聖旨是中國封建社會時皇帝下的命令或發表的言論，是中國古代帝王權力的展示和象征。

在咱們大家的印象裡，聖旨就是一張黃色的綢子，其實不然，聖旨所用的材料不隻是一般的黃綢子，都是上好的蠶絲，再配上各種的花紋圖案。

而且根據被頒發人的身份地位的不同，聖旨的顔色也不同。最高等級的聖旨是七種顔色的，顔色越豐富，接旨的官員的職位就越高。拿清朝來說，一般頒發給五品以上官員的聖旨才是帶顔色的，五品以下官員不好意思，純白绫，要是不寫字，還以為是賜死呢。

還有就是“奉天承運，皇帝诏曰，欽此”這種标配的格式，受各種文學作品的影響，好像隻要是聖旨就必須這樣。

“奉天承運皇帝诏曰”這八個字什麼意思呢？翻譯成現代漢語就是“奉上天之命而承世運之道的皇帝下诏書說”。所謂“奉天”，來源于《春秋繁露·深察名号》，裡面是這麼記載的“受命于天，天意之所予也，故号為天子者，亦視天如父，事天以孝道也”。也就是說皇帝受命于天，所以叫天子，把天當做親爹盡孝道，體現了君權神授的思想。

“承運”是什麼意思呢？咱們中國古代王朝更替有一種“五德始終說”，就是每一個朝代都代表其中一德，五德相生相克，朝代就循環更替。所以承運，承的就是五德之運勢，這也是體現了改朝換代的正統性，。

結尾的欽此就相當于咱們大白話裡的“說完了”，但是皇家不能用大白話啊，那顯得多沒文化啊，就發明了這個專有名詞。

其實在真實的聖旨裡“奉天承運皇帝诏曰”的出鏡率并沒有那麼高，隻有非常重要的事情要頒布的時候才會出現這八個字，一般情況下頒發給某個大臣的聖旨裡是不寫這麼這些的。

而且這種“奉天承運”的聖旨也是多出現于明清時期，唐宋時期的聖旨是不這麼寫的。

首先，唐宋時期聖旨的開頭不是“奉天承運皇帝诏曰”，而是“門下”或者“敕”。門下指的是三省六部中的門下省。門下省初設于魏晉時期，一開始叫侍中寺，是宮内侍從官的辦事機構，後來逐漸發展，成為了重要的中央機構。

聖旨開頭之所以要寫“門下”，說明這道聖旨是由門下省簽發的。宋代的皇帝是國家元首，但是具體行政事務都是由宰相負責，宰相才是政府首腦。就跟現在英國女王和英國首相差不多。

在這種情況下，皇帝是不能直接下聖旨給下面的官員的，聖旨必須通過宰相機構下達。也就是說，聖旨雖然是以皇帝的名義發布的，但是如果不通過宰相機構頒發的話，是不生效的。

而且就算是皇帝，也不是說想發聖旨就能發出去的。宋代聖旨從起草到最後的頒布實施，要經曆好幾輪嚴格的審查，其中一環通不過，聖旨都發不出去，這也體現了那個時期，中央機構對皇帝權力的一種約束。

除了皇帝主動下旨之外，聖旨一般是由門下省先寫一個“提案”，遞交皇帝，皇帝看了之後沒什麼問題了，再起草聖旨。負責起草聖旨的人，是中書省的中書舍人。中書省始設于漢代，西晉以後改叫中書省，職責就是發布皇帝诏書和中央政令。聖旨起草是有專人負責，并不是像電視劇裡那樣，皇帝随口叫個太監或者大臣就能寫了。

而且中書舍人也不是說讓寫啥就寫啥，宋代負責起草聖旨的中書舍人，如果發現聖旨中的某些内容跟法律條文、規章制度不符，就可以拒絕起草，稱為“封還”。也就是說，如果一道聖旨在中書舍人這裡通不過，那麼這道聖旨就相當于“夭折”了。

中書舍人如果覺得聖旨沒什麼問題，或者有問題他懶得糾正，那第一關就算過了。把聖旨用漂亮的辭藻寫好了之後，再給皇帝确認一下，看看是不是跟原來意思一樣，都沒問題了，就把寫好的聖旨再抄到一張黃紙上，稱為“錄黃”。

“錄黃”之後，中書省還要再次進行審查，稱為“宣行”，如果在宣行過程中，中書省的中書舍人覺得聖旨還有不妥，就有權利拒絕宣行，駁回聖旨；如果沒有問題，就在錄黃的聖旨上簽字，稱為“書行”，之後就會發送到門下省。

到了門下省，還會有官員對錄黃的聖旨進行審核，原來負責這個工作的機構叫封駁司，聽名字就知道這個部門是幹嘛的。元豐改制之後，這個工作就交給到了給事中手裡，給事中如果對中書省審核過的聖旨存在問題或者認為有不當之處，也有權利将聖旨駁回。

如果給事中這邊也沒什麼問題了，就會在聖旨上簽字表示通過，稱為“書讀”，“書讀”之後，門下省的長官再最終簽字，聖旨這才有了法律效應，可以頒發發行了。

宋代聖旨想要生效，必須經過中書、門下多個官員、多到手續的集體通過才行，在最大程度上保證了頒發出去聖旨的準确性。一旦聖旨出了問題，那麼這些負責審核的官員都要追究責任，這也是官員對權力負責的體現。

當聖旨頒發、生效之後，中央機關依舊有機會糾正錯誤，台谏機構可以擁有講論得失、審查聖旨和追改聖旨的權力。

有這麼一個故事，說在北宋神宗時期，宋朝跟西夏打仗打敗了，神宗就非常惱火，打算殺個人來解解氣，挑來挑去看中了一名漕運官員，得就看你不順眼，就你吧。于是神宗就下旨讓宰相蔡确去辦，結果神宗的聖旨就被駁回了。

第二天蔡确就跟皇帝說：“太祖遺命，不殺文人士大夫，皇上這不是違抗祖訓嗎！”神宗一聽好你老小子，把太祖皇帝都搬出來了，違抗祖訓這口大鍋朕可不能背。那就不殺了，改成刺字流放，發配到窮山惡水的偏遠之地去，讓朕眼不見心不煩可以了吧。

結果，流放的聖旨又被駁回了。門下侍郎章惇對皇帝說“常言說得好，士可殺，不可辱！皇上你這麼做，還不如殺了他呢”。這一句話把神宗噎得夠嗆，殺不是，不殺也不是，于是皇帝就說：“難道一件讓朕痛快的事情也不得做嗎！”章惇馬上回複：“如此快意事，不做也好！”

從這件事情就能看出來，宋代皇帝是收到多重制約的，不太可能“為所欲為”。

這麼一套把權力關進籠子的制度為什麼到了明清就變成了“奉天承運，皇帝诏曰”了呢？這是因為明朝初年，朱元璋廢丞相、裁撤中書省，皇帝一躍成為政府的首腦，以前由宰相機構負責頒發的聖旨也成了由皇帝直接頒發。

明代内閣學士在草拟聖旨的時候，還有駁回的權利，六科給事中在審核的過程中也可以駁回，但是到了清朝，賦予官員的“聖旨審核權”被皇帝統統收回，皇帝下旨不必再受到官員和審查機構的限制，也就是說，皇帝可以憑心情來下旨。光緒年間，康有為梁啟超鼓動光緒皇帝維新變法，光緒皇帝在三個月内就下達了184條聖旨，這種情況是絕對不會出現在宋代的。

皇權是不是至高無上的？主要體現在皇帝的個人想法或主張能否被各級官員全部貫徹落實，當皇帝出現決策失誤時是否能被修正、補充和駁回，皇權是否受到中央機構的制約？而聖旨格式的變化恰恰是反映了中國封建社會皇權不斷強化，相權不斷削弱，直到皇權完成吞并相權的曆史發展方向。

秦漢時期最高統治者創立了較系統的官僚體系，宰相制度也應運而生；西漢時期，三公并立，幾乎所有的軍國大事都參與決策；漢武帝時期又提出了“天人感應”的說法，上天也成為了懸在君主頭上的達摩克利斯之劍，一旦君主有錯上天就會降下災害，君主就要自我檢讨，下罪己诏等等；隋唐時期，三省六部制的職責在于幫助皇帝處理政務，三省雖分工不同，但是三省的長官相當于宰相之職，他們在同皇帝一起對國家大事進行決策時，也會對皇帝進行反駁和約束；到了宋代，三省更是有權對皇帝的聖旨進行駁回，在制度上對皇權的起到了制約。

但是随着專制主義中央集權制的發展，到了明清時期皇權已經沖破了束縛在它身上的重重枷鎖，徹底得到了解放。人們唯一能做的就是祈求老天開眼，天降聖君。一旦遇到昏君暴君，沒有有效的制度來制約皇帝的胡作非為，不堪受辱的底層人民就隻能再次走上陳勝吳廣的老路了。幸運的是，明代君主雖然懶政但不殘暴，清代君主雖然專制但都清明。

到了晚清時期，面對西方資本主義列強的堅船利炮，皇權的專制再一起證明了它已經不再适應時代的需求，迎接它的必然是永久的滅亡。

參考資料：《明史》《清史稿》《宋史》《五萬年中國史》《宋代中書省機構及其演變考述》《舊唐書》

作者：我方特邀作者康家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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