近期，社會關注度最高的莫過于“雙減”政策的落地實施。随着作業、考試減少，大批校外補習班被強制喊停，“減負”成為學生、老師、家長群體中最熱的話題。而在這場“減負”大讨論裡，有一個群體很少被提及但很重要，他們是幫兒女帶娃的老年人。“雙減”之後，他們的生活發生了哪些變化？

解放 自由時間多了，放長假去旅遊

長期以來，義務教育學校特别是小學“三點半”放學現象，帶來了家長因為未下班而接孩子難的問題，有的家長因此把孩子送到校外培訓機構。而承擔接送小孩去學校、培訓機構這一任務的，很多都是帶孫一族。“雙減”政策落地後，“帶孫一族”也實現了“減負”，有了更多屬于自己的時間。

家住湖北宜昌市高新區北苑街道68歲的羅瓊嘗到了“雙減”的甜頭。她做夢都沒有想到，每天下午三四點能在家舒舒服服地一邊追劇，一邊織毛衣。羅瓊有個上小學四年級的孫子，“雙減”以前，為了接送孫子、督促他學習，羅瓊每天的時間都排得滿滿的。她和兒子沒住在一起，之前每天上午要坐半小時公交車到兒子家附近的菜場，買好菜去兒子家準備一家人的午飯。匆匆吃過午飯，下午兩點鐘，她又要送孫子去上學，下午4點再去接回家。

對羅瓊來說，接送還不是最消耗精力的，管作業才是。羅瓊隻有初中文化水平，輔導作業力不從心。“雙減”之後，孫子中午在學校吃午餐，給她節省了大量時間，空出來的時間，羅瓊可以追劇、刷抖音。孫子放學的時間推遲到了下午5點多，孫子在學校就能把作業做一大半，有不懂的還可以問老師。晚上把孫子接回家，她隻需要幫忙做飯就行。“現在真是輕松多了。”羅瓊說。

因為在家太閑，湖北武漢65歲的雷碧虎幹脆給自己放了個長假。疫情加上帶孫任務，讓愛旅遊的雷碧虎在家“關”了兩年多。雷碧虎的孫子上小學三年級，和羅瓊一樣，“雙減”以前，雷碧虎每天的生活圍着孫子轉。都說爺爺帶孫粗心，雷碧虎卻比誰都細心，“晚餐至少要做三菜一湯，每天不重樣，輔導作業要戴上眼鏡逐字逐句檢查”。雷碧虎算了算，每晚給孫子做飯和檢查作業，起碼要花去3個小時。新學期開始，一切都變了，“孫子下午6點放學，兒媳下班到家了，都是她自己去接，不用我管了”。開學一個星期後，在家裡太閑的雷碧虎決定報個旅行團，“去雲南爬玉龍雪山，到貴州看古鎮，在四川吃火鍋……出去玩了半個月，也沒接到兒子兒媳的‘急救’電話，可能我該徹底解放了！”雷碧虎說。

“雙減”之後，很多帶孫族确實“解放”了。在上海的市民驿站裡，這樣的群體性變化尤其明顯。原來，為了配合帶孫族的時間安排，許多市民驿站有個不成文的規定：一般下午或者說是下午3點後，就不組織集體性的活動。因為通常下午3點一到，驿站裡的老人們馬上就作鳥獸散——他們忙着去學校接孩子，再把孩子送進各種補習班。對于“雙減”後的變化，驿站工作人員深有感觸，“‘雙減’之後，驿站的各種活動報名都爆滿，下午場次的活動同樣受歡迎”。

焦慮 節奏被打亂，陪伴任務更重了

有人歡喜，也有人憂。孩子回家沒了作業，周末沒了培訓班，一家人的生活節奏也跟着被打亂，最主要的是，孩子空出來的時間該怎麼打發？

擺在廣東深圳66歲的楊玉秀面前最大的問題是，沒有精力同時陪伴好兩個孫子。楊玉秀的兒子在一家互聯網公司上班，每天回家基本上都得到晚上9點多；兒媳是醫院的護士，經常需要上晚班。以前，雖然一個人要同時照看孫子和孫女，但楊玉秀能從容應對。楊玉秀的孫女上小學四年級，孫子還在上幼兒園。以前，孫女下午4點放學，孫子下午5點放學，楊玉秀每天接完孫女，再去幼兒園接孫子，吃完晚飯後送孫女去上培訓班，楊玉秀隻需照顧孫子一個人。碰上兒媳不上晚班的時候，楊玉秀還能抽空去樓下跳廣場舞。如今，孫女放學時間推遲到下午6點，楊玉秀感覺生活亂了套——她必須先接完幼兒園的孫子再去小學接孫女，輾轉回來已經晚上6點半。此時，楊玉秀想安心做頓晚飯，然而幾乎不可能。“孫女的培訓課沒了，兩個小家夥回家後總是打鬧，我一離開，家裡就變成了‘戰場’。”開學到現在一個多月，楊玉秀勉強熬着，可她發現身體有些吃不消了，“最近，腰肌勞損發作了，兩個小家夥一吵，我就頭暈難受”。不過，楊玉秀沒敢告訴兒子，“他最近準備請個做家務的保姆，但如果我倒下了，怕是請兩個保姆也不夠用啊。”楊玉秀有些犯愁。

如何給孫子更好的陪伴，也是擺在北京65歲的肖闫敏面前的最大難題。因為培訓機構爆雷跑路，孫子的培訓課被停了。肖闫敏介紹，孫子正在上小學四年級，兒媳每周隻休息一天，陪伴孫子的任務基本落在她的身上。以前，肖闫敏陪孫子坐車去上培訓班後，随後就到附近的老年大學學國畫，中午祖孫二人就在商場裡吃點東西，孫子繼續上下午的培訓課。等到下午3點多，孫子的課程結束，祖孫倆就順路去超市買點菜回家。現在，每周五，肖闫敏就要和孫子商量周六的“行程安排”。“我想帶他去博物館，他想要去周邊旅遊。他想去玩樂高，我在那待着很無聊。”肖闫敏說，為了陪伴好孫子，她這個學期的國畫課都沒有報名，“隻要孫子開心，我犧牲一點也沒關系”。

最近，肖闫敏開了一次家庭會議，主題是“高質量周末怎麼過”。會上，她和兒子的觀點分歧很大。肖闫敏希望孫子周末能去上點興趣班，兒子則覺得肖闫敏帶着孫子到處玩，會荒廢學業。肖闫敏心裡覺得委屈，為此，上個周末，她開始鬧“罷工”，陪孫子待在家裡看書、看電視。“我看得出來，小孩子心裡難受，我在家也憋得難受，真是‘兩難’啊。”肖闫敏說。

雙赢 互相陪伴，享受快樂帶孫

楊玉秀的“兩難”焦慮，到了浙江嘉興南湖的劉劍穎那兒，卻變成了雙赢。

悠長的國慶假期，劉劍穎一家祖孫三代生龍活虎地在籃球場上馳騁，切磋球技。而此前的中秋小長假，他們也是這樣度過的。劉劍穎的兒子兒媳工作很忙，經常加班或出差，孩子就交給老夫妻倆幫忙帶。“我舉雙手贊成國家的‘雙減’政策，好讓孩子回歸快樂的童年，有更多時間去參加體育運動，增強體質和意志品質。”劉劍穎今年65歲。2016年，為了幫襯兒子，他和愛人劉君從黑龍江齊齊哈爾來嘉興生活。老夫妻一輩子熱愛體育運動，為人熱情，積極樂觀地面對生活，而這樣的基因、家風也在他們家代代相傳。劉君是1977年恢複全國高考後的第一屆大學生，從大興安嶺走出來的她，深知知識改變命運的道理。但同時她也知道，良好的身體素質和意志品質才是人一輩子的财富。不讓孩子做溫室裡的花朵，這是二老一直以來的育兒宗旨。他們的兒子在3歲那年就被“扔”下遊泳池撲騰，5歲正式參加遊泳訓練，7歲開始參加省内的遊泳比賽。“說不心疼肯定是假的，畢竟體育鍛煉是辛苦而枯燥的，但它可以磨煉人的意志，從兒子到孫子，我們都是這樣對他們說的。”劉劍穎說。

2017年，孫子在嘉興上幼兒園，兩位老人鼓勵他去學遊泳、跆拳道，一次次摸爬滾打，一次次掉眼淚，都堅持下來了。“現在我們教他打籃球，這是一項集體項目，能培養他的集體榮譽感和團隊協作能力。”劉君說，比起一次考試得第一名，陽光的性格更讓孩子受用終身。

今年夏天的東京奧運會，對于劉劍穎一家來說，也是一次難得的盛會。中國運動員奪冠，每一次在運動場上升起國旗、奏響國歌時，全家人都起身肅立，高聲唱響《義勇軍進行曲》。“孫子哪怕前一秒還在調皮，但隻要國歌聲響起，他比誰都認真。”劉君告訴記者，這是體育精神和愛國主義精神的生動一課。劉劍穎的家是躍層，在頂樓的露台，每一年的國慶節都會舉行一場“特殊的升旗儀式”，今年也不例外。“樓頂裝了個旗杆，可以進行升國旗儀式，孫子戴上鮮豔的紅領巾，我也特地換上一件大紅色上衣，與國旗同框，我們用這樣的方式為祖國母親慶生。”劉君自豪地說。

在劉劍穎家的露台上，最多的就是各種運動器材，有瑜伽球、繩子、乒乓桌、籃球、走步機等。“地上是我畫的格子，通過跳格子遊戲，去鍛煉孫子的協調能力與反應速度。”隻要有空，劉劍穎就招呼一家人參與打球等運動。節假日，全家祖孫三代活躍在球場上，成為鄰裡羨慕的對象。

經過一個多月的摸索，浙江杭州67歲的俞秀英也找到了“快樂帶孫”的更多打開方式，“周末可以陪外孫女好好在市區逛街，吃喝玩樂，周邊旅遊，前段時間我們還抽空去了一趟千島湖”。除了逛街玩樂，每周六俞秀英還會帶着外孫女去遊泳，“我是杭州市水上救生協會的會員，每年市裡舉辦橫渡錢塘江活動，我都去當志願者”。俞秀英說，外孫女很喜歡遊泳，如今每周六都帶着她遊泳，“外孫女開心，我也放松”。

說法 帶孫族享受到了政策紅利

在業内學者看來，“雙減”之後，“帶孫一族”在一定程度上享受到了政策帶來的“紅利”。

國家注冊心理咨詢師付麗莉表示，“雙減”一方面減輕了孩子們的學業負擔，釋放了“帶孫一族”的壓力，同時在很大程度上解決了老人不能輔導孩子課業的痛點。另一方面，不僅孩子們的課外生活變得豐富多彩，祖輩們也有了更多時間，豐富自己的老年生活。他們中，有的報名老年大學課程，參加各種社交活動；有的全家總動員，或節假日戶外親子遊，或一起在家畫畫、寫字，家庭氛圍更為融洽。

全國婦聯家庭教育專家講師團成員樂善耀也認為，“雙減”政策的有效實施讓家庭教育回歸以生活為中心，讓祖輩更有機會成為孩子興趣和特長的發現者和引領者、滿足孩子興趣愛好的支持者和聆聽者。

湖北省宜昌市社科聯原副主席劉開美表示，“雙減”政策落地，部分家長可以自己接送孩子，家庭教育的責任重新回到父母身上，也減輕了轉嫁給老年人的負擔。此外，“雙減”政策的實施，還有助于家庭推進二孩、三孩計劃。劉開美說，當前的教育負擔非常重，以至于很多年輕人不願再生養。“雙減”政策下，學生學習壓力減輕的同時，家長的經濟負擔也有所緩解，用在輔導班上的錢大大減少，讓年輕的家長能更多地考慮二孩、三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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