此句出自蘇轼的《赤壁賦》。談及蘇轼就要從其父說起。《 三字經》裡提到的“二十七，始發奮”的“ 蘇老泉”便是蘇轼的父親蘇洵。蘇轼于景祐三年生于偏遠川蜀的書香門第之中，其父親蘇洵便是蘇洵為他起名為“轼“，意為車前的扶手，取其默默無聞卻扶危救困，不可或缺之意。這樣的名字，或許正是昭示了蘇轼不平凡的一生。蘇轼的伯樂是同為唐宋八大家的歐陽修，蘇轼那清新灑脫的文風，一下子擊中了他們的心。在歐陽修的一再稱贊下，蘇轼一時聲名大噪。他每有新作，立刻就會傳遍京師，家喻戶曉。當父子名動京師、正要大展身手時，突然傳來蘇轼蘇轍的母親病故的噩耗。二兄弟随父回鄉奔喪。嘉祐四年守喪期滿回京，嘉祐六年，蘇轼應中制科考試，授大理評事、簽書鳳翔府判官。治平二年，蘇洵病逝，蘇轼、蘇轍兄弟扶柩還鄉，守孝三年。

熙甯二年（1069年）服滿還朝，仍授本職。此時神宗即位，宋神宗是一個有宏達的政治理想的皇帝。也許是因為他登基之時，年僅十九歲，虛歲二十，所以他具有年輕人的慣有的沖勁。當他面對國家的一系列問題的時候，沒有像一些年老的皇帝，踟蹰不前，不能下定決心卻進行改變。他重用王安石，讓王安石負責變法的各項事宜，以期君臣同心，共謀國家之富庶強大。王安石變法的各項改革制度，因為涉及到了勢力龐大的大官僚大地主階級的根本利益，所以在變法的一開始就遭到了強烈的反對。其中反對派甚至得到了太皇太後、皇太後和神宗皇後的支持。蘇轼的許多師友，包括當初賞識他的恩師歐陽修在内，因在新法的施行上與新任宰相王安石政見不合，被迫離京。朝野舊雨凋零，蘇轼眼中所見的，已不是他二十歲時所見的“平和世界”。 蘇轼因在返京的途中見到新法對普通老百姓的損害，很不同意宰相王安石的做法，認為新法不能便民，便上書反對。這樣做的一個結果，便是像他的那些被迫離京的師友一樣，不容于朝廷。于是蘇轼自求外放，調任杭州通判。 蘇轼在杭州待了三年，任滿後，被調往密州、徐州、湖州等地，任知州。 這樣持續了大概十年，蘇轼遇到了生平第一禍事。當時有人（李定等人）故意把他的詩句扭曲，大做文章。元豐二年（1079年），蘇轼到任湖州還不到三個月，就因為作詩諷刺新法，“文字毀謗君相”的罪名，被捕下獄。據《漢書·薛宣朱博傳》記載，禦史台中有柏樹，野烏鴉數千栖居其上，故稱禦史台為“烏台”，亦稱“柏台”。“烏台詩案”由此得名。這一巨大打擊成為蘇轼一生的轉折點。新黨們非要置蘇轼于死地。救援活動也在朝野同時展開，不但與蘇轼政見相同的許多元老紛紛上書，連一些變法派的有識之士也勸谏宋神宗不要殺蘇轼。王安石當時退休金陵，也上書說：“安有聖世而殺才士乎？”在大家的努力下，這場詩案就因王安石“一言而決”，蘇轼得到從輕發落，貶為黃團練副使。

而《赤壁賦》就作于元豐五年（1082）貶谪黃州（今湖北黃岡）時。東坡月夜泛舟遊赤壁的所見所感，以作者的主觀感受為線索，通過主客問答的形式，反映了作者由月夜泛舟的舒暢，到懷古傷今的悲咽，再到精神解脫的達觀。無論是建功立業的曹操還是報國無門的自己同永恒的宇宙相比都是卑微渺小的。此時處于逆境中的蘇轼之所以能夠及時調适心境，完成艱苦而難能的超越，以一種曠達樂觀的态度對待自己的處境，以積極的認識的态度繼續自己的人生追求,在坎坷的人生道路上依舊砥砺前行，始終保持着自身高尚的人格。

再後來蘇轼的人生依舊是坎坷的，召回、流放、再度執政、再次被貶。元符三年（1101年）宋徽宗即位，複任朝奉郎，北歸途中，卒于常州，谥号文忠。享年六十六歲。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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