關于作者

王安石（1021年—1086年），字介甫，号半山，撫州臨川（今江西撫州）人，北宋著名思想家、政治家、文學家、改革家。慶曆二年（1042年），王安石進士及第。曆任揚州簽判、鄞縣知縣、舒州通判等職，政績顯著。熙甯二年（1069年），任參知政事，次年拜相，主持變法。因守舊派反對，熙甯七年（1074年）罷相。一年後，宋神宗再次起用，旋又罷相，退居江甯。元祐元年（1086年），保守派得勢，新法皆廢，郁然病逝于鐘山，追贈太傅。紹聖元年（1094年），獲谥“文”，故世稱王文公。

王安石潛心研究經學，著書立說，被譽為“通儒”，創“荊公新學”，促進宋代疑經變古學風的形成。在哲學上，他用“五行說”闡述宇宙生成，豐富和發展了中國古代樸素唯物主義思想；其哲學命題“新故相除”，把中國古代辯證法推到一個新的高度。

在文學上，王安石具有突出成就。其散文簡潔峻切，短小精悍，論點鮮明，邏輯嚴密，有很強的說服力，充分發揮了古文的實際功用，名列“唐宋八大家”，歐陽修稱贊王安石：“翰林風月三千首，吏部文章二百年。老去自憐心尚在，後來誰與子争先。”；其詩“學杜得其瘦硬”，擅長于說理與修辭，晚年詩風含蓄深沉、深婉不迫，以豐神遠韻的風格在北宋詩壇自成一家，世稱“王荊公體”；其詞寫物詠懷吊古，意境空闊蒼茫，形象淡遠純樸，營造出一個士大夫文人特有的情緻世界。有《王臨川集》、《臨川集拾遺》等存世。

王安石《過從帖》

王安石行書《楞嚴經旨要》（局部）

王安石《書劄》

王安石《山水》

林散之草書《王安石書湖陰先生壁》

詩歌賞析

詩分唐宋，錢鐘書先生說“唐詩以豐神情韻擅長，宋詩以筋骨思理見勝”。唐詩之美在于自然渾融的意境；宋詩之美則在于瘦硬堅蒼的精思。之前分享過的林逋就是處于唐詩與宋詩之間十分出色的詩人，所以他的詩往往能在人工的構思下達到渾融的意境。今天分享的這首《書湖陰先生壁》也是一首宋詩，作者是我們非常熟悉的王安石。

說到王安石，其實在大多數人的印象中，他應該是一位政治家而非詩人。因為他曾官至宰相，并且發動了中國曆史上非常有名的“王安石變法”。這場變法牽動了很多文人的命運，也令王安石陷入了古往今來無數人的是非褒貶之中。

曆史上很多人都把北宋滅亡的責任推到王安石身上，指責他是趙宋的千古罪人。而今天更多人則被其超越時代的眼光和境界所折服，紛紛感歎王安石是現代社會穿越過去的。時至今日，對王安石的評價，仍然是國際漢學界最為熱門的話題。但總的來說，這場變法的價值越來越被肯定。

這場變法究竟是怎麼回事呢？簡單說來，王安石為了改變北宋冗官、冗兵、冗費所導緻的積貧積弱局面，為了能夠有足夠的财政收入去解決外患，在宋神宗的支持下，采取了一系列既能減輕下層民衆負擔，又能增加朝廷财政收入的措施。但由于變法确實威脅到一些中間階層的利益，加上具體實施過程中地方官員的恣意發揮，雖然确有成效，但仍難逃衆多非議。

很多非議在變法開始之前就存在，但面對同僚的反對攻擊，面對皇帝的遲疑不決，面對變法過程中的兩度罷相，王安石大膽地堅持着：“人言不足恤，祖宗不足法，天變不足畏！”那種甘忍一切非議甘受一切後果，堅定不移将政治理想付諸實踐的氣魄，千載之下仍然令人肅然起敬。

這場變法還牽涉到中國曆史上另外兩位著名人物，一位是舊派領袖司馬光，就是我們兒時流傳的“砸缸”故事的主人公，也是著名史書《資治通鑒》的主編者；另一位就是我們所熟知的蘇轼。

司馬光是王安石變法最堅決的反對者，兩人因政見不合，彼此命運基本是“此起彼伏”的狀态，一個當政，另一個就下野。而蘇東坡作為一個比較實誠的文人，對兩派都不是全然肯定或是否定，一派當政狠命打壓對手時，他卻往往指出另一派政策中的優點，于是兩派均不待見他，以緻一貶再貶。

熙甯九年，王安石二度罷相後，退居江甯，也就是今天的南京。以此為界限，王安石詩歌可分為兩階段，前期多議論之辭，充斥着耐人尋味的哲理性和富于詩意的激情，成為體現宋詩“理趣”的最好标本。後期詩歌雖仍有政治傲骨，但卻體現着絢麗歸于平淡的人生境界，尤以七絕著稱，如同這首《書湖陰先生壁》：

茅檐長掃淨無苔，花木成畦手自栽。

一水護田将綠繞，兩山排闼送青來。

湖陰先生是一位隐士，也是作者退居江甯時的鄰伴，這首詩是題寫在湖陰先生家牆壁上的。詩歌前兩句寫主人家庭院潔淨清幽，暗示主人生活情趣的高雅。後兩句則轉到院外，寫山、水、人之間的深情。

“茅檐”可見居室之簡陋，但在主人每日的細心打掃下卻顯得整潔幹淨。佛教北宗禅始祖神秀的佛偈說過：“身是菩提樹，心若明鏡台。時時勤拂拭，勿使惹塵埃。”對住所的打掃意味着對心中雜念的清除，是主人專注于眼下幸福的生活态度，那些世事紛擾，不再關心。

一個“手自栽”将隐居生活的自給自足寫得靈動自然，而“一水”“兩山”的拟人化，也賦予無情的山水以自然靈動的真情。詩人表面上在寫朋友的生活狀态，實際上卻滲透着自己遠離政壇後的心境。

絕句的寫作有很多技巧規則，比如沒有必要兩聯對仗，尤其末聯，對仗的句子常常會給讀者沒有寫完的感覺。但王安石這首絕句卻全部對仗，但絲毫不會讓人覺得死闆，反而顯得自然靈動，活潑清新。甚至讓你忘了它背後藏着精巧工整的構思。

詩學的最高理想，就是能在人工最精巧的構思安排下，使詩歌産生渾然天成、未經人力雕琢的自然效果。用宋代江西詩派呂本中的話說就是“規矩備具，而能出于規矩之外”。王安石晚年的絕句，達到的就是這樣的境界。

公元1085年，宋神宗去世，宋哲宗即位初，高太後垂簾聽政，起用司馬光為宰相，新法幾乎全被廢掉。公元1086年，王安石去世。令人唏噓感慨的是，力排衆議上書請求為王安石追贈谥号和榮銜的，不是别人，正是抱病中的司馬光。就在同一年，司馬光去世。

這對诤友，可謂相愛相殺了一輩子。但他們的敵對，從來僅限于具體政治理念，并且光明磊落，從不暗中落井下石。就精神上而言，想必當時沒有任何人可以比他們更了解彼此。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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