據新華社報道，當地時間8月15日，阿富汗總統加尼宣布，他已離開阿富汗，此舉是為了避免流血沖突。同日，阿富汗塔利班發言人穆罕默德·納伊姆宣布，塔利班武裝人員已進入并控制了首都喀布爾，阿富汗的戰争已經結束。

下文經授權摘編自法齊娅·庫菲《我不要你死于一事無成》，有删節。《我不要你死于一事無成》是法齊娅·庫菲的自傳，也是她寫給兩個女兒的告别信。其中作者以一位阿富汗女性的視角講述了1991年阿富汗國内局勢巨變之後，給她的生活所帶來的影響和感受。

《我不要你死于一事無成》，[阿富汗]法齊娅·庫菲著，章忠建譯，中信出版集團，2018年10月。

穿上蒙面長袍的那一刻，好像努力開啟的生活大門又關閉了

親愛的舒拉和莎哈紮德：

我還小的時候，總感覺自己的生活一直在變。每次我們找到一個安全的地方居住或者剛過上一段平靜的時光，戰争總是會來打破這種美好。

那些日子裡，我讨厭改變。我隻想待在同一個地方，同一個家庭，然後好好上學。我心懷偉大的夢想，但我也想過一種心滿意足的生活。這也是我對你們的期望。我希望你們自由飛翔，追逐夢想，當然我也希望你們能有幸福的家，一個愛你們的丈夫，也能有朝一日享受到生兒育女的快樂。

在短暫的生命裡，你們必須經曆諸多改變，或許要遠遠超乎我的期望。在逆境面前逆來順受比被迫做出改變要容易得多。但有時我擔心自己讓你們忍受了太多的委屈：我長期不在你們身邊，還常常令你們擔心我會遇害而使得你們孤苦伶仃。

有時候，忍受不一定是正确的處事方法。所有偉大的領袖都有一個共同點，就是有能力調節自己，适應形勢，然後重新開始。改變并不一定都是我們的敵人，你們必須學會接受它，視其為生活的一部分。如果我們與“改變”結為朋友，歡迎它的到來，那麼，下次它來造訪我們的時候，或許就不會對我們那麼殘忍了。

摯愛你們的媽媽

1991-1992年

20世紀90年代初，種族隔離制度在南非已經結束了，柏林牆也倒下了，龐大的蘇聯帝國也開始解體，冷戰也接近尾聲。

當時，遊擊隊員已經成了久經沙場的老兵。他們跟入侵的蘇聯人展開了一場消耗戰，終于在1989年成功地将蘇聯軍隊趕回莫斯科。阿富汗人民上街高聲歡呼、鼓掌。叛亂分子的士氣高漲到了頂點，許多人視他們為英雄。當然，最著名的還是有着“潘傑希爾之獅”之稱的艾哈邁德·沙阿·馬蘇德，他是公認的遊擊隊領導人中最傑出的一位，也是擊退蘇聯軍隊的幕後戰略家，他的照片至今仍然出現在阿富汗各地。

蘇聯軍隊敗走後，遊擊隊員便急着攫取政權。他們派出軍隊橫掃喀布爾。遊擊隊員認為當權者是蘇聯的傀儡，盡管蘇聯軍事力量已經撤走，政府依然跟莫斯科方面有非常密切的聯系。時任總統的納吉布拉确實給阿富汗帶來了經濟發展與社會進步，但是，因為他允許蘇聯軍事力量駐紮在阿富汗，所以招緻人民群衆的極大不滿。三年來，阿富汗軍隊均由他控制，把遊擊隊員擋在千裡之外，然而，他最終還是被打敗了，政權也随之垮台。

人們期待政權更疊能夠帶來穩定和全新的純阿富汗的政府，但叫人出乎意料的是，就在剛剛推翻舊政府後不久，遊擊隊員開始起内讧。沒有了共同的敵人，種族間的緊張關系漸漸浮出水面。盡管都是阿富汗人，但這些遊擊隊将軍操不同語言，來自不同地區，有着不同的文化觀念。他們無法就如何分享權力達成一緻。這些權力之争最終演變為阿富汗内戰，這場血腥惡戰足足持續了十幾年。

……

阿富汗街頭。（圖片來源：新華社資料圖）

這段政治上的動蕩時期是我一生中非常絕望的時期。當時我還是個少女，如果我想到市區走走，那麼我不得不穿上蒙面長袍。這是我第一次穿蒙面長袍。這倒不是因為遊擊隊員是宗教上的極端主義者，也不是說他們非要人穿蒙面長袍不可，穿蒙面長袍更多的是出于一種保護。外面那麼多男人，幾年來都在深山老林裡打仗，沒碰過女人，所以對一個少女來說還是不要在公衆場合展現美貌。

過去，穿蒙面長袍是高貴身份的象征，還兼具實際功用。這種衣袍之所以如此設計，主要是為了遮擋烈日、沙塵、強風等惡劣的環境因素。

我知道，許多西方人士至今依然把蒙面長袍看做壓迫女性和宗教原教旨主義的象征。對此我卻不敢苟同。

我希望擁有穿我認為最合适的衣服的權利，但前提是遵循伊斯蘭教教規。用頭巾蓋住頭發，再穿一件寬松的束腰大衣，遮住雙臂、胸口和臀部，這就足以合乎伊斯蘭教提倡的在真主面前穿着莊重的要求。誰要是說女人必須完全遮住臉才是真正符合伊斯蘭教規那就大錯特錯了，蒙面長袍絕對不是伊斯蘭教的要求，人們穿它隻是出于文化和社會的原因。

我也知道，在西方某些國家，蒙面長袍已經成為一大政治話題，甚至有政治家和領袖想通過立法禁止。雖然我認為所有政府都有權決定自己國家的立法和文化習慣，但我也信奉自由選擇。我希望西方政府允許穆斯林婦女穿她們想穿的服飾。

有一天，母親、姐姐和我穿上了最漂亮的衣服，準備去參加一場在我姨母家舉行的晚會。我還化了妝，對自己的外表非常滿意，而且，我有生以來罕見地發現自己原來可以這麼漂亮。遊擊隊員下山之前，我外出時通常隻在頭上戴一塊頭巾。現在，母親堅持要我穿上一件她特意從鄰居那裡借來的蒙面長袍。我非常生氣。長這麼大，我還從來沒穿過蒙面長袍，再說，今天穿的是最漂亮的衣服，還做了頭發，化了妝，為的就是參加聚會，可她竟然要我用一件厚重的藍色“麻袋”把自己裹得嚴嚴實實。

我堅決不穿，還跟母親吵得很兇。母親對我又是央求又是哄勸，甚至還威脅我說這是為了保護我。她說：“如果看到我沒遮得嚴嚴實實，那些士兵保不準就打我的主意，所以我應該穿得保守點兒，以避免不必要的麻煩。”我大哭起來，怒火更加旺盛，因為臉上的妝容都被毀了。那一刻，我突然來了年輕人特有的叛逆精神。我說：“如果非穿蒙面長袍不可，那麼我就不去姨母家了。”我坐在地闆上，雙臂抱在胸前，一副不肯妥協的模樣。母親最終還是說服了我，而我确實想參加聚會，而且還是花了很長時間準備的，不去實在可惜。于是，我極不情願地拿起蒙面長袍套在身上，第一次這樣走在法紮巴德的街上，感覺這是一個完全陌生的新世界。

透過藍色小網眼，我感覺被周圍的一切所包圍。山似乎就在我肩上，仿佛世界在變大的同時也變小了許多。在厚厚的蒙面長袍之下，我的呼吸喘息聲兒變得很響，身子也越來越熱，仿佛就要得幽閉恐懼症了。我甚至覺得自己就像被活埋——那塊厚厚的尼龍布幾乎要把我悶死。那一刻，我覺得這樣的穿着很不人道。我的信心消逝得無影無蹤，人突然變小了，不重要了，孤立無援了，好像穿上蒙面長袍的那一刻，我曾經努力開啟的生活大門突然又關閉了。學校、漂亮的衣服、化妝、派對——這一切對我來說不再有絲毫意義。

從小到大，我看到母親總是穿着蒙面長袍，但我總覺得那是屬于她們那一代人的東西。這一文化傳統正在漸漸消亡。我從來沒覺得有必要遵循這個傳統，家裡人也從來沒要求過。我隻把自己當成是阿富汗新一代女性中的一分子，穿蒙面長袍的傳統既不代表我的個人意志也不代表阿富汗的意向。和母親不同，我接受過教育，但我并不滿足于此。我擁有的是機會和自由，其中一項自由便是選擇穿或者不穿蒙面長袍，我選擇了後者。

這倒不是因為我過去或者說現在穿蒙面長袍有什麼問題。蒙面長袍是一種傳統服裝，在我們的社會裡能夠在一定程度上保護婦女安全。全世界各地的婦女總是時不時地需要應付某些來自男人的不必要的關注，對某些女性來說，穿上蒙面長袍就是躲避男人目光的方式之一。我所反對的是人們強迫婦女穿什麼樣的衣服。當塔利班政府立法規定婦女必須穿蒙面長袍的時候，我就非常不滿。在西方社會，如果一個政府用下令的方式要求所有的女性從青春期開始一定要穿迷你裙，那麼她們會有什麼樣的反應？在阿富汗，伊斯蘭教規和文化傳統提倡的端莊儀表要求是很高，但也不至于嚴格到讓每一位女性都要把自己藏到尼龍衣袍底下。

到了姨母家，我馬上脫掉蒙面長袍，心裡無比輕松。這次經曆讓我很震驚，也令我對自己的生活和國家的前途感到擔憂。在派對上，我沒有盡情玩耍，而是獨自一人在一旁回想剛才路上的可怕經曆。我仿佛還被圍困在那移動的小空間裡（指蒙面長袍），難受得要窒息。與此同時，我也在尋思怎麼回家才好——我多麼希望能夠以閃電般的速度回去，不要碰上任何熟人。蒙面長袍已經成了我生活的一部分，這是連我自己都不敢承認的事實，更别說是其他人了。

我懷念起了喀布爾，學校，還有那裡的朋友。喀布爾機場已經被遊擊隊員關閉，我們真真切切感受到了被首都孤立開來的感覺。我極其擔心在那裡發生的一切。雖然遊擊隊員的政權現在是合法政府，但他們内部在彼此厮殺。幾名将軍掌控着不同的部門，雖然全面内戰還沒爆發，但是，根據喀布爾傳來的消息判斷，局勢越來越混亂。令我尤其揪心的是學校，即使它還沒有在戰火中被摧毀，那麼也很有可能關門了，而我也永遠不可能再回去上學。

那時，我們時刻留意收聽收音機，确保不錯過一則新聞，但很難分辨哪些消息是真哪些是假。遊擊隊政府很聰明，控制了廣播和電視。播音員向聽衆保證說，一切正常，風平浪靜，但我們知道無論是電視還是收音機上的内容都是政治宣傳。有一天我和母親聽到收音機裡說學校開放了，女孩子能上學了。但事實上，家長都不願意将女兒送去上學，因為他們沒有安全感。

可我在電視上看出了變化。原先漂亮聰明的女新聞播音員突然間從熒屏上消失了，取而代之的是穿着邋遢的婦女，裹着圍巾，結結巴巴地播着新聞。

阿富汗曾經有一批極受尊敬的晚間新聞女主播。她們聰明幹練，極富魅力，幹起工作來很有職業素養，是我這樣的女孩子的榜樣。我喜歡聽她們播國際新聞，也喜歡她們那不斷變化的發型。她們奪人眼球，接受過教育，事業成功，但她們突然間從熒屏上消失令我很是擔心。

有一天，我被眼前發生的這一切弄得焦躁不安、擔驚受怕、心神不甯，我雙眼噙淚地來到母親跟前，把肚子裡的苦水一股腦兒傾倒出來。她靜靜地聽着，等我說完了，她說我可以在法紮巴德找個學校臨時讀書。

我想念喀布爾，想念我朋友家豪華的房子。但是，能夠重新回到學校念書更讓我感到高興，盡管這所位于法紮巴德的學校規模小、思想狹隘，但在當時的我眼裡，它是那麼大、那麼氣派。

不管怎樣，我還是說服自己堅持穿蒙面長袍。我漸漸習慣了被包圍的感覺，但就是受不了悶熱。法紮巴德沒有公交車，我隻好頂着烈日上學放學。汗水從我身上滴滴嗒嗒滾落，再加上不透氣的服裝包裹，我的皮膚上竟然冒出了黑色疙瘩。

法齊娅·庫菲。（圖片來源：法齊娅·庫菲個人網站）

冒着生命危險求婚

親愛的舒拉和莎哈紮德：

如果說戰争年代我們生活在黑暗裡，那麼接下來的幾年完完全全地把我們投到地獄的深淵。這樣的人間地獄是一群自稱為真主和伊斯蘭教徒的人所創造的。但是，根據我以及千千萬萬的其他阿富汗人的生活經驗判斷，這些人一點兒都不像伊斯蘭教徒。我們的信念中有和平、寬容和慈愛，與全人類的權利和價值相符合。

我希望你們明白，作為婦女，真正的伊斯蘭教會賦予你們政治和社會權利。它給你尊嚴，賦予你們自由受教育的權利，讓你們有權追逐夢想，過你自己想過的生活，它還要你舉止端莊、态度謙卑、待人友善。我認為在這俗世，伊斯蘭教義能夠引導一個人走上正途，過正當的生活。我為自己是個穆斯林而自豪。我把你們倆撫養成人，希望你們能夠成為正派、堅強的穆斯林婦女。

這些自稱塔利班的人，仿佛來自另一個星球。他們的伊斯蘭教義對我而言完全陌生，他們關于伊斯蘭教的許多觀點來自不同文化，但大多數來自阿拉伯國家。這幫人開着卡車，扛着槍，向阿富汗人民承諾會保護街道安全、恢複秩序、促進社會公平正義和局部和諧。剛開始，許多人都相信他們，但很快這種寄托在他們身上的希望變成了恐懼和厭惡，對阿富汗的婦女和女孩來說尤其如此。

好在那個時候你們不是年輕女子。你們真的非常幸運。

摯愛你們的母親

1996年

一天，嫂子叫我去給家裡買菜。不知怎的，在集市上，我好像看到了哈米德的身影。每次離開一家店或是拐個彎，我都覺得看到了他，接着他又消失了。剛開始我以為自己眼睛出問題了，回到家，發現家裡來了個客人，他十幾歲左右，是我們的一個遠房親戚，跟哈米德家也有姻親關系。我又開始感到沮喪，于是禮貌地對他說我想回自己的房間。那男孩跟了過來，然後一邊向我道别，一邊把一張紙條塞到我手裡。

我關上房門，打開紙條看了起來，是一封信。我把目光直接移到信末，看看究竟是誰的來信，其實，在内心深處我已經猜到是誰了——哈米德，他就在普勒胡姆裡。在集市的時候我眼睛沒出問題，我真真切切見到哈米德了，原來他一直偷偷地跟着我。信上說，他來到本地，打算明天就來跟我哥哥談我們的婚事。這一次，他保證能成功。

那一晚我興奮得幾乎睡不着覺。第二天，正如他在信裡所承諾的，哈米德來到我家，提出見我哥哥。當哈米德拿出兩萬美元現金和一份房契的時候，米爾沙卡伊大吃了一驚，或許是有點被驚住了。盡管如此，米爾沙卡伊還是沒有立即答應。即便是在那樣的情況下，他還是沒有給出哈米德最期望聽到的那兩個字——“好的”。

雖然哈米德家遠遠稱不上富足，但他家在巴達赫尚省有土地，為了籌錢，已經賣掉了一些。他們家并非一無所有，但是，我的哥哥不這麼想，因為他自己在喀布爾有四套房子，在拉合爾還有一套。

商談婚姻大事仍然還是男性的專利，我們女人隻能在另一個房間待着。默默地坐着，豎起耳朵聽着自己的前途被當做一場交易似的談判，對我來說這不是滋味。我想起了童年時代曾偷偷來到父親的會客室外，偷聽裡面的談話。聽着聽着，我百感交集，有驕傲、有好奇，更有無助。

當聽到他們籌足了錢，我再也抑制不住地尖叫了一聲。普勒胡姆裡的生活真是發黴了，沒有大學，沒有一點兒刺激，無所事事。我不知道婚姻生活會是個什麼樣子，但可以肯定的是一定比現在的日子有趣許多。

在阿富汗，訂婚跟結婚一樣嚴肅，有着幾乎同等的約束力，隻有在非常特殊的情況下才可以解約。我突然想到了解約的嚴重後果，耳邊開始響起哥哥給我的種種警告。他總是不停地說：“法齊娅，不要嫁給這個窮小子。你想嫁給誰都可以，靠他的薪水很難過日子。嫁個有錢人，有權力的人。”

不得不說實話，我要好好考慮一下了。你無法想象在國家百廢待興之際一對新人的生活之艱難。安全保障和生存考慮總要擺在首位，夢想隻好退居其次。下一刻會發生什麼，塔利班勢力會持續多久，這場戰鬥什麼時候能結束，我們住哪裡，我是否還能上學或者去上班？這一切的一切，我心裡沒底。

我姐姐見我臉色發白，就一臉嚴肅地問：“法齊娅，你必須做出決定。馬上！如果你不想結婚，這就是你最後的機會。你明白嗎？”

幾天前，為了不讓我嫁給哈米德，我哥哥曾做過最後的努力，勸我去巴基斯坦和他的第二個老婆一起住在拉合爾，還說可以到巴基斯坦的大學裡注冊上學。能在一個沒有戰亂的國家學醫，這真是個不錯的主意。盡管我幾乎還不了解哈米德，但跟他交往的那段時間裡已經足以讓我相信，我們是可以結婚的。我可以看得出來，他是個不同尋常的阿富汗男人，能夠平等地待我，真心支持我去參加工作。他的确不富裕，未來也充滿變數，但在我内心裡依然覺得他是最合适的人選，因為他是我的選擇。

按照我家的傳統，需要一個女人做出最終的決定。當姐姐馬裡亞姆要我做決定時，我沒做聲，隻是默默地點了點頭，接着她敲了敲男人們商談室的門，走進去要求跟我哥哥說話。她把哥哥叫出房間，嚴肅而又勇敢地對他說：“不要再為難這個年輕人了。錢他們也按照我們的要求準備好了，是該做出決定了。要麼答應，要麼拒絕。”哥哥噘着嘴，然後轉了轉眼珠子，發出一聲歎息，最後同意了，盡管顯得那麼勉強。

姐姐于是準備了一碗糖果，裡面放了些花和一條手絹，手絹上面還有一朵紅花。我至今還保留着這條手絹。碗裡的東西代表着我家人接受了男方的提親，碗被端到房間裡去的時候，哈米德正坐着。當他看見碗，知道自己的夢想實現的時候，他那喜悅之情無以言表，我真希望能夠看到他當時的表情。分享糖果是阿富汗傳統的敲定訂婚的方式，新郎的家人接着就會把婚禮費用放到碗裡。哈米德拿了一顆糖，小心翼翼地剝掉吃了，之後又在碗裡加了5000美元——他把糖果錢都準備好了。

他們又來吃午飯，我早早起床在廚房裡忙開了。我一邊淘米，一邊削黃瓜，内心的喜悅爬上了臉，那頓飯菜傾注了我全部的愛。在某些特定的時候，阿富汗的女人們能體會到，給心愛的人準備吃的是一件多麼快樂的事情。這一定是我們的生物屬性使然，是有着千百年的曆史傳統的。我想起了母親為父親燒飯的情景，她總是做得很完美，我現在做的正是如此。切菜時，我确保把它們切成可愛的小條條，好讓他吃得開心。

這個時候，我還是不被允許見未婚夫的。那一天，唯一的一眼是在他和家人離開的時候，我躲在窗簾後面，偷偷看他走向大門。我猜當時他是知道我要看他的，因為他突然停了下來，做撓頭狀。他一定也在打算偷看我一眼，但顯然覺得那樣太冒險了，怕被我哥哥發現。

哈米德朝車子走去，我的内心久久不能平靜。自第一次向我求婚到現在，已經快四年了，他從來沒有放棄過對我的追求。

這一年我21歲，終于要成為新娘了。

法齊娅·庫菲。（圖片來源：法齊娅·庫菲個人網站）

阿富汗又多了一個“可憐的女孩”

親愛的舒拉和莎哈紮德：

還是個農村小姑娘的時候，我很渴望能上學。那時我覺得自己髒兮兮的，不講衛生。衣服也不多，腳上總是穿着惠靈頓長靴，圍着的紅色大圍巾，老是拖在地上，鼻子裡還挂着鼻涕。

現在，看到你們姐妹倆穿着漂亮衣服，梳着時髦發型，我真的很開心。你們是在首都喀布爾長大的，是地地道道的城市女孩。如果你們看到我像你們這麼大的時候的樣子，一定會吓一跳。

我知道，在我帶你們回到巴達赫尚省住的那段日子裡，你們覺得很難适應，因為村裡的孩子們和你們大不相同。

但是，女兒們呀，我不想讓你們成為勢利小人，或者看不起别人的人。我們來自窮苦的鄉下地方，比這些衣衫褴褛的孩子們好不到哪裡去。萬一哪天形勢不好，你們倆都有可能回到那裡過窮苦日子呢。

請記住，如果你們需要回家，你們的家鄉将永遠張開雙臂，随時歡迎你們回去。

摯愛你們的媽媽

1998-2001年

哈米德和我很快在法紮巴德安頓下來。能和家人親戚團聚，我無比興奮。我同父異母的姐姐們，全部嫁給了當地人，都留在了本省，許多同父異母的兄弟也都留下來躲避戰争。多少年沒見面了，如今再次相逢，喜悅之情溢于言表。我的姐姐甚至都不知道我已經結婚懷孕了。

法紮巴德再次成了我的避難所，就像童年的時候一樣。當時，為躲避遊擊隊員，我也是到這裡逃難。我幾乎都快忘了這是個漂亮迷人的城市：海拔高，空氣清新，一條碧綠的河流從城中橫穿而過。這裡還有古老的集市，商店裡出售的商品應有盡有。

我們租了一套三居室的房子，哈米德可以繼續開展金融業務，他還在大學裡兼職。我也可以好好休整，等待生産。和許多初為人母的女人一樣，我也很緊張，不知道生孩子的時候會怎麼樣，隻知道很痛。法紮巴德的醫院衛生條件很差勁，所以我甯願在家裡生，也不想躺在肮髒的公共病房裡，病床外形怪怪的，鋪的墊子薄如紙片。

我的第一個女兒于1998年7月8日出生。那天我應邀到哈米德的一個親戚家吃午飯，到了那裡後，整個人非常不舒服，食物碰都沒碰。下午3點鐘，我回到家，到了晚上10點，小天使就誕生了。

生産過程短暫而艱難。接生的是一個女性醫生朋友，沒有給我采取任何止疼措施。在我們的文化裡，大家都希望女人生的第一個孩子是兒子，可我并不在意嬰兒的性别，隻要健康就好。嬰兒生下來之後，先被送去洗身子，包上襁褓。沒有人告訴我孩子的性别是男是女。

接着，哈米德被允許進入産房。在伊斯蘭教社會裡，男人通常不能出現在接生現場。他來到床邊，撫摸着我的頭發，擦去我前額的汗水，輕聲說：“是個女兒，我們有女兒啦。”他一點兒都不介意我沒給他生個兒子。嬰兒4.5公斤重，完全符合标準，我們兩口子樂得合不攏嘴。女兒跟哈米德一樣，長着烏黑濃密的頭發。

出生後的幾天裡，我跟所有其他初為人母的女性一樣，拼命學習如何母乳喂養，如何度過一個個疲勞的無眠夜晚。為此，我還真費了不少心思。看着她微小的體型，我懇切地禱告，希望她所生活的世界、生活的阿富汗能夠越來越好，不要像其他女人一樣遭人歧視和厭惡。将她抱在懷裡，貼着乳房，我能感覺到她就是我的整個世界，在這個世界裡，什麼都不重要，唯有她。我自己的穿着，外表，微不足道的自私欲望都算不了什麼了。

……

法齊娅·庫菲。（圖片來源：法齊娅·庫菲個人網站）

莎哈紮德六個月大的時候，我的生活又經曆了一次意外的轉變。那種似曾相識的惡心感又來了——我再次懷孕了。這真叫我措手不及，因為我并不想這麼快再生一個。學校的事業蒸蒸日上，我有朋友有自己想要的生活，真的沒想過在這個節骨眼上再生一個孩子。

哈米德允許我把孩子流産掉。流産是非法的（即使在今天的阿富汗依然如此），但是，那個時候，醫院裡的醫生願意給孕婦流産。于是，我就去找醫生，見到了流産用的各種吸氣式機器。我害怕機器會造成體内器官的傷害，醫生就建議我注射流産。我不知道藥物裡面包含了什麼成分，但還是同意他們用針頭注入我的手臂。可他們還沒注射完我就慌了。我臨時改變了主意，跳了起來，大聲說：“不，不，我不能這麼做。我想把孩子生下來。”

我以為注射的藥物已經發揮作用了，雙手緊緊捂着肚子，對裡面的胎兒講話，希望她能活下來，向她道歉。正如當年的母親一樣，我也不想要孩子，但轉眼間卻希望不管以什麼樣的方式都要将她保住。

當時哈米德正在家跟我的姐姐們論戰。她們一聽我要去流産，十分震驚。她們大聲叫嚷，說我們違背了真主的旨意，違背了伊斯蘭教義。她們說得對。如今我回過頭來看看，不得不承認自己也後悔最初的決定，雖然在當時的情況下，我真的沒辦法一下子應付兩個孩子。而哈米德是理解我的，所以他體諒我的難處，也就義無反顧支持了我。

從醫院回來，姐姐還在我家，跟哈米德讨論。看到我沒有把孩子流産掉，她們喜出望外，但同時對我有流産的念頭很反感，幾乎看都不看我。哈米德把我擁在懷中，輕聲安慰我說什麼都不要緊。我不知道他的做法對不對，但如今，我也知道，我們走到那一步也不是因為我那未出生的孩子的錯。我的責任是做好她的母親。

舒拉如今早就知道了這件事的來龍去脈，我的姐姐在她6歲時就把整個經過都跟她說了，有時候她就拿這件事來戲弄我。如果我把她惹生氣了，或是叫她打掃自己的房間，她就雙手叉腰，大膽地看着我，眼裡泛着調皮的神情，說：“媽媽，你曾經想把我流産掉，對吧？”當然，她很清楚，這麼一說我就會滿心愧疚，而她也就不用去打掃房間了。

接下來我要做的就是保胎，隻是這個過程很辛苦。給莎哈紮德哺乳，已經讓我疲倦，此外，我還得站着講課，從早上八點一直上到下午五點。再則，塔利班勢力越來越強大，正朝我們逼來，他們已經控制了啟山這一與巴達赫尚省接壤的邊界線，所有人都擔心他們很快攻到法紮巴德來。如果他們真的攻進來，哈米德和我就決定逃往山上去，一直退回到父親的老家庫夫區。

塔利班一度打到離我們隻有25公裡的地方。我站在校外，聽到熟悉的重型炮火聲，看到城中的男子爬上卡車，志願與遊擊隊并肩，對抗塔利班。遊擊隊效忠的是拉巴尼政府，我也希望哈米德去，但并沒有叫他去。他是個老師，不是戰士——他甚至連槍怎麼使用都不知道。再者，他身體很虛弱，沒有抗敵之力。那天，許多年輕小夥子上了卡車，進入戰場之後就再也沒有回來，但他們總算把塔利班擋在法紮巴德之外，還成功地将其擊退。

就在這個時候，舒拉來到了這個世界，我生她整整花了三天時間。我姐姐的一名女醫生朋友在場，哈米德在門外等候。這一次他想要個男孩。我已經生了個女兒，所以這次真的應該給他生個男孩才是。他的家人，我的家人，我們的鄰居，乃至我們的文化都希望我生個男孩。

但是我并沒有如他們所願。我的第二個女兒舒拉大聲尖叫着來到了這個世界，她體型很小，臉色紅撲撲的，體重才2.5公斤，輕得有點危險。看到她，我想到了自己剛生下來時人們對我的看法。我被人描述成跟老鼠一樣醜，舒拉也好不到哪裡去。她皮膚有皺褶，沒有頭發，臉色紅紅的，還哭叫個不停。但是，看着她，我的内心充滿無限的愛。那種愛是如此強烈，甚至都要撐破胸膛了。她是我的女兒，差點兒就不能出生，差點兒就要被我殺死，然而此時此刻，她卻活生生地來到這個世界，哭叫着，看上去就跟當年的我一模一樣。

我欣喜異常，但哈米德卻沒有。這是在阿富汗，即便是最開明，思想最前衛的男人也不能不受上千年的傳統文化影響。按照這個傳統，我沒有給他生下兒子是作為妻子的最大失敗。這一次，各種閑言碎語和冷嘲熱諷傳到了他耳朵。我想，應該是某人跟他開玩笑，說那兩萬美元花得不值。或許這麼多年來，他聽到這樣針對自己的玩笑太多了，已經深深傷到他的心。

整整過了9個小時他始終沒有來房間看我。我靠在枕頭上，抱着舒拉，一直在等他，就是想不明白他會去哪裡。舒拉那麼小，躺在襁褓中幾乎看不見，我連抱都抱不好。

哈米德最終還是來了，那時舒拉正在我旁邊的小搖籃裡睡覺，他看都沒看我。莎哈紮德生下來的時候，他激動得沖進房間，撫摸着我的頭發和臉頰，還懷着強烈的好奇心看着孩子。這一次，他再也沒有對我說一些甜言蜜語，也不再講一些安慰的話。他生氣的臉色說明了一切。他朝搖籃看去，最後總算朝熟睡的女兒擠出一絲微笑。舒拉是阿富汗另一個“可憐的女孩”。

接下來的幾個星期，我發現自己很難原諒哈米德在舒拉出生的那天對我們母女倆的态度。我知道他隻是裝作跟其他阿富汗男人一樣，但我内心還是不希望他真的表現出那副樣子。一直以來他總是很支持我，還常常以勇敢直面閑言碎語和家族制為驕傲。或許我對他期望得太多，但不管怎樣我還是感到失望至極。他的咳嗽吵得我和孩子整晚都不得入睡，于是我就帶着女兒搬到了另一個房間，而這也标志着我們倆在肉體方面的關系基本上結束了。

生氣歸生氣，但我心裡也明白，哈米德仍然是個很了不起的慈祥的父親。他深愛兩個女兒，從來不掩飾自己對她們倆的喜愛之情。如果說他還因為我沒有給他生兒子而生氣，但他從來不會在女兒面前顯露出來，至少在這點上我是誠心感激他的。

原文作者 | [阿富汗]法齊娅·庫菲

摘編 | 李永博

編輯 | 羅東

導語校對 | 危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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