導語：北宋中期之後，特别是在範仲淹變法擴充官吏數量之後，北宋初期為鞏固皇權的三冗政策已經漸漸的不适應北宋中期社會發展需要，同時，此時頻繁的對外戰争，如對遼、西夏等國的戰争，使得軍費所占國家财政收入的比例大大提升，"養兵之費，在天下據七八"，加之前期給予官員個人及家庭的各類優待政策，使得國庫入不敷出，人民生活壓力更為沉重，社會現狀亟待變革。與此同時，宋代繁榮的商品經濟使得以王安石為代表的改革派看到了通過類似于國家資本主義的方式充實國家财富的方式，在此思想指引下，王安石等人開始了為鞏固封建統治但在一定程度上損失了諸多百姓利益的改革，神宗去世後，王安石閑居江甯，變法亦遭廢止，他的變法為後人留下了諸多有待品評的話題。

王安石變法遭到了很多人的反對

王安石變法最初的出發點确實是為了富國強兵，但是其中所施行的部分措施，卻又因為過分傷害既得利益者的利益，又未獲得中下層民衆的充分支持，最終卻成為了導緻北宋滅亡的重要原因之一。

我們來看王安石變法的構想，王安石在神宗剛剛繼位時向神宗朝賀的奏章中寫到："當今治國之道，當以擇術為始。"，其意圖是突破原有的通過國營政策以增加國家财富的方式，轉而通過自國家手中現有财富的流動，借助本已發達的商品經濟，從而建立起一個政治，經濟實力均較為強大的中産市民階層，并通過自己主導下來自于中央的政策支持博取原本就較為傾向于自己的這一階層的支持，達到對抗原有既得利益集團從而解決改革阻力推動整個國家轉型的目的。

可惜，理想往往豐滿，現實通常骨感。

青苗法是指作為地方行政單位的各路，府，當三月至五月由于受到長江中下遊地區伏旱天氣影響導緻農業生産青黃不接的時候，出面向之前必須向地主借貸高利貸以維持農業基本穩定的農民們借款、借糧，每半年取利息五分之一到六分之一，伴随着夏秋兩季的農業稅上交。單就稅率上看，這的确比地主們放貸給農民的每年翻倍的貸款利率好了很多。從表面上來看，這一制度在增加了國家财富的同時又很好的通過自由市場競争的手段限制了地主階級對農民的無法進行過多的剝削，從而限制了其經濟實力的繼續膨脹，緩解了随社會生産力水平而日益激化的階級矛盾。但是在這一政策自上而下推行的過程中，王安石簡單的的将青苗法是否得以推行作為衡量地方官員改革決心從而彰顯政績的重要"考核标準"之一，從而導緻地方官員為了追求政績謀求晉升空間而盲目推崇青苗法，采用"散摽""抑配"的辦法，帶有強制性，間接的使得沒有這一借貸需求的農戶也必須向官府支付利息，從而成為了一種變相的稅收，反而加重了原有的不需要借貸農戶的負擔。

再者，由于原本無需借貸農戶具有相當的政治地位和經濟實力，借助這一部分優勢，他們可掌控作為農民群體中較大一部分話語權。因此，這一改革雖然在很大程度上維護了貧窮的農民利益，但是由于農民中中高等收入群體的利益未能夠得到保障，從而使得這一次農業改革的成果因農民群體中受益者話語權的缺失以及地主階級利益的受損，反而使得在社會整體利益格局中的力量對付發生了極大的變化，反倒增加了改革的阻力。這實際上是由時代局限導緻的，因為在專制王權下無疑是不可能允許私人金融自由發展的。

青苗法的考核促成了民向官的強制借貸

針對商業行為中存在的市無定價，富商大賈從中操縱獲利的狀況，在京師設立市易務，管理市場，物價賤時增價收購，物價貴時減價出售。但是在實際施行的過程中，卻又演變成為了前代所運用過的國家專營制度，可以說，由政府對于重要物資的壟斷性經營是我國封建時代增加财政稅收的重要方式之一，這樣一種做法雖然可以增加國家财富，但是弊病實在太多，經手管理的官吏無不中飽私囊,官營的實質結果，就是在壟斷市場的前提下造成鹽鐵的質量粗惡不堪的同時，還限制了自由選擇的餘地。因而受益者單隻就剩國家一席，反對改革者卻包含了商品經濟經營者，地主階級，手工業生産者之數衆，加之前期朝廷官員的阻撓，改革的阻力可謂是極大。

王安石和蘇轼就市易法展開争論

由朝廷下令清量全國的土地面積，逐頃核實土地的真正所有者，并且将土地按土質的好壞為五等，作為征收田賦的依據。這更是觸及了封建土地所有制的根基，長期以來，曆代無論是怎樣的緩解貧富差距過大的措施總是能夠被地主以種種手段轉嫁至農民身上，其中最為關鍵的就是轉移土地的名義所有權。這一措施毫無疑問的深刻觸動了地主階級的利益，并且未曾有相應選人用人措施下的政治體制改革，忽視了朝廷之内的衆多官員實質上視作為地主階級的代表，并且是傑出代表以及國家利益和官員個人利益在這樣一種狀況下是幾乎背離的這一現實狀況。

王安石變法觸痛了朝中利益集團

王安石變法中最為關鍵的破局點之一就是增加社會總體财富，而在農業社會社會财富基本既定，無論改革者的最初出發點如何，最終結果都隻能是"與民争利"。而許多"理财"措施隻能交由民間機構，若交給政府，必然會導緻壟斷和腐敗。

王安石變法在一定程度上确實可以說是阻抑了兼并，但是所阻抑兼并的手段簡單而直接——由政府兼并而代替原有的地主兼并，在政府的一的同時，并未使得市民階層和普通社會民衆在變法中獲得壟斷陰影下的解脫，因而改革之後繼力遠遠不足，并且通過以政府兼并來代替地主的兼并，其結果無疑是延緩了中國封建社會内資本主義的萌芽曆程。這是時代的局限，也是曆史的局限。

王安石變法是我國古代曆史上首次希望通過以國家資本主義的手段實現富國強兵理想的一次重要改革，雖因為改革的最終失敗而不被後世所重視，但是這無法磨滅王安石變法在我國古代資本主義萌芽發展史上由制度創新所帶來的巨大貢獻。而在封建社會的曆史發展過程中，地主階級始終處于整個社會的統治地位，任何形式之下的變法實質上上就是以極少數人的勢力對抗極大多數，即使改革的措施僅僅隻是在一定程度上減輕剝削，但是也不能為追逐自身利益最大化的地主階級所容。因此封建社會的改革包括王安石變法在内，慶曆新政，王莽改制種種幾乎均無成功先例。正如錢穆先生所評價的："封建制度頑固性之強，除非滅絕，極難改革。"

宦海潮起又潮

落仕途沉浮

又幾經波折

再遇困惑

靡靡之音回蕩

往昔光榮不在

前途又在何方

寸分不向霸王讓

改革的大旗高舉

風雨飄搖中又前進

臨危中受命

逆流前進

資本主義卻太遙遠了

百年大業何日及

參考文獻

《國史概要》

《宋史》

易中天 《王安石》

《續資治通鑒長編·卷二百九》

更多精彩资讯请关注tft每日頭條，我们将持续为您更新最新资讯!