西夏王陵在考古挖掘過程中，發現了不少西夏文碑殘塊，這些西夏文碑是研究西夏王陵及西夏曆史的重要資料，但是西夏文字因為筆畫繁雜，曆史久遠，已經變得鮮有人識了。這些西夏文字是怎麼創造出來?在西夏文化傳播中起到了什麼重要作用呢?

西夏文字是李元昊稱帝時，為了創制出黨項族獨有的文字，和中原文化相抗衡，便命令西夏著名的學者野利仁榮創制出一種專門用來記錄黨項民族語言的獨特文字。創制文字是文化盛事，是一個民族曆史文化發展到一定水平的産物。西夏文字在當時被稱為“蕃書”或“國字”，是西夏國内的官方文字和語言，現在的中國學術界稱其為“西夏文”，而國外一些研究西夏文字的學者則稱它為“唐古特文”。西夏政權被蒙古滅亡後，西夏民族四分五裂，國滅民散，天各一方，随着時間的推移，民族的融合，文化的滲透，語言的交流，黨項民族被漢、回、藏、蒙等民族漸漸同化，成為消失在曆史塵煙中的古老民族。雖然作為一個民族，黨項族不複存在，但其創制的西夏文字，則随着碑刻、文物流傳下來，雖然西夏文字早已無人能識，成為有着“天書”之稱的“死文字”，但這凝聚着黨項民族智慧的古老文字，卻成為解讀西夏曆史的重要工具。

《隋書·黨項傳》言，黨項原本“無文字，但候草木以記歲時”，處于非常原始的文化萌芽階段。曆經唐、五代以至宋初的漫長歲月，黨項開始從遊牧民族向農耕民族轉化，從依水草而居到有了相對穩定的居住地。生産水平雖然不能和中原地區相比，但比起本民族原有的落後的原始部落狀态，顯然是有了飛躍的進步。生産力的發展促進了文化事業的繁榮，西夏文的創制，便是文化事業繁榮的具體體現。

黨項族和許多少數民族一樣，在古代社會處于社會發展的初級階段，長期以來過着“結繩記事”的原始生活，還處于原始社會的發展階段，文化發展程度低，沒有記錄本民族語言的文字。唐朝及五代時期，黨項族大量東遷，和漢族頻繁交往，漢族悠久燦爛的文化使黨項族迅速進入了新的社會發展階段，黨項人已經開始熟練地掌握和使用漢文字。李元昊建立西夏王國後，其疆域已經“北連大漠，南至蕭關，東盡黃河，西界玉門”，成為西北最強大的割據政權了。李元昊決意稱意，和遼、宋平起平坐，三分天下，如果沒有自己獨有的文字，仍舊使用漢文或契丹文，難免會被文化程度比自己發達的多的遼、北宋所瞧不起。因此，天昊建國後的當務之急，就是文化上的創新，創建出一種能和漢文、契丹文平分秋色的優秀文字來。因此，創制一種代表黨項民族文化的文字勢在必行。

宋朝學者沈括在《夢溪筆談》中記載：“景德中，黨項首領趙德明卒，其子元昊嗣立之……其徒遇乞，先創造蕃書，獨居一樓上，累年方成，至是獻之。元昊乃改元，制衣冠禮樂，下令國中悉用蕃書，蕃禮，自稱大夏。”西夏語譯《妙法蓮華經序》也說：“風角城皇帝以本國語言，興起蕃禮，創造文字，翻譯經典。”據考證，風角城皇帝就是元昊。元昊本人送交宋朝的表文也說：“臣偶以狂斐，制小蕃文字，改大漢衣冠。”這裡說的“小蕃文字”即是黨項文字，即所謂“蕃書”。一系列資料表明，黨項文字創制于元昊時期。沈括《夢溪筆談》所記獨居一樓創制蕃書者，是元昊重臣野利仁榮。野利是黨項八大部族之一，野利仁榮本人又是元昊稱帝的重要謀士，受封“谟甯令”，“主蕃學”，由他在元昊時期完成對黨項文字的創制工作，應該是可信的。

野利仁榮對中國文化典籍非常精通，是西夏王朝建立初期各種典章制度的參與者和謀劃者，是元昊身邊最重要的文臣謀士，可以說是元昊的左膀右臂。元昊将此大任交付于他，野利仁榮自然不敢怠慢，經過一番醞釀，元昊和野利仁榮對西夏文字的設想和規劃達成了共識，那就是決定借鑒漢字的筆畫、構造，但又不抄襲現有的漢字，盡量避免和漢字雷同。野利仁榮為了創造出一套完整的西夏文字，可謂是費盡心思，殚精竭慮，他把自己鎖在一棟高樓之上，吃喝都由仆人送上樓去，自己從來不下樓，閉門謝客，潛心造字，終于在西夏大慶元年(1036年)創造出了十二卷西夏字。元昊看到新的西夏文字後，非常高興，專門下诏向全國推廣新文字，并将其稱為“國字”，并規定以後凡是重要的國書、政府間的公文等官方文件，都必須用西夏文字書寫。群臣上表敬獻頌詞，并改廣運三年為大慶元年以示慶祝。

為了推廣西夏文字，使其迅速為黨項人所使用，野利仁榮派弟子到民間教習傳授，幫助他們使用西夏文字記事。他甚至親自到很多重要場所進行現場傳授、解惑。野利仁榮對西夏文化的發展作出了突出的貢獻，是西夏曆史上重要的文化人物。他死後，元昊親自前住吊喪，哀歎自己“痛失一臂”，給予其厚葬的待遇，追封其為富平侯。過了一百多年後，其事迹還被西夏人民廣泛傳誦。西夏天盛十四年(1162年)，仁宗仁孝又追封野利仁榮為廣惠王，以表彰他為西夏文化發展所作出的傑出貢獻。

西夏文字是仿照漢字創造出來的，在形體上借用了漢字的筆畫，如點、橫、豎、撇、捺、拐、提等。并将他們組合成一些類似漢字偏旁、部件的“字素”，再把這些字素拼合成結構功能、形體特征都和漢字類似的方塊文字，并且借用了漢字的造字方法“六書”，即“象形、指事、會意、形聲、轉注、假借”，來創制西夏文字。西夏文字的偏旁、部件都是利用漢字筆畫另造的，雖然從外表看起來和漢字很像，但和漢字是形狀相似，但意思千差萬别，現存六千多個西夏字沒有一個是和漢字相同的，這也反映了西夏文字的創制精細，非粗制濫造之作。

在文字構成上，西夏文字可分單純字和合體字兩大類。單純字筆畫較少，無法再進一步分解為更小的單位，可獨立地表示與原字相關的音和義，是構成合體字的基礎，這類字比較少，絕大多數為合體字、互換字和對稱字等。合體字包括會意合成字、音意合成字和反切合成字等。會意合成字是由兩個或三四個西夏字各用其一部分或全部組合成一個新字，其字義也是由這些西夏字的字義合成的，類似于漢字的會意字。音意合成字是由兩個西夏字各用其一部分或全部組成一個新字，一個字起标音的作用，與新字讀音相同或相似;一個字起表意的作用，與新字字義有關，類似于漢字的形聲字。反切合成字是兩個西夏字各用一部分或全部合成，其讀音則由第一個字的聲母和第二個字的韻母拼合而成。這類字多用于标注漢姓、地名、真言的譯音。互換字是把一個字的兩個部位交換位置組成新字。新組成的字和原來的字往往在字義上有密切的關系，它們常聯起來共同組成一個詞或詞組。對稱字由兩個相同的形體構成，其中一部分帶有“雙”的意味。

西夏文創制後，沒有再創造其他文字，不像契丹、女真那樣造出大字後又造小字，這說明西夏文字在使用過程中沒有發生大的困難，是當時創制的比較成功的一種文字，是我國文字寶庫中的一朵奇葩。

西夏官府和民間非常重視西夏文字的研究、傳播和學習，在西夏文字創制後，為了方便民衆更好地掌握這種文字，西夏官方專門編纂出版了一批西夏辭書和夏漢對音對義詞典，如《文海》《音同》《番漢合時掌中珠》《聖立義海》《五聲切韻》等，這些工具書曆經曆史的滄桑，所幸都保留下來，成為今天學者們研究解讀西夏文字之謎的必備鑰匙。

《音同》是一部收字最多的西夏文字書，收單字5800多個，目前所見到的西夏字該書全收了。此書版本較多，已發現的在6種以上，其中通行本為西夏正德六年(1132年)刻本。《音同》是以聲分類的字典，全書所有的大字按聲母分為九品：一品重唇音，二品輕唇音，三品舌頭音，四品舌上音，五品牙音，六品齒頭音，七品正齒音，八品喉音，九品流風音。劃分聲類的名稱是從漢語音韻學的術語中借譯來的，不難看出傳統的漢語音韻學對西夏音韻學的影響。九品音中所含大字數各不相等，最多的流風音有1000餘字，最少的舌上音僅有20字。《音同》最突出的特點是對所收的西夏字以聲母分類并劃分同音字組，它側重于語音分類和文字的規範，對字義的注釋簡明、扼要，使該書具有言簡意赅的西夏文字典作用。

《文海》是對所有西夏字的字形、字音和字義進行全面解釋的大型字典。可惜的是該書隻留下了平聲部分，僅有2577個大字。該書因是殘本，即無序言，也無跋尾，其編印年代和作者均無從查考，估計成書刊印可能在西夏中期。《文海》是一部系統解釋西夏字形、義、音的著作，因此在西夏語言文字的研究上有着不可忽視的作用。首先，它對近3000個西夏字進行了字形解釋，其中大部分是正确的，這為後人探尋西夏字的組字規律和字源根據提供了極大的方便。其次，它對字義的詳盡注釋，不但對人們了解西夏文的字義、詞彙和語法功能提供了直接幫助，同時由字義的诠釋，使人們對由字義涉及到的西夏社會情況的各個方面，如風俗、農事、畜牧、商業、文化、藝術、宗教、家庭、民族、國家關系、軍事組織等，都會有更深入更明晰的了解。再次，《文海》用反切注音，對西夏語音的研究價值是十分明顯的。人們可以根據每個字的反切确定該字的音值，進而還可以用系連等方法對西夏語的聲、韻、調進行系統的對比研究，明确它們在西夏音韻體系中的相互關系，這對構拟西夏語音，闡明西夏語音體系至為重要。正是由于《文海》的諸多價值，所以一直受到當今各國西夏學專家的高度重視。

《番漢合時掌中珠》被譽為通向西夏文字初階的金鑰匙，欲通西夏文，必須先弄懂此書。早期的西夏學專家，在破譯西夏文“天書”時，幾乎都是憑借《番漢合時掌中珠》來實現的。《番漢合時掌中珠》是一本西夏文——漢文音義雙解的語彙本辭典。編于乾祐二十一年(1190年)。原書蝴蝶裝刻本，共37面，今已發現有兩種以上的版本。作者骨勒茂才是一位滿腹經綸的黨項學者，對西夏語和漢語的研究都有深厚的造詣。他在序言中說：“今時人者，番漢語言可以俱務，不學番言，則豈知番人之衆;不會漢語，則豈入漢人之數。番有智者，漢人不敬;漢有賢士，番人不崇。若此者，由語言不通故也。”為了釋解民族文化的隔閡，他立志編輯了這本雙解辭典，以此來促進民族文化的融合和了解，其遠見卓識，令後人肅然起敬。《番漢合時掌中珠》以“天、地、人”三才分為三部分，每部分又按“上、中、下”分為三類，即“天體上、天相中、天變下;地體上、地相中、地用下;人體上、人相中、人事下”等9集。它對每一詞語都并列四項，中間的兩項分别是西夏文和它的漢譯文。最右邊的漢字是左邊西夏字的注音，最左邊的西夏文是右邊漢字的注音。這樣四行排列，使西夏文與漢字的音、義兩兩相對，這不但使當時兩個民族間的人們在學習對方的語言時非常方便，而且使後世學者在研究西夏語的音、義時，可以憑借相對的漢文注字找到可靠的依據。《番漢合時掌中珠》的作用不止如此，它在研究西夏語的複字注音和宋代漢語西北方言上也有很大幫助。由于骨勒茂才對西夏語音的特殊了解，他使用兩個漢字注一個西夏字音，即複字注音。研究這些複字注音，對準确地構拟西夏語音有不可忽視的作用。再者，由于《番漢合時掌中珠》的西夏文是用宋代西北方言的漢語注音，運用這些豐富的對音資料，對于深入探讨宋代的西北方言将會大有裨益。可以說，這本書對于了解少數民族古文字和中古漢語的變化發展，都是不可或缺的珍品。

《聖義立海》為西夏人撰修的一部百科性辭書，第一卷終有“乾祐十三年(1182年)五月十日刻字司重新刻印”字樣。全書共5集15卷，142類。包括天體日月、月令節氣、地貌山川、樹草花石、金銀布帛、走獸飛禽、帝後嫔妃、皇室儀仗、佛法器具、文房四寶、食器茶具、器樂酒具、人物分類、親屬關系、宗法禮儀、人倫秩序等，世間萬物，應有盡有。尤其該書在解釋各種事物名稱時，引用了大量的神話故事和曆史傳說，其中有的是轉引自漢文典籍，有的是取自本民族的《大詩》等原始資料，對于人們了解西夏人的社會生活和文化形态，是彌足珍貴的第一手資料。全書殘缺較多，今僅存第一、第十三、第十四、第十五卷較完整以及第三、第四卷各存其半。

《五聲切韻》是一種系統的西夏語音表，也有幾種類型的版本。常見的一種共77面，編于西夏乾祐四年(1173年)，屬仁宗仁孝統治時期。書中把所有的西夏文以聲、韻為經緯，分别排列成表，橫行同韻，豎行同聲。各表也以平、上兩聲為序，每聲中又依重唇、輕唇、舌頭、舌上、齒頭、牙、正齒、喉、流風等九品音為先後。該書與漢語音韻學書籍中的《四聲等子》《切韻指掌圖》相近似，也可能就是仿照後者編成的。

其他西夏文的字典辭書還有很多，如解釋同義詞的詞典《同義》等。在中國邊疆少數民族中，在不到200年的時間裡，其間戰亂不止，能創編出一套在官方和民間普遍采用的文字符号，而且能編撰出如此衆多門類紛繁的字典辭書，說明黨項民族的文明程度和文化修養是相當高的。

西夏文字随着黨項人的遷移，曾經廣泛傳播開來，從傳播區域上看，在西夏版圖内，東起陝北，西至敦煌，北到内蒙古額濟納旗，南到固原，都曾發現過西夏文字的文物遺迹，這些文物包括西夏文書，西夏碑刻等等。西夏文字的傳播甚至遠遠超出西夏境域，遠播到漢族聚居的腹心地帶，如北京、保定、杭州等地。

從西夏文字的使用時間上來看，西夏文字的生命力也比較頑強。不像有些民族的文字那樣轉瞬即逝。西夏滅亡後，西夏文字并沒有馬上消失，仍在流傳，直到明朝中期還有黨項遺民在保定修造西夏文石經幢，前後持續時間有四百六十餘年，這說明西夏文字的生命力是比較頑強的。

從應用範圍上看，西夏文涉及西夏社會生活的各個方面，有西夏國與其他王朝、民族政權間的往來公文;有譯自漢文的典籍，如《論語》《孟子》《孝經》《孫子兵法》《黃石公三略》《六韬》等;有西夏人自撰的作品，如《文海》《音同》《義同一類》《三才雜字》等西夏文字辭書，夏漢對音對義詞典《番漢合時掌中珠》以及百科性辭書《聖義立海》等;有《天盛改舊新定律令》等法律著作;有文學作品和佛經等。此外，還有用西夏文字書寫的審案記錄、契約賬目、醫方曆書，以及西夏碑刻、印章、符牌、錢币等。

明代中期以後，西夏文字成為一種無人能識的死文字。20世紀初，大批西夏文獻陸續出土，特别是西夏王陵，更成為西夏文字出土的重要考古場所，許多中外學者對西夏文字進行了卓有成就的研究。通過對西夏文字的研究，一些西夏曆史上的謎團漸漸揭去面紗，被世人遺忘數百年之久的西夏文字也重新煥發了青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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