引子：“所有倒塌的磚都壓在了他們的心上，目光上”

《唐山大地震》是由馮小剛執導，2010年于河北唐山首映的一部災難劇情電影。影片講述了在1976年發生于河北唐山市的7.8級地震中，一位母親僥幸逃脫後面對被廢墟掩埋的兒女卻隻能選擇救其一，最終保全弟弟，但姐姐卻奇迹生還并被解放軍一家重新收養，經過多年的命運波折最終意外重逢的故事。

電影為我們還原了地震發生時悲壯的宏大景觀，但叙事重點卻不在于展示人類在災難中英雄般的生存鬥争，而是将這場災難視為一場彌漫在後續人生的心靈浩劫。地震過去了，餘震還發生在經曆這場災難的所有人的心中。這是災難帶給人類最沉重的東西，當時間漸遠那些在災害中丢失的東西，如親人，夥伴，他們無法在心中被抹去，成為居于遙遠地方又仿佛萦繞心頭的“他者的凝視”，一個人便再也無法活成他原本完整人生内輕松的自己。

在當代女性主義的研究中，“凝視理論”被廣泛地作用于對女性形象及主體意識的解讀上，它主要由拉康提出并在随後很長的一段時間内被多名學者進行了相關闡釋及自身的補充完善，1964年，拉康針對視覺性的問題進行更深層次的論述，并提出了“凝視”的思想理論，針對視覺活動實施激進化的處理，在自我觀看中嘗試嵌入大寫的他者結構功能，還将實在界的維度引入其中，将從屬于實在界的對象作為規定的行為絕對物，從而增加了觀看行為的複雜性，為從全新的角度解讀觀看現象提供了理論參考。本文試圖從拉康凝視理論的視野下對本片中出現的三個主要女性形象——母親、養母、方登進行簡要的形象分析。

1. 虛構的他者的目光

“死的人死了，活着的人就得使勁活着”，影片中的元妮自始至終都是一個向外犧牲的人，地震發生前影片為我們展現了一個操勞的母親和溫順的妻子，在攝影機的注視下她處于不斷地運動中，譬如為家人準備晚飯，為丈夫扇風解熱，孩子睡覺後與丈夫的親密時刻她也以溫柔順從的姿态所表現。女性在此開始成為一種被觀看、被凝視的對象，在這樣的凝視下女性被欲望化了，成為男性主導之下的性别權利關系中男性對女性的各種要求與想象。

地震發生之後，抛卻道德情感層面，元妮的生活從四人關系變成了她與兒子與自我的兩人關系，人的主體性本應展露出更大的機會，但事實卻并非如此。地震的發生，為元妮的心理壘上了兩面高牆，一是丈夫的逝去，丈夫為救自己犧牲在了地震中。根據中國人的傳統觀念，逝去的人與在世的人仍舊是相互聯系的，“他的注視”形成了元妮心中約束自己的道德量尺，因此元妮并未再去尋找愛情的可能，即便是家裡的物質條件豐厚時，她也堅持選擇留在唐山，并通過祭奠的方式完成與親人的重聚。

另一個是在對兒子與女兒做出選擇時，所留下的心理陰影。這種萬不得已的選擇讓一位母親産生了自身有失公平的内疚感，當她将丈夫與女兒的照片挂在牆上時便在生活中形成了兩道潛在的“凝視”。元妮在這種凝視中對自我意識的構建是虛幻的，是鏡像階段對自我的認知，在她看來她的存在是為了可以繼續生活的兒子——這也被視為逝去丈夫的“期望”，同時也為了支撐這個家，可以讓丈夫和女兒找到“回家的路”，這樣的女性形象或許是存在着局限性的，充滿攝影機之外“男性的凝視”的，但同時這也是災難之于人的異化，災難本身也成為對每一個受害者“他者的凝視”。

災難發生後所引發的倫理關系是複雜的，它輻射到人情社會的多種層面。方登的養母也被“親生母親”這樣的傳統倫理觀念所挾持着，養女“親生父母”的存在在她的虛構的心理中成為了一種遙遠的凝視，這種不安全感始終伴随着她的一生。性格更加執拗的董桂蘭選擇以更為強制的手段進行着抗擊，例如對養父的“疼愛管制”，阻止方登報考更遠的醫學院。

而養女成為了她與養父愛情關系中被想象的“他者”，那些養父對方登溫柔的瞬間讓其心生猜忌，這種對于兩性關系的不良視點，反映了性别權利中主宰與附屬，自我與他者的二元對立結構。兩位母親的生活都被災難的後遺症影響着自身的主體性，但對于電影中母親形象的塑造也折射出攝影機之外父權意識凝視角度對女性形象的偏見，仍然在叙事上表現出了物化和異化女性的特點。

2. 大他者凝視下遮蔽的女性成長

拉康将型塑主體自我的大寫的他者稱為“象征秩序”，其屬于象征界的範疇中，大他者的凝視事實上就來源于社會化的符号秩序的凝視，是使人與人建立某種關系的“第三者”的凝視。從“大他者”凝視的角度對女性主體建設加以解讀，能看出“大他者”在一定程度上表明長期父權制社會背景下形成的社會秩序對女性群體意識的形成和女性意識的覺醒産生遮蔽和制約作用，在方登的成長過程中這種來自“大他者”的凝視樹立其中。

例如母親在選擇中造成的“重男輕女”傳統倫理觀念的誤解對方登的内心造成了難以磨滅的心理創傷，這也使得她對母親形象産成了一種自然的抵觸，在與養母的相處關系中便可窺見一斑。在成年後方登意外懷孕時，方登留下孩子的選擇表明了她在經曆災難後對生命珍重的态度，災難本身成為了一種大他者的凝視，它使經曆過他的人們重新建立起屬于自己的一套生命觀。

但是這種“意外懷孕”難以讓她抛棄世俗的眼光去審視自己，這種身份的“不光彩”讓她離開了養父母的家庭，獨自撫養孩子的成長，而影片最終給予她看起來圓滿的人生歸宿也在依托着一名“外國男性”的接受得以建立，在“大他者”社會秩序的凝視中，影片中的方登仍然受到男性凝視潛意識的約束，無法真正實現自我意識的覺醒。

結語

該片的女性形象在一定程度上反映了災難背後許多家庭女性人生的現實投影，他們也許無法走出那片倒塌的廢墟，每日每夜與相片中的目光做着孤單又無意識的對望。災難的影響深遠而沉重，家庭與人生的命運被它背後的凝視所改寫着，他們的名字也被刻在廢墟的磚塊瓦礫上，築起了國家與民族永遠沉痛悼念的一座高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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