金朝建立以後，作為入主中原而以正統自居的新王朝，在與南宋和西夏鼎立時期，卻出人意料地未援引唐宋王朝的做法對西夏王朝采取賜姓政策。

金朝之所以不對西夏王朝賜姓，可以從以下兩個方面來分析。

作為少數民族身份的地方都督或節度使能夠得到中原王朝的賜姓是一種榮耀，可以極大地提高黨項羌自身在少數民族中間的地位和影響力。

一旦主張以蕃俗為本建立地方割據政權，賜姓就會被認為是一種屈辱而遭到黨項羌首領的抵制。

《宋史》中記載了元昊其與父德明的一段對話，雖然不能确知真僞，但是能表現當時宋人眼中對元昊的一貫印象，即元昊強調蕃俗，拒絕過度親宋，發揚蕃族特色。

為了達到稱帝建國的政治目的、同時擺脫對北宋的依附身份，對元昊來說，放棄來自中原王朝的賜姓，尤其是北宋的“趙姓”，成為了當務之急。

對于西夏統治者來說，李唐皇室的姓氏并不能完全代表西夏的正統地位，單純地廢除趙姓，改用李姓已經不能滿足西夏作為非漢民族獨立政權的需要。

此時漢族士人張元、吳昊西逃至夏，以名字中的“元昊”兩字吸引了夏方注意，得以觐見西夏長官後，提出元昊既然不介意接受宋朝賜姓，我們隻是重名，為何與我們計較，雖為激将，卻也說中了元昊的心思。

有了他們的進言，在各部族勢力的支持或默許下，元昊決定取消宋朝所賜的趙姓，改用本民族姓氏，自稱“嵬名”氏。元昊改姓是其稱帝建國準備工作中的重要一環。

改姓之際，元昊沒有忘記他的遠支旁系，把整個拓跋部都改姓嵬名，嵬名一詞在西夏漢文、西夏文《雜字番姓名》中均位列第一，顯示出帝王姓氏唯我獨尊的地位。

與宋朝時将國姓“趙”排在第一位，如出一轍。元昊為了迫使北宋認可他為大夏皇帝，從夏天授禮法延祚三年至天授禮法延拃五年，接連對北宋發動了三次大規模的圍攻，都取得了勝利。

由于西夏國小力薄，連年戰争給西夏人民帶來沉重的負擔和災難。為了鞏固新生的西夏王國，元昊被迫放棄稱帝，再次對宋王朝稱臣，西夏仍舊使用宋朝的賜姓趙。

西夏雖然在政治上蒙受了一定損失，但盡力在經濟領域争取了一定利益，北宋答應每年給予西夏大量的賞賜。

在諒祚時期，卻又對宋以李姓自稱。夏拱化元年，即宋嘉祐八年，仁宗崩逝，英宗嗣位，諒祚派遣使臣前來吊祭，但由于其自稱李姓，放棄了宋朝所賜趙姓，這引起了北宋方面的不滿，夏國使臣被攔在皇儀殿門外。

面對北宋的質問，諒祚不予理睬，并數次出兵侵擾宋境。事實上，諒祚複改姓李是其基于當時政權發展所做出的一種選擇。

夏毅宗諒祚自幼繼位，大權一直為沒藏氏一族所掌握，直到五年之後，諒祚聯合大将漫咩誅殺了沒藏氏一族，從此結束了沒藏氏專權的局面。

在肅清了内部隐患後，諒祚開始親理朝政，但是在施政初期遇到了困難，首先是維護民族特性，凸顯西夏相對于其他政權的平等地位。

這些顧慮，讓統治者無法簡單照搬中原王朝的既成規章制度。但從另一個角度來說，避免對其他政權的學習，又是閉目塞聽，固步自封的行為，新生不久的西夏王朝需要這些由曆史積澱的豐富經驗，發展蕃禮的同時不忘吸收漢儀，才是延續新生王朝的長久之道。

如果說諒祚改用漢姓隻是為了表明行漢禮的決心，他為何要在此時放棄趙姓而改用李姓，顯而易見，諒祚為了降低本國對宋的依附程度，同時李姓為盛唐所賜，昭示着夏國不僅非趙宋之附，更為中原之胤。

此與元昊立國前夕拒絕宋王朝的賜姓而改姓嵬名的心理動機并無二緻。由上述可見，西夏方面每一次改變姓氏的舉動，意在謀求與各個政權之間的對等性。

囿于狹隘的民族觀念，遼朝、北宋以及後起的金朝全都認為自己居天下之正，乃是正統，将偏居西北一隅的西夏王朝視作藩屬國。

西夏王朝強烈要求改變依附于他國的局面，一心想要獲得中原王朝平起平坐的地位，在這種背景下，西夏統治者對并立王朝賜姓的态度是抗拒的。

金夏兩國雖然通過“天會議和”正式建立了以君臣相稱的政治關系，但金朝未采用以往宋朝對西夏賜姓的政策，應該與西夏的堅決反對有關。

我們知道，西夏接受趙宋王朝的賜姓，名義上臣服北宋，是在武力反抗未能奏效的前提下，以每年攫取歲币二十五萬五千的經濟條件換取的。

金夏兩國君臣關系确立，主要是以金以下寨以北、陰山以南、乙室耶刮部吐渌泺以西之地割與西夏為條件實現的，當時并未涉及歲币問題。

西夏曾經援引宋朝輸歲币例子，向金朝索要歲币。西夏晚期，随着蒙古軍隊的南下，保持八十餘年的的夏金友好關系走向了破裂，金夏在經過長達十餘年的頻繁交戰後，雙方俱敝，上下困乏。

正大元年），金宣宗去世金哀宗繼位，金哀宗一改其父對西夏、南宋的敵對政策向西夏、南宋示好以求結盟，更好的積蓄力量抵抗蒙古南侵。

此時的西夏也意識到金夏戰争隻是徒勞消耗兩國實力，而蒙古的步步緊逼己使得金朝與西夏處在政權覆滅的邊緣。

最終金夏決定重新議和，易君臣之國為兄弟之國。在議和的過程中，西夏提出歲币要求，遭到金朝大臣李獻甫的拒絕。金朝大臣馮延登在議和開始時，不能折服具有專對之才的夏使，擔任書表官的李獻甫加入談判。

從夏使與李獻甫的辯論中可知：其一，北宋的賜姓之舉與歲币政策确實有關聯，“宋以歲币餌君家而賜之姓”；其二，接受賜姓是一種屈辱，賜姓者“岸然以君父自居”。

基于此，金朝既然拒輸西夏歲币，也就失去了對西夏王朝賜姓的理由。而西夏一旦接受金朝的賜姓，就隻能屈居人下。是以金朝提出以高于北宋歲币兩倍即五十萬的條件，換取對西夏的賜姓，西夏也沒有答應。

最後雙方出于共同抗蒙的需要達成和約，易君臣之國為兄弟之國。西夏甯可失去高于北宋兩倍的歲币，也不願意接受金朝的賜姓，最終實現了夢寐以求的與中原王朝對等的政治地位。

事實上，西夏統治者并不是拒絕來自所有政權的賜姓。除元昊以外，所有的西夏統治者都曾對外以唐朝所賜的姓氏李氏而自稱，遼、金、元三史都記載西夏統治者姓李，此舉無非是借唐王朝的賜姓，向其他政權顯示西夏的對等性。

在政權内部，也是向民衆昭示西夏乃是上承唐王朝天命的正統王朝。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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