文/李響
“刺桐城附近有一别城,名稱迪雲州,制造碗及瓷器,既多且美。除此港外,他港皆不制此物,購價甚賤。大批制成品在城中出售,一個威尼斯銀币可以買到八個瓷杯。”
這段文字寫作于800年前,一個遍地都是精美且廉價的瓷器的城市,對當時的歐洲人來說,堪比流淌着蜂蜜和牛奶的天堂。迪雲州就是德化。寫下上述文字的是大名鼎鼎的意大利旅行家馬可·波羅。
馬可·波羅對福建不吝溢美之詞,在他看來,那裡物産豐饒,人民富足,那裡的婦女非常漂亮,生活奢華安逸。他尤其喜愛福建的瓷器,買了不少帶回故鄉,現珍藏于威尼斯的一隻德化瓷器香爐,相傳就是馬可·波羅的中國之行的紀念品,高19.06厘米,八面形,推測是道教法器。
在英語中,除了china,還有porcelain這個單詞也是瓷器之意。porcelain來自意大利語 porcellana,意為貝殼。傳說這是因為馬可·波羅第一次在德化見到半透明狀的白瓷時,感到如同他在大理所見的貝殼一樣剔透純潔,誤以為是貝殼磨粉制成,故以意大利語中的貝殼這一詞彙為中國瓷器命名。此後數百年來,由于馬可·波羅的巨大影響力,法國、意大利等國也稱德化白瓷為“馬可·波羅瓷”,甚至有人将元代外銷到歐洲的白瓷都稱為馬可·波羅瓷。
蒙古可汗并不可怕,他很希望直接和歐洲貿易1271年,17歲的意大利少年馬可·波羅跟随經商的父親和叔父從威尼斯出發,去往中國。就在這一年,忽必烈改“大蒙古”國号為元,次年遷都元大都(今北京),随後舉兵南下,1279年滅南宋。馬可·波羅在新興的“大汗之國”遊曆17年之久,見證了這個世界第一帝國的強盛與開放。
元世祖忽必烈畫像
1295年,馬可·波羅離開中國返回威尼斯,回國後他口述東方見聞由他人記錄,完成了著名的《馬可·波羅遊記》。在當時歐洲人的想象中,東方是野蠻之地,被異教徒統治。盡管馬可·波羅拿出大量中國的絲綢、瓷器等美輪美奂的寶貝作為物證,大部分人仍然不相信他書裡寫的内容,認為世界上不可能存在這麼繁榮富足的地方,一定是天方夜譚。甚至在馬可·波羅臨死之前,還有一位教士來到他床前,要求他承認《馬可·波羅遊記》都是說謊,這樣靈魂才能上天堂,馬可·波羅的回答是:“我未曾說出我親眼看見的事物的一半。”
馬可·波羅自稱在元上都受到忽必烈的接見,并被列入榮譽侍從名冊,還說忽必烈經常召他入宮請他講述西方奇聞異事。馬可·波羅的這些說法曆來被史家所質疑,但他向西方民衆傳遞了一個信息:蒙古可汗并不可怕,他很希望直接和歐洲貿易,可汗統治的中國擁有遠在歐洲之上的文明。
元朝鼓勵發展商業,陸上絲綢之路暢通無阻,恢複繁榮,海上絲綢之路也達到極盛,海外貿易的深度和廣度,前所未有。
海外貿易需要船舶,在一般印象中,蒙古人長于騎射,因此元代的造船工業往往被忽視,其實元代不僅具有同時建造大批船舶的能力,而且船舶容載量也較前代有所提高,出現了窄長體型的内河船。
馬可·波羅出生于水鄉威尼斯,對船舶十分敏感,途經港口必細緻觀察。在杭州,他看到西湖中的遊船畫舫,船底寬闊平坦,航行時不至于左右搖晃,喜歡泛舟行樂的人,或是攜帶家眷,或是呼朋喚友,蕩漾水面。畫舫中,舒适的桌椅和宴會所必需的各種東西一應俱全。
黃河自宿遷入海口這段區間的巨船十分震撼。“河上有屬于大汗之船舶,逾一萬五千艘,蓋于必要時運輸軍隊赴印度海諸島者也”。“每舟平均足容水手二十人,可載馬十五匹暨其騎者,與夫食糧軍械甲胄”。
他還描述了長江航道,“其運載之船舶貨物财富,雖合基督教民之一切江流海洋運載之數,尚不逮焉。……曾為大汗征收船稅者言,每年溯江而上之船舶,至少有二十萬艘,其循江而下者尚未記焉”。這個數據大緻是可信的,為舟船征稅的官員所說的是指上行的船次數,而不是全江總有船數,但也可推想船隻數量之驚人。
大運河打通内河與海運
馬可·波羅在中國旅行期間,到過海上絲綢之路的許多重要港口。在長三角遊曆時,他發現這裡人口衆多,富裕的城鎮和村落鱗次栉比,居民豐衣足食。這派景象很大程度上是拜京杭大運河所賜。
定都元大都後,為了糧食能直接從南方運到北方,不再繞道洛陽,必須打通運河。為此先後開鑿了三段河道,“洛州河”和“會通河”,把天津至江蘇清江之間的天然河道和湖泊連接起來,清江以南接邗溝和江南運河,直達杭州。北京與天津之間,原有運河已廢,忽必烈任命科學家郭守敬主管水利,新修大都到通州的“通惠河”,由通州順白河可到天津。這樣,就把原來以洛陽為中心的隋代橫向運河,修築成以元大都為中心,南下直達杭州的縱向大運河,從杭州到大都航線縮短了900多公裡。運河沿岸的小村莊、小集鎮,發展成為一個個繁華的都市,全國從北到南的貨物,通過運河流通,可以運抵設有市舶司的港口城市,外銷出海。
南宋雖已為元朝所滅,馬可·波羅依然稱杭州為京師城。本是廢都,但身居海陸運輸的樞紐地位,杭州在元代依然生機勃勃。馬可·波羅寫道:“這座城的莊嚴和秀麗,的确是世界其他城市所無法比拟的,而且城内處處景色秀麗,讓人疑為人間天堂。”
馬可·波羅看到杭州的街道和運河都十分寬闊,還有許多廣場或集市,因為時常趕集的人數衆多,所以占據了極寬敞的地方。“據說,該城中各種大小橋梁的數目達一萬二千座。那些架在大運河上,用來連接各大街道的橋梁的橋拱都建得很高,建築精巧,豎着桅杆的船可以在橋拱下順利通過。同時,車馬可以在橋上暢通無阻,而且橋頂到街道的斜坡造得十分合适。如果沒有那麼多橋梁,就無法構成各處縱橫交錯水陸的十字路。
有許多石頭建築的大貨棧,這些貨棧是為那些攜帶貨物從印度和其他地方來的商人而準備的。從市場角度看,這些廣場的位置十分利于交易,每個市場在一周的三天中,都有四五萬人來趕集。所有你能想到的商品,在市場上都有銷售。……離城二十五英裡的東北方就是大海,這裡有一個極好的港灣,是從印度輸運商品的船隻的停泊之所。”
刺桐是世界最大港口 買賣盛況難以想象
離開杭州後,馬可·波羅進入今天的福建地區,到達的第一個大城市是建甯府。“該城面積廣大,有三座建築美觀的橋梁,橋長一百步,寬八步。……此處還盛産生絲,并且能将生絲織成各種花色的綢緞。棉布則是由各種顔色的棉紗織成的,行銷蠻子省各地。居民從事商業,他們将大量的生姜運往外地。”建甯是宋代八大名瓷建盞的生産地,馬可·波羅對建盞卻隻字未提,不能不說是個巨大的疏忽。
在福州,馬可·波羅看到許多高大豪華的建築物,這些“建築物前面停泊着大批的船隻,滿載各種貨品,特别是糖,因為這裡也出産大量的糖。有許多商船來自印度,裝載着各種珍珠寶石,一旦售出,即可獲得巨大的利潤。這條河離刺桐港不遠,河水直接流入海中,因此印度來的船舶可以直接到達這個城市。這裡的各種食物都很豐富,并且還有許多令人賞心悅目的果園,出産優質美味的水果。”
刺桐即泉州。泉州遍植從印度和馬來西亞移植的刺桐,花開之時,滿城紅豔如霞,故稱刺桐城。因海上絲綢之路的複興,福建處處商貿發達,尤其是泉州,成為中外海上交通的重要樞紐,“梯航萬國,此其都會……四海舶商,諸蕃琛貢,皆于是集乎。”刺桐(泉州)給馬可·波羅留下深刻印象,他寫道,刺桐是世界最大的港口之一,大批商人雲集于此,貨物堆積如山,買賣的盛況令人難以想象。
德化是馬可·波羅福州之行的最後一站。他對瓷器的制作工藝頗感興趣:“人們首先從地下挖取一種泥土,并把它堆成一堆,在三四十年間,任憑風吹雨淋曰曬、就是不翻動它。泥土經過這種處理,就變得十分精純,适合燒制上述器皿。然後工匠們在土中加入合适的顔料,再放入窯中燒制。因此,那些掘土的人隻是替自己的子孫準備原料。”
馬可·波羅對瓷器制作工藝的記述有許多錯誤之處,但也表現了德化瓷器燒制之嚴謹精良,使歐洲人對德化瓷趨之若鹜。唐代及以前,德化瓷主要供本地居民使用,宋元時期,因泉州港口日益發達,德化瓷開始踏上海上絲綢之路,銷往沿途國家和地區,遠達歐洲和東非。
乘中國遠洋海船歸國
公元1292年,馬可·波羅受命護送闊闊真公主遠嫁波斯,順路回國。陸路發生了戰争,送親隊伍隻好選擇海路。14艘中國遠洋海船浩蕩出發,馬可·波羅描寫了這些大船的結構:用枞木或松木建造,僅具一甲闆,各有船房五六十所,每房一個船客,寬敞舒适。船各有一舵,四根桅杆,張四帆,也有的是二桅,桅杆可以随意豎起或放倒。船用鐵釘接合,用兩層厚闆疊加于上,再用麻和樹油摻和塗壁,使之絕不透水。尤為别緻的設計是,若幹最大船舶有内艙13所,互相之間用厚闆隔開,一旦船身觸礁或觸鲸造成破損,水手們立刻将浸水艙中貨物搬到鄰艙,各艙之間有厚闆隔水所以沒有大的危險,待破艙修好後再把貨物搬回來。
這是具有盛世氣象的巨船。每艘船上,至少有水手二三百人,足足運載胡椒五六千包。而這還不是中國真正的大船,因波浪激烈,許多重要海港的沙灘遷徙,吃水量淺,不能容噸位太深的船,所以改建“小”船。
馬可·波羅的回國路線基本就是元代海上絲綢之路的南海航線。他的船隊從泉州灣出發,過南海,經占城、爪哇,由新加坡入馬六甲海峽,到蘇門答臘島北部,安達曼群島,斯裡蘭卡,繞過印度半島南端,沿半島西部馬拉巴海岸北上,進入阿曼灣,在霍爾木茲登岸,踏上波斯土地。完成護送公主的使命後,馬可·波羅和父親叔父一起走陸路返回威尼斯
剛到家沒幾年,馬可·波羅就趕上了威尼斯和熱亞那之間由商業沖突引起的戰争,威尼斯戰敗後,馬可·波羅被俘,在獄中,他把東方之行的見聞講給同獄的一位作家,由他用當時歐洲最普及的法文記錄成書。最初取名《世界奇異書》,後來習慣稱為《馬可·波羅遊記》。
《馬可·波羅遊記》大篇幅盛贊忽必烈的功績,還描述忽必烈對他的熱情和恩典,但翻遍元朝史籍,從無記載馬可·波羅這個人,确實是極大的疑點。直到今天,西方俗語中還有用“這是一個馬可·波羅”來形容荒唐虛僞的事。可以确定的是,馬可·波羅頂住了一切質疑和挑釁,一生努力破除西方對東方世界的偏見,他讓西方看到了東方的誠意和魅力,在他身後,源源不斷的歐洲人遠渡重洋,尋找黃金、絲綢、香料,還有如夢如幻的中國白。
參考文獻:
梁生智譯《馬可波羅遊記》;
陳瑞德等著《海上絲綢之路的友好使者 西洋篇》;
楊熺《承前啟後的元代船舶》;
周寶利《元朝的商業繁榮與海上絲綢之路》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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