認為垃圾分類對經濟和社會發展還有哪些意義？

劉建國：(清華大學環境學院教授、固體廢物控制與資源化教研所所長)：垃圾分類是一項牽一發而動全身的社會治理工作，意義重大。第一，垃圾分類有利于打造共建共治共享的社會治理格局，它是一個加強基層社會治理和治理能力現代化的重要抓手，離不開政府、居民、企業、社會組織等多元主體的共同參與，利益相關方的自我及相互管理、服務、教育、監督，有利于形成垃圾分類人人參與、人人盡責的良好局面。

第二，垃圾分類是經濟高質量發展的必然要求。垃圾分類是對垃圾的精細化、全過程、主動式管理，會從末端對上遊的生産和消費環節産生倒逼重整作用，引導綠色生産、綠色生活，實現産業結構優化和轉型升級，從而促進經濟高質量發展。

第三，垃圾分類有助于緩解“鄰避效應”。過去垃圾分類和處理，主要是政府唱“獨角戲”，人民群衆、社會組織和企業并沒有充分參與。垃圾分類能夠讓人民群衆、社會組織和企業從“旁觀者”變為“建設者”，從“批評者”變為“監督者”，在政府與民衆、企業與民衆之間建立互信，從而化解垃圾處理設施的“鄰避效應”。

四川日報：垃圾分類已形成社會共識，但人們還缺乏常識。四川省統計局民調中心問卷調查顯示，51.3%的受訪居民知曉生活垃圾需要“四分類”，但對具體分類的總體辨識準确率僅為1.4%。

劉建國：垃圾分類這項工作的關鍵，不在于垃圾到底應該怎麼分，而在于人們以怎樣的态度對待垃圾分類。通過長時間的科普和宣傳，社會對垃圾分類不缺意識，也不缺知識。但垃圾分類是一件知易行難的事情，它意味着個人習慣和行為的改變，不是隻靠一次兩次的行動就可以實現，而需要日複一日、年複一年身體力行，才能将過去不分類的不良習慣扭轉過來，所以難度很大。

我們在一些地方調研中發現，知識水平高、收入水平高的群體，垃圾分類似乎還做得比較差。這些人表現為，有意識，有知識，但具體的實踐和行動偏弱。看起來，這些人對于垃圾分類的物質獎勵不敏感，可能是較高的時間成本讓他們不願意在垃圾分類上投入過多的時間。現在，獲取知識的渠道很多，也很便捷，比如通過手機，動動手，就能夠查詢到相應的垃圾分類知識，所以，缺乏相關知識不應該成為有的人拒絕參加垃圾分類的理由和借口。

四川日報：全國各地正在積極推行垃圾分類立法工作，是否能夠改變對垃圾分類重視程度不夠的現狀？

劉建國：改變觀念，的确需要強有力的法律保障。垃圾分類是一項細緻入微的社會治理工作，其成效高低和進度快慢，很大程度上取決于社會治理的法治化水平。立法的目的，除了能夠對垃圾分類的違規行為起到規範和威懾之外，更重要的是能夠向公衆傳遞一個信号，垃圾分類是每個人應盡的責任和義務，而并非一件可做可不做的小事。

有人擔心，立法容易執法難，是因為如果法律中相關規定不合理、監督取證困難，或者不具備可操作性而導緻出現“法不責衆”的現象，法律就會變成“紙老虎”，喪失法律應有的嚴肅性、權威性。我認為這種擔心大可不必。以北京為例。近日剛剛通過修訂的《北京市生活垃圾管理條例》，在修訂前做了大範圍的調研，市、區、鄉鎮三級人大代表都參與了調研，廣泛征求了市民、社區工作者、物業管理者以及有關單位的意見，将産生垃圾的單位和個人的分類投放責任以法律的形式确定下來，體現了國際社會固體廢物治理中“産生者負責”的基本原則，有助于公衆改變垃圾分類是“額外付出”而非“法定責任”的觀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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破環節之“難”：一頭一尾需相向而行

●垃圾分類投放、收集、運輸、處理“四環節”中，最難的是“投放”與“處理”

●頭尾問題不解決，前後端會相互指責，前端公衆以“前分後混”為由拒絕分類，後端則因分類不到位難以為繼

●要加快建設垃圾分類處理設施，量力而行，不追求垃圾分類的一步到位，不斷磨合改進，逐步提升要求

●因地制宜，由易到難，由簡到繁推動垃圾分類，分類标準無須整齊劃一

四川日報：垃圾處理主要經曆投放、收集、運輸、處理四個環節。四個環節中，最核心最重要的是哪一環？

劉建國：就目前國内的情況來說，矛盾主要集中在垃圾分類的“一頭一尾”，即垃圾的分類投放和分類處理。收集和運輸環節，其實沒有太多矛盾。

國内大部分地級市處于垃圾分類的起步階段，這些地方的垃圾處理難點，主要是後端制約前端。後端分類處理的基礎設施建設不完善、不充足，即使垃圾在前端已分好類，也采取了分類運輸，也隻能進入填埋場，“前分後混”自然難以避免。

在垃圾分類先行先試的46個重點城市中，有部分正在從起步向發展階段過渡。這些城市已有一些基本的分類處理設施，但前端分類投放的參與率和準确率不夠高，導緻分類收集的經濟和社會成本過高，已有的分類處理設備無法正常運轉。

頭尾的問題不解決，前後端就會相互指責，前端的公衆以後端沒有處理能力，運輸和處理中的“前分後混”為由，拒絕分類；後端則因分類的低準确度和參與度，無法産生足夠效益驅動發展。

四川日報：怎樣才能達到前後端通暢銜接的成熟階段？

劉建國：處于起步階段的城市，要加快建設垃圾分類處理設施，可以适度超前。過去的垃圾分類工作之所以成效不大，就是因為垃圾分類處理設施存在短闆，高标準的焚燒發電、規範化的回收利用與全鍊條的生物處理能力不足、結構欠優。此外，針對居民分類意識薄弱的問題，可以采取大類粗分的方式，先動員公衆參與分類，再根據分類處理設施的建設和完善逐步細化分類的标準和要求。

處于過渡階段的城市，應當注重兩端發力，相向而行。一方面，要進一步優化已建成的處理設施的結構，提高處理能力；另一方面，前端投放環節量力而行，不追求垃圾分類的一步到位，應不斷磨合改進，逐步提升要求。否則會損害社會互信，容易陷入居民以企業“前分後混”為理由不參與分類，垃圾運輸、處理的企業以居民“參與率低、準确性差”為理由不分類收運的死循環。

對居民來說，要堅持履行自己的責任，持續做好源頭上的分類投放。目前出台的法律法規針對收集、運輸、處理環節的處罰力度很大。因為相較于居民投放行為來說，企業更易于監管，執法成本也相對較低。我們千萬不能以别人的錯誤為借口拒絕垃圾分類。

四川日報：推動垃圾分類應該從易到難，逐步細化？标準是否需要統一？

劉建國：分類的确應該由易到難，由簡到繁地去推動。但是，标準卻不一定要完全統一，目前住建部出台的标準，是一個推薦性的标準，并沒有要求各地強制執行。世界上很多國家，垃圾分類并無整齊劃一的分類标準。日本的垃圾分類做得很好，但東京市各區之間，垃圾分類标準和方法也不盡相同。

指出，垃圾分類要遵循以法治為基礎、政府推動、全民參與、城鄉統籌、因地制宜五個原則。“因地制宜”的意思，就是各地要結合自己所處的發展階段、政府支持力度和垃圾處理能力等因素，規劃設計适合推行的垃圾分類系統，一步一步去提高垃圾分類的準确率。如果一下子将标準定得過高，不僅無法實現，成本上也不劃算。我國部分垃圾分類先行城市在過去多年的探索實踐中，已初步形成了一些符合城市定位與特點的方式方法，應該在揚棄的基礎上，鞏固成果、補齊短闆、形成鍊條、構建體系，樹立不同自然社會經濟條件城市垃圾分類的樣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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破市場化之“難”：厘清各方責任切忌急功近利

●垃圾分類需要的是合理市場化，就是必須在促進居民履行源頭分類投放責任的前提下進行

●招标引來的企業在社區進行垃圾分揀和投放，準确率和成功率看似提高，卻背離了垃圾分類“全民參與”的原則和初衷

●建立垃圾分類的長久機制，要遵循“産生者負責，污染者付費”的原則，由居民和政府分擔分類成本，企業提供服務

●垃圾分類試點猶如“孤島”，投放、收集、運輸到回收，都需配備專門人力物力，不能形成規模效應，成本較高

四川日報：您一直強調垃圾分類鍊條上不同利益相關方責任的界定與履行，界定責任是否是垃圾分類實現常态化、制度化的關鍵？

劉建國：垃圾分類要長期持續，各方的利益和責任就必須具有清晰的邊界。這項工作一直以來存在一個誤區，就是一些地方想僅僅通過市場化的手段來推動垃圾分類。市場化确實是促進垃圾分類的有效機制，不僅有助于加快分類進度，降低分類成本，也便于監管考核。但垃圾分類需要的是合理市場化，就是必須在促進居民履行源頭分類投放責任的前提下進行，企業的責任範圍應限于收集、運輸、處理環節。現在，不少地方政府通過招投标引入企業，在社區進行垃圾分類的分揀和投放。短期看的确能夠提高分類的準确率和成功率，但卻背離了垃圾分類“全民參與”的原則和初衷。

企業越俎代庖，讓垃圾分類容易變成“政府出錢，居民旁觀，企業分類，交差了事”，使居民在投放環節産生依賴，認為垃圾分類可以與自己無關，這無助于垃圾分類習慣的養成，也會讓政府背上沉重包袱，不利于實現基層社會治理和城市精細化管理。

建立垃圾分類的長久機制，應該要遵循“産生者負責，污染者付費”的原則，由居民和政府分擔分類成本，企業參與提供第三方服務。需要明确的是，第三方服務絕不能是企業代替居民做分類，而是企業通過提供咨詢服務和信息化的技術手段，對居民進行教育、宣傳和引導，讓居民明白垃圾怎麼分，分類後的垃圾去了哪裡。政府不能急功近利，速度慢一點沒關系，但不能走到錯誤的道路上去，路徑選擇錯誤，走得越快，離我們的目标就越遠。

四川日報：産生這樣的誤區，原因是什麼？

劉建國：出現誤區，一個重要因素是部分地區将垃圾分類視為一種技術門檻很低的工作，隻看到局部，沒看到整體，隻看到了“鍊條”上的一環，卻忽視了整個産業鍊。垃圾分類工作是一項複雜艱巨的系統性工程，垃圾分類“鍊條”、“系統”、“體系”的構建絕非一日之功，需要有科學的制度設計和持續努力，将分類的短期目标、中期目标和長期目标結合起來，才能确保垃圾分類“鍊條”環環相扣，進而持續長久地運行下去。

四川日報：成都年内将确定22個建制街道，整體推進生活垃圾分類。

劉建國：成都提出22個區（市）縣将各确定1個建制街道片區整體推進生活垃圾分類，其實就是試點，過去其他城市也有類似的做法。

垃圾分類試點，主要是由于後端的垃圾處理能力不足，制約了全面推行分類的進度。試點的好處在于，城市能夠在這個過程中不斷建設和提升垃圾分類的各種能力，不斷擴大試點範圍，直到全面推行。這是我之前提到的“兩端發力，相向而行”的積極嘗試，但需要注意的是，一方面，進行垃圾分類試點的街道就像個“孤島”，投放、收集、運輸和回收各環節，都需要專門配備人力物力。有限的垃圾不能形成規模效應，成本較高。另一方面，非試點區域内的居民往往會對分類工作不夠重視，久而久之，“負向情緒”會讓已經積累的成果不斷衰減。因此，成都垃圾分類不宜長時間停留在試點階段，一旦後端處理能力完善，時機成熟，就應當迅速向全市範圍内推廣。

對四川，尤其是成都，我希望能夠形成垃圾分類的“成都特色”，做出自己的特色。現階段的垃圾分類工作，大多聚焦于城市，較少關注農村。城鄉統籌是目前垃圾分類工作落實較弱的環節。成都是全國統籌城鄉綜合配套改革試驗區，在城鄉統籌、融合和均衡發展等領域走在全國前列，應在統籌城鄉垃圾分類方面多下功夫。比如，探索建立城鄉一體的生活垃圾統籌管理制度，讓城市的生活垃圾，尤其是廚餘垃圾能夠利用鄉村的空間和設施，得到妥善的利用；而農村産生的垃圾，如大量的包裝垃圾、廢舊衣服等，直接進入城市的再生資源回收利用服務中心和處理設施進行處理，從而減少設施的重複建設，提升處理效率。

把脈

垃圾分類企業如何可持續發展？

找準定位

與消費類企業合作

成都奧北環保科技有限公司通過微信小程序、網站和投放點，連接居民、社區、物流體系和回收再生系統，從而降低垃圾的整體回收成本，讓可回收物得到規範專業回收，并進入再生循環體系産生銷售收入。截至2019年5月，奧北環保在北京、成都、西安累計發展35499名個人會員、243個機構會員，其中14863名完成實名微信認證付費購買服務，并開始持續分類投放，包括一些集體用戶。奧北環保創始人、董事長汪劍超向清華大學環境學院教授劉建國請教，作為緻力于垃圾分類的企業，奧北環保如何在幫助社區和居民構建完備分類秩序，傳遞分類知識和思維的過程中，實現可持續的良性發展？

劉建國認為，對企業來說，垃圾分類領域有很多機會，關鍵是企業要找準定位。市場化的手段不能用在投放環節，讓企業去代替居民做投放。投放是個人的工作，不是企業的。奧北環保作為一家創業公司，通過規範的管理和信息化技術手段的應用，吸引居民主動參與到垃圾分類，尤其是投放環節，十分重要，也很有意義。但企業需要思考如何通過垃圾分類回收生存并最終實現盈利。像奧北這樣，初期通過廢品回收的形式實現企業發展是必要的，但隻是一種過渡，因為垃圾本身不是資源，而是污染物。企業回收轉運居民産生的垃圾，不應該向居民支付報酬。劉建國認為，支付報酬，就和過去走街串巷收舊貨賺取差價的廢品回收模式一樣，甚至會變相鼓勵人們制造更多垃圾，導緻利益分配錯位。

劉建國認為，從長遠看，奧北環保應當從生産者責任延伸制度的角度出發，借鑒發達國家經驗，與諸如飲料、礦泉水、快遞、酒類等具備較好實施條件的行業企業合作，對企業所産生的垃圾和廢舊物進行回收利用或處理處置。隻有這樣，才能讓企業真正實現盈利，走上可持續的良性發展道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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