程朱理學什麼時候成為正統?　　程朱理學興起于兩宋，由北宋的程頤、程颢兄弟開創，至朱熹發揚光大作為儒家在元明清時期最重要的思想流派，程朱理學成為官方統治思想，在國家治理方面發揮了無可替代的曆史作用無論真心與否，很多帝王都會強調程朱理學的重要性，清代帝王也不例外就康熙、雍正、乾隆三位帝王而言，因面臨的治理難題不同，呈現的曆史面貌也存在差異，接下來我們就來聊聊關于程朱理學什麼時候成為正統?以下内容大家不妨參考一二希望能幫到您!

程朱理學什麼時候成為正統

　　程朱理學興起于兩宋，由北宋的程頤、程颢兄弟開創，至朱熹發揚光大。作為儒家在元明清時期最重要的思想流派，程朱理學成為官方統治思想，在國家治理方面發揮了無可替代的曆史作用。無論真心與否，很多帝王都會強調程朱理學的重要性，清代帝王也不例外。就康熙、雍正、乾隆三位帝王而言，因面臨的治理難題不同，呈現的曆史面貌也存在差異。

　　一

　　1644年，山河變色，中原鼎革，多爾衮率領八旗鐵騎入主中原，頒布逃人法、剃發令，允許八旗貴族在河北、山西、山東等處圈地，使得“吊民伐罪，為爾複君父之仇”的正當性大打折扣。順治帝親政後尊崇儒學，遭到八旗王大臣的普遍反對，其英年早逝和鳌拜輔政更讓有所緩和的滿漢矛盾再次凸顯。此時南方殘存着幾個南明小政權，大部分漢族士紳官僚處于觀望狀态。清朝能夠在中原長久立足，不像元代早衰而亡，很關鍵的一點是采取哪種統治思想。

　　康熙帝沖齡即位，面臨的最大問題是選擇什麼樣的統治思想消除尖銳的滿漢矛盾。因為幼帝具有可塑性，尊崇程朱理學的官員們紛紛上奏，要求康熙帝學習儒學。理學名臣熊賜履更是上了一封“萬言疏”，闡明儒學對于君王治理天下的意義，希望皇上“扶持正教，一洗從前浮薄偏曲之陋習與空虛荒誕之邪說”。康熙帝清除鳌拜集團後，陸續恢複了經筵日講制度，為漢族官僚向皇帝灌輸程朱理學提供了時機和場所。

　　就康熙帝而言，他對儒學尤其是程朱理學始終保持着天然的親近感，對宗教則沒有根本信仰。從理學治天下的觀念出發，康熙帝頒布《聖谕十六條》，強調“敦孝弟以重人倫、笃宗族以昭雍穆，和鄉黨以息争訟、重農桑以足衣食，尚節儉以惜财用、隆學校以端士習，黜異端以崇正學、講法律以儆愚頑，明禮讓以厚風俗、務本業以定民志，訓子弟以禁非為、息誣告以全善良，誡匿逃以免株連、完錢糧以省催科，聯保甲以弭盜賊、解雠忿以重身命”，實踐着程朱理學的治國理念。

　　康熙帝首設博學鴻儒科，創建南書房制度，親臨曲阜拜谒孔廟，編輯與出版了《康熙字典》《古今圖書集成》。這些舉措徹底解決了清朝入主中原後的發展方向問題，用專制皇權确定了程朱理學的統治地位。同時，儒學的熏陶也讓康熙帝養成了寬仁平和的性格，他對臣下極少疾言厲色，處理政務也是謹守中庸之道，即使處理謀反大罪也都盡可能地不牽連無辜。康熙一朝終結了明末以來的社會失序和内亂頻仍，通過休養生息、寬徭薄賦、隆師尊儒、重用漢官等一系列措施，為大一統新局創造了條件。

　　二

　　康熙晚年，皇太子胤礽立了又廢、廢了又立，諸子争儲演變為黨同伐異的政治鬥争。康熙帝駕崩前沒有正式指認皇四子胤禛成為下一代君王，使得皇位争奪戰籠罩上了陰謀和篡位的陰影。孔子将正名作為行政之始，強調“名不正則言不順，言不順則事不成。事不成則禮樂不興，禮樂不興則刑罰不中”。如何正名，就是要做到“君君、臣臣、父父、子子”，嚴格遵守儒家倫理道德。

　　胤禛繼位後，始終面臨帝位合法性危機。無論是宗室貴族和朝廷内部，還是街衢巷尾和偏鄉僻壤，始終有股聲音質疑雍正帝得位不明亦不正。此時的滿漢矛盾已經不再凸顯，帝位合法性危機成為雍正帝最需解決而且必須解決的問題。如何實施高壓讓官員百姓俯首稱臣是關鍵，所以程朱理學成為政治手段之一。他從現實政治出發，提出了公誠論。

　　所謂公，就是要惟知有君，不能有朋黨之争；以君臣大義為重，以父兄之情為輕；不能沽名釣譽，也不能趁機邀功；潔身自好，實心實政，介己為公。雍正帝曾講，官員要想坐穩位置，要保全身家性命，唯一能做的就是以公為心，忠君為國，不能有私利和私怨。至于誠，雍正帝将其看作是天道在人間的現實體現，是人臣事君的基本準則。什麼是誠？就是要對君主心悅誠服，恭謹事上；與君主同心同德，不能有絲毫叛逆之心；還要做到無欺無隐，坦誠從政。公與誠構成了雍正帝的禦臣之道，概括起來就是事君以誠，為政以公。如果官員士紳做到了這些，雍正帝就認為是“真道學”；如果口說而實不至，就被雍正帝稱作“假道學”。道學的真假不在于是否符合程朱理學的修養，而在于對君主的态度。

　　公誠論本來是儒家講述的重要内容，程朱理學曾經重點發揮。雍正帝從程朱理學抽取公誠論帶有極強的功利性和工具性，不像其父康熙帝發自内心地信仰與堅守。雍正帝性情沉郁猜忌，刻薄寡恩，為君從政伴随着訓誡、權術與殺戮，甚至因為一己私怨賜給錢名世“名教罪人”的匾額，還讓其常年挂在門口。這都說明雍正帝完全沒有儒家的忠恕之道，對程朱理學也沒有真誠地信仰。

　　對孔孟之道如此，雍正帝對佛教、道家的态度同樣呈現着工具性而非目的性的特征。有時甚至出現了自我陶醉，給自己起了禅宗法号“圓明居士”，坐在龍椅上闆起面孔訓誡起天下的缁衣海清，正像其自認為掌握儒學尤其是程朱理學的真理，教訓起天下的士子和讀書人一樣。不過終雍正一朝，内地并未出現大的動亂，也未出現大的戰争，這算是雍正帝最大的曆史貢獻。

　　三

　　雍正帝暴病而亡後，24歲的弘曆即位為乾隆帝，又面臨着與其父祖不一樣的國家治理局面。清朝經過順治、康熙、雍正三帝的苦心經營，在中原的統治已經基本穩固，周邊少數民族叛亂和外敵入侵也明顯減少，社會呈現欣欣向榮、氣勢恢宏的有序發展。乾隆帝為皇子時接受了完整的教育，本身正值盛年又具有雄才大略，不存在帝位合法性的危機，自然将如何持盈保泰、延續國家強盛當作為政重點。

　　程朱理學特别強調政教倫理觀念，重視士紳官僚及普通民衆對倫理綱常的接受。乾隆帝首先糾正了雍正帝的過激過嚴政策，對待科甲出身的官僚不再那麼刻薄。他說：“治天下之道，貴得其中，故寬則糾之以猛，猛則濟之以寬。而稱一張一弛，為文武之道。凡以求協乎中，非可以矯枉過正也！”科甲官僚升為部院堂官和督撫藩臬的人數越來越多，像畢沅、紀昀等高官在當時都頗負重望。

　　乾隆帝為了以儒學點綴所謂的盛世，兩開博學鴻詞科消弭了漢族士大夫殘存的反清意識，《明史》的最終定稿更讓前朝有了蓋棺論定，完成了漢族士大夫的夙願。同時為了實踐程朱理學，側重對曆史文獻和典章制度的整理，先後完成了《四庫全書》《續通典》《續通志》《續文獻通考》等大型圖書工程。尤其是《四庫全書》，更是成為“文治之極隆而儒生之殊榮”，标志着乾隆一朝具有系統整理數千年傳統文化的集大成趨勢，開啟後來被稱為“乾嘉學術”的曆史輝煌。

　　乾隆帝對意識形态非常重視，強調用程朱理學“正風俗，得民心，敦士行”。同時借助整理圖書和修撰史籍查毀禁書，大興文字獄。從另外一個角度講，這些措施與程朱理學存在根本矛盾，去掉了朱熹曾經念茲在茲的華夷之辨。乾隆帝對程朱理學進行了有條件的取舍，提倡其對國家治理有利的要素，抛棄其對國家統治不利的内容。除了文治還有十全武功，乾隆帝認為自己是千古一帝，給自己命名為“十全老人”。

　　大體來講，康雍乾三帝統治時期國家進入長久的安定，開啟了号稱“康乾盛世”的局面。這多半與統治者尊崇儒學尤其是程朱理學有關，适應了漢地士紳官僚的統治需要。程朱理學成為官方統治思想甚至上升為一種意識形态，說明采用何種統治思想對于國家的長治久安至關重要。當然八旗作為少數民族入主中原，仍然保持着與前朝不一樣的特征。首崇滿洲、滿蒙一家、蒙藏一體與滿漢平等的統治政策同時存在，漢族士紳官僚堅守的程朱理學在康雍乾三帝眼中既有工具性也具目的性。

　　（作者：劉大勝 單位：北京化工大學馬克思主義學院）

更多精彩资讯请关注tft每日頭條，我们将持续为您更新最新资讯!