曆史上不少朝代除了帝都之外還有其他的幾個都城并存，比如北宋有東京開封府、南京應天府、西京河南府、北京大名府四大都城，明朝則有北都北京、南都應天和中都鳳陽三大都城，不過曆史上第一個實行多個都城并存的朝代卻是曹魏。

裴松之引《魏略》曰：“改長安、谯、許昌、邺、洛陽為五都，立石表，西界宜陽，北循太行，東北界陽平，南循魯陽，東界郯，為中都之地。”

西漢都城長安，東漢都城洛陽，雖然因為漢末戰亂頻仍，漢獻帝先是遷都長安，後又遷都許都，但是也不存在幾個都城并存的情形，曹魏隻是三分天下有其一，那為何曹魏立國後卻在帝都洛陽之外再設長安、谯、許昌和邺城一共五大都城并存？曹丕：你也不看看我的對手有多少！我們來分析一下其中原因。

洛陽在董卓脅迫漢獻帝遷都長安之前遭到了大規模的破壞，很長時間都沒能恢複過來，這也是196年漢獻帝之所以遷都許都的原因之一。其後曹操對洛陽進行了重建和修複；随着地位的越來越穩固，曹操的野心也越來越大，取代漢室的趨勢也越來越明顯，建安後期曹操很多時候并不在邺城，也不在許都而是在洛陽，比如襄樊之戰前後曹操就一直在洛陽，這個時候的曹操其實已經流露出了定都洛陽的意願。

《三國志》記載：冬十月，軍還洛陽。王自洛陽南征羽，未至，晃攻羽，破之，羽走，仁圍解。

除此之外曹魏定都洛陽至少還有兩個方面的原因：第一，洛陽作為東漢的帝都，曹丕三受禅讓而建國，以洛陽為新王朝的國都其實就是要強調自己取代漢室的正統性；第二，曹魏有幾條防守戰線，比如東線淮南、西線關中、南線襄樊，洛陽居于中間位置又有關河之固，西連關中、南顧荊襄、東南則可虎視江淮，這種便利性無論是長安還是邺城都不具備的。

有了帝都洛陽，曹丕為何又要分設邺城、長安、谯、許昌四大都城呢？這就不得不和曹魏戰線拉得太長和四面樹敵需要處處防守有莫大關系了。

曹魏在東線合肥和淮南需要和孫權作戰、南線荊襄一線同樣面對孫權的壓力（一開始除了孫權還有關羽，219年孫權偷襲荊州得手後曹魏的敵人就隻有孫權一人），西線有勁敵蜀漢，北疆遊牧民族特别是鮮卑的崛起也給了曹魏壓力，除了北疆稍微安穩一點之外，東線、南線和西線無一不是曹魏防守的重中之重，這就決定了曹魏在這幾個方向需要作出積極的戰略部署以策應戰事的發展，這是曹魏五都制并行的根本原因所在，我們來了解一下其餘四都設立的大概原因。

長安

對于曹魏而言，雍涼二州的威脅最大，一方面漢中之戰後東西兩川合二為一，蜀漢從漢中出兵可以同時威脅到關中和隴右；另外一方面東漢末年以來涼州動亂不已，朝廷對涼州的控制力度一直不強，這一地區的少數民族也不安分，所以以長安為四都之一鎮撫雍涼二州很有必要。

曹魏在長安布有重兵，都督雍涼諸軍事的無一不是朝廷重臣和能征善戰的名将，比如曹真、司馬懿、郭淮、陳泰，以及都督隴右諸軍事的鄧艾和都督關中諸軍事的鐘會等等，從軍事角度來看，長安堪稱是洛陽之下曹魏最重要的第二都城。

邺城

自建安九年（204年）大敗袁尚攻破邺城并出任冀州牧之後，曹操就很少回許都了，邺城成為了曹操發号施令的行政中心，特别是213年進爵為魏公之後更是如此，經過韓馥、袁紹和袁尚父子、曹操幾十年的經營和努力，邺城俨然成為了黃河中下遊的政治中心。

《三國志》記載：初，洛陽宗廟未成，神主在邺廟。(太和三年)十一月，廟始成，使太常韓暨持節迎高皇帝、太皇帝、武帝、文帝神主于邺，十二月己醜至，奉安神主于廟。

曹丕正式立國前，邺城一直是曹魏公國和王國的國都，也是曹魏宗廟所在和龍興之地之一（一直到229年魏明帝曹叡才把宗廟從邺城遷至洛陽），除此之外，邺城還擔負着震懾和支援北疆作戰的重任，所以理所當然的是五都之一。

許昌

許昌離洛陽并不遠，按理來說既然有帝都洛陽，沒必要再立許昌為一都，那為何許昌仍脫穎而出成為曹魏五都之一？可能有以下兩個原因：

第一，許昌對曹魏有重要的政治意義，黃初二年（221年）曹丕以“漢亡于許，魏昌于許”之意，改許縣為許昌，許昌是曹操挾天子以令諸侯的開始，也是曹魏龍興之地之一，正是在許昌曹操開啟了其王霸之業。

《元和郡縣志》記載：魏遷都洛陽，宮室、武庫猶在許昌。

曹丕在位期間曾先後四次“行幸許昌宮”，并以司馬懿鎮守許昌，既然曹魏受禅于漢室，作為東漢最後都城的許昌有資格成為曹魏五都之一。

第二，許昌即可拱衛洛陽，又處于曹魏東線、南線兩大防區的交通要道，可以更為有效的對這兩大防區進行戰略性的支援。

谯

建安二十四年（公元219年）正月曹操分沛國立谯郡治谯縣，并轄有相縣、蕭縣、酂縣、費亭、苦縣、宋縣、城父縣、山桑縣、铚縣、竹邑縣、符離縣、蕲縣、洨縣、龍亢縣、虹縣等縣，谯郡之所以能成為曹魏五都之一，主要原因有兩個：

第一，谯郡是曹氏的家鄉，曆史上改朝換代後帝王擡高自己家鄉地位的例子也并不罕見，比如明太祖朱元璋建立明朝後就定鳳陽為中都，所以曹丕以谯郡為五都之一并不令人意外。

第二，曹魏在東線對吳作戰，谯郡是大軍必經之路之一。

《三國志》記載：十四年春三月，軍至谯，作輕舟，治水軍。秋七月，自渦入淮，出肥水，軍合肥。

《三國志》記載：冬十月，治兵，遂征孫權，十一月至谯。二十二年春正月，王軍居巢，二月，進軍屯江西郝溪。權在濡須口築城拒守，遂逼攻之，權退走。

由谯郡順渦水入淮至壽春，經肥水至合肥再至濡須口，這是曹魏伐吳的主要行軍路線之一，所以谯郡軍事上的戰略位置非常重要，這也是谯郡入選曹魏五都的原因之一。

總的來說，曹丕立國後之所以實行五都制主要還是出于政治和軍事上的考慮，三國分立曹魏周邊皆是勁敵，五都制對于曹魏的戰略布局是有積極意義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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