張國龍，四川人。文學博士。北京師範大學文學院教授，博士生導師。主要從事兒童文學和創意寫作研究。出版有論著《成長小說概論》等，随筆集《荒草與陽光》等，長篇小說《梧桐街上的梅子》《許願樹巷的葉子》等20餘部。主持有國家社會科學基金項目《“青春文學”與青少年亞文化研究》《動物觀嬗變與中國文學動物形象塑造》等，在《中國社會科學》等期刊上發表論文百餘篇。曾獲北京市政府獎、北京市哲學社會科學獎、中國圖書獎、寶鋼優秀教師獎等。

文體雜拌兒與“雲頂”的守望寓言

——讀殷健靈的《雲頂》劄記

我很驚訝，生長于大上海的殷健靈，居然寫出了《雲頂》這部以大巴山留守兒童為原型的作品。令我這個曾經的巴蜀兒童讀來如同身臨其境，不由自主跟着她的筆觸彷佛重返童年現場。不得不歎服：如同老戲骨演誰像誰，好作家寫什麼都能寫出彩。

《雲頂》究竟是一部什麼樣的作品？

說它最像“小說”，卻與經典小說背道而馳。沒有故事主線，沒有主要人物形象，塑造了大巴山深處一個叫“雲頂”的地方衆多鮮活的留守兒童形象；無意在跌宕起伏的故事性上用力，行文多似散文筆調，但确實不是“散文“；有”兒童報告文學“的影子，卻不拘泥于報告文學近乎嚴苛的“紀實性”。頗似當下流行的“非虛構文學”，或者說是介于小說、散文和報告文學之間的一種邊緣性文體。這種文體雜拌兒顯然是一種創新，類似于《芒果街上的小屋》和《呼蘭河傳》。殷健靈顯然不肯走尋常路，苦心孤詣獨辟蹊徑。文體創新的難度不言而喻，既需要勇氣，更需要才華。駕馭不好，就不倫不類。

《雲頂》的不同尋常還表現在雙重視角的運用，即以第三人稱視角為主，輔以第一人稱視角。第三人視角較為客觀，第一人稱視角具有親曆性，二者相得益彰。主人公之一的苗苗以第一人稱視角講述，具有親曆性、純粹性，但片面、不成熟。成人視角雖全面、客觀、公允，卻或多或少會消解一定的矛盾沖突和藝術張力。而《雲頂》讓這兩種叙事視角彼此印證，互為補充，相得益彰。如同在作品中架設了兩台攝像機，覆蓋面無疑更廣，講述無疑更為深入、細緻，作品就更厚實。這種寫作方法在兒童文學中較為罕見，大多數兒童文學作家慣用單一叙事視角，盡最大努力讓故事脈絡一覽無餘，唯恐給兒童閱讀造成困擾。

文體創新也好，運用雙重叙事視角講述也罷，終歸不過是寫作技法。而《雲頂》真正打動讀者的，還在于塑造了令人感歎唏噓的兒童群像。《雲頂》中的每一個兒童各有一段令人潸然淚下的成長經曆，不幸中的萬幸，一個個不幸的兒童在雲頂相逢，大的照顧小的，小的呵護更小的。雖沒有血緣牽連，卻勝似兄弟姐妹。攜手成長，共渡無家可歸的童年歲月，奇迹般實現了”負負得正“。雲頂小學的守護人、鄉村教師楊果和春曉夫婦，他們曾經也是”留守兒童”，留守的創傷于他們來說堪比切膚之痛。然而，當他們歪歪扭扭長大成人，卻以感天動地的質樸、善良和悲憫，為雲頂的衆多留守兒童撐起了一把遮風擋雨的傘。許多長大成人的“雲頂的”孩子們，不管走了多遠走了多久，不管是飛黃騰達還是默默無聞，雲頂始終是他們歸來的心心念念。有錢出錢，沒錢出力，力所能及為當下的孩子們辦實事，用無私的愛撫慰雲頂不幸的童年。令人可歎可敬的是，被生活抛棄、被命運放逐的雲頂的孩子們，并沒有撫摸着童年創傷自怨自艾，而是把所有的負能量都轉化成了正能量。必須特别提及，與《呼蘭河傳》類似，《雲頂》看似沒有核心人物，但各個人物皆不可或缺。各個人物不是随意出場，而是一個人物的故事帶出另一個人物的故事，彼此勾連。很多人物形象令人淚目，更令人感歎、憐惜、欽佩。讓我骨鲠在喉的是，特别懂事的女童金枝，因為沒有錢交夥食費，竟然不肯多吃一口飯。當然，他們雖然各有各的不幸，但幸運地在雲頂相遇，互助互愛，茁壯成長。這是雲頂的“神奇”之處，也是文學的超拔力量，更是殷健靈的溫潤與悲憫。

“我想走到田野裡去，看幼小蠻荒的生命綻放。我想尋覓清澈與幹淨，還有人間久違的高尚。”殷健靈如是說。這不單單是她的憧憬，更是她的執念。這個相當優雅的都市女子，一次次跋山涉水造訪雲頂，以悲天憫人的筆觸書寫雲頂的困頓與輝光，沒有神化，沒有刻意拔高。雲頂，不啻為容納不幸的聖地。那些無家可歸、無人堪憐的孩子，雲頂就是他們的複樂園。（張國龍）

更多精彩资讯请关注tft每日頭條，我们将持续为您更新最新资讯!