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左傳》，儒家經典《春秋》三傳之一，是我國編年體史的始祖，也是曆史文學的楷模，２０００多年來，它對我國史學和文學（包括散文、傳記、小說和戲曲）的發展，都有過深刻的影響。

我自從北京師大畢業，３０年多年一直從事中國古代文學的教學，并主講先秦文學和兩漢文學，《左傳》自然是講授的重點著作之一。我在研讀和講授《左傳》和其他曆史著作的過程中，時時處處都碰上“地名”這個令人棘手的問題。正如清人尹繼美在他的《詩地理考略序》裡所說的：“地理之學，最為糾紛，或同地異名，或同名異地；郡縣代有沿革，時并時分，校核非易；地名每多傅會，彼此互異，折衷維艱。懸遠則歸一是，近似不妨兩存，有所不知，姑從其阙。”這段話對地名考辨的困難以及遇到地名問題時應采取的處理原則，都談得十分中肯透辟。

１９６２年，我從先師劉盼遂教授進修《左傳》，在和劉老研究進修計劃時，曾商定一個研究課題，即《左傳地名考辨》（後擴展為《地名考辨在古代文史研究中的作用》）。劉老說：“研究曆史，不可不研究地理。因為任何一個曆史事件，都是發生在一定的時間，這就是曆史；而它也是發生在一定的空間，這就是地理，所以《四庫》編目，地理著作列入《史部》。研究曆史而不研究地理，就象孫猴兒翻跟頭，一個跟頭十萬八千裡，不知翻到哪裡，那怎麼行！”劉先生的這條研讀古代文史的獨到經驗，我終生難忘。今選取《左傳》幾個有争議的地名談談我的意見，希望熱愛《左傳》的讀者同志批評指正。

鄢隐公元年，鄭伯克段于鄢。杜注：“鄢，今颍川鄢陵縣。”《嘉慶一統志》卷一八七《開封府·古迹》雲：“鄢陵故城，在今鄢陵縣西北。《春秋》隐公元年，鄭伯克段于鄢。成公十六年，晉侯及楚子、鄭伯戰于鄢陵，楚子、鄭師敗績。……《括地志》：‘鄢陵故城，在今鄢陵縣西北十五裡’。”高士奇《春秋地名考略》卷六：“隐元年，鄭伯克段于鄢。杜注：‘鄢，今颍川鄢陵縣。’成十六年，晉、楚戰于鄢陵。杜注：‘鄭地，今屬颍川郡。’按：杜注鄢與鄢陵為一地。蓋鄢，古國也……為鄭武公所滅。”杜注的這條注，有極高的權威性，諸如《左傳》的古今注本，選注本，古文選注本。顧祖禹《讀史方輿紀要》、顧棟高《春秋大事表》，以及關于《春秋左傳》地名的專著如江永《春秋地理考實》，沈欽韓《左傳地名補注》，還有新修訂出版供文史研究者參考用的《辭源》，都一緻遵信此注，沿用不疑，其實，這是一條錯誤十分明顯的注。

唐陸淳《春秋集傳辨疑》卷一：“趙子（趙匡）曰：‘鄢當作邬，鄭地也，在缑氏縣西南。至十一年乃屬周，《左氏》曰王取邬、劉、蒍、邘之田于鄭是也。傳寫誤為鄢字。杜注雲今颍川鄢陵縣，誤甚矣。按：從京至邬非遠，又是鄭地，段所以有兵衆，故曰克；若遠走至鄢陵，已出境，即無複兵衆，何得雲克？又《傳》曰自鄢出奔共，即自邬過河向共城，為便路；若已南行至鄢陵，即不當奔共也’。”據考京邑在今河南荥陽縣東南，邬邑在偃師縣西南，古共伯國，時為衛邑，即今輝縣市，查閱一下地圖，便可清楚看到，自京至邬的确非遠，而邬邑西北即武王伐纣渡河的孟津，過了黃河不遠就是共城。今杜氏将“鄢”注為“鄢陵”，實屬令人大惑不解。請想，鄭伯聽說太叔段将興兵發難，乃派遣戰車２００乘自國都新鄭西北行伐京，京叛太叔段，段率殘軍出奔，那他為何反而按照鄭伯進攻他的路線往東南行，這樣要經過鄭伯坐鎮的新鄭，而後再往東南行才是鄢陵。難以令人置信的還有，太叔段在鄢陵被殲，為何他卻掉轉頭又按照他來時的舊路往西北逃，這樣還得再次經過新鄭，再北行渡河奔共城。這個迂曲危險的出奔路線的設想，實在有點古怪，而出人意料的是，渾如喪家之犬的太叔段，他又如何能勝利地實現了他設想的這個計劃？我想這大概是因杜注的威信太高，而趙匡的此說又曾受到洪亮吉、劉文淇兩位《左傳》名家的批評，因而一直少為人知，更無人敢于斷然采用。按鄢陵，屬鄭地，趙匡說：“鄢陵，已出境”。這句話是錯的，是不應有的疏誤。

洪亮吉《春秋左傳诂》雲：“《漢書·地理志》陳留郡傿，應劭曰：‘鄭伯克段于傿是也’。按：趙匡《集傳》雲：‘鄢當作邬，鄭地，在缑氏縣西南。至十一年乃屬周，《左氏》雲王取邬、劉、蒍、邘之田于鄭是也。傳寫誤為鄢字。今考杜注穎川鄢陵既非；趙匡以為當作邬，一無确據，又系改字，亦非也。惟應劭之說最足依據。傿縣，前漢屬陳留，後漢屬梁國，作阝焉。陳留郡在春秋時大半屬鄭。且《傳》上雲：‘廪延，鄭邑，陳留酸棗縣北有延津’。廪延至阝焉既屬順道（按應說“阝焉至廪延”），又渡河至共亦便，明克段之地為陳留阝焉縣無疑。“這是一條較杜注更難理解的注。今先考證幾個有關的地名，而後再分析太叔段這一條出奔路線是否合理，最後再判斷洪氏此注站得住或站不住腳。《左傳地名補注》雲：“京：《方輿紀要》：京城，在鄭州荥陽縣東南三十裡’。”又雲：“廪延：《一統志》：‘酸棗故城，在今衛輝府延津縣北十五裡（查今“廪延”注多用此說）’。按《水經注》：“河水又東迳滑台城北，城即故廪延也。’據文即今滑縣（按即今舊滑縣城），唐之滑州，漢、晉為白馬縣，杜預謂酸棗縣之延津，非也。《元和志》：‘滑州西南至鄭州三百裡，太叔段所侵之界如此’。”又雲：“鄢：《方輿紀要》：‘鄢陵城，在開封府鄢陵縣西南（據《嘉慶一統志》）引《括地志》應為西北十五裡）’。……《寰宇記》：‘鄢城，在宋州柘城縣北二十九裡。’鄭伯克段之地疑遠。”試看太叔段的這條出奔路線，他從京邑突圍，率殘部東南逃往遙遠的今河南柘城縣的鄢城；在鄢城被鄭伯軍攻克後，他又轉向西北奔，逃往遙遠的今滑縣的廪延；渡過黃河後再轉向西南行，而後才到達共城。洪氏所雲：“廪延至焉既屬順道又渡河至共亦便”的話，真不知當如何理解？沈欽韓說“鄭伯克段之地疑遠”，意即認為柘城縣的鄢城距離京邑路程太遠，疑其不可信。又據《寰宇記》：“鄢城北裡許有泓水，《春秋》僖二十二年，宋公及楚人戰于泓是也。“楚人伐宋，宋襄公迎戰于泓，泓應當是屬宋；那泓水之南裡許的鄢城屬鄭還是屬宋？如是宋邑，則洪氏之說更難成立。又《嘉慶一統志》卷一九四《歸德府·古迹》雲：“傿縣故城：在柘城縣北。亦作阝焉，通作鄢。漢縣，屬陳留郡。……《漢書·地理志》注：‘應劭曰：鄭伯克段于鄢是也。’……《寰宇記》：在柘城縣北二十九裡。按颍川有鄢陵，故屬鄭地，在今開封府鄢陵縣西北，此陳留之傿非也。應劭說誤，《元和志》、《寰宇記》俱仍其謬。”柘城縣鄢城說，蓋都是沿襲應劭《漢書注》之誤。

通過對有關文獻資料的分析，以上三說，當以趙匡之說為最确。“鄢”當作“邬”。邬邑，據《嘉慶一統志》卷二○六《河南府·古迹》雲：“在偃師縣西南。《左傳》：隐公十一年，王取邬、劉之田于鄭。莊公二十年，王及鄭伯入于邬。杜預注：‘缑氏縣西南有邬聚。’《舊志》：或謂之邬鄉。’今縣西南有南邬。”

最後，還有一個疑問，即洪亮吉提出的鄢“趙匡以為當作邬，一無确據，又系改字”的問題，有待作進一步的闡述。汪價（ｊｉè）《中州雜俎》卷二“烏焉互舛”條雲：“《石經·春秋》‘鄭伯克段于鄢。’趙匡雲：“鄢當作邬（下略）。’郭知元《切韻》雲‘帝虎并訛，烏焉互舛，正指此條。”“邬”之所以誤為“鄢”，蓋因二字的聲符“烏”與“焉”形近而訛。據《四庫全書總目》卷七七《史部·地理類存目六》“中州雜俎”條雲：“汪價，字介人，号三侬外史。自稱吳人，其裡居則未詳也。”清初人，順治十六年，應聘參與《河南通志》的編撰。“逾年書成。複采諸書所載轶聞瑣事關于中州者，荟萃以成是編”。又郭知元，據查當為“郭知玄”，清儒避康熙玄烨諱改寫作“郭知元”。郭知玄唐初人，文字學家，嘗為長孫讷言的《切韻注》作過增補。“郭知元《切韻》”，當指郭知玄增注本的《切韻》。由知“烏焉互舛”之語，恐不隻是考慮到“邬”、“鄢”二字形近互訛，亦必另有所據。趙匡“鄢當作邬”之說，似可信從無疑。

滑莊公十六年，會滑伯同盟于幽。杜注：“滑國都費，河南缑氏縣。”《春秋地名考略》卷十二：“滑，莊公十六年，滑伯同盟于幽。杜注：‘滑國都費，河南缑氏縣。’按：滑國，姬姓。僖三十三年，秦人入滑。《左傳》：孟明‘滅滑而還’。……成十三年，晉使呂相絕秦，曰：殄滅我費滑，離散我兄弟。’杜注：‘費滑，滑國與晉同姓。’孔疏：‘春秋時更無費國，秦惟滅滑，知滑即費，國、邑并舉也。’十七年，‘鄭子驷侵晉虛、滑’。杜注：‘虛、滑，晉二邑。滑，故滑國，為秦所滅，時屬晉，後屬周’襄十八年，‘楚公子格帥師侵費滑、胥靡。’杜注：‘胥靡，鄭邑。’孔疏曰：‘不言費滑，當以費滑為周邑也。’……定六年，鄭伐周馮、滑、胥靡。孔疏曰：‘滑此時不屬晉矣。’周人又謂之侯氏。昭二十二年，王子朝之亂，晉師軍于侯氏。《史記》：秦昭王四十六年，梁攻韓缑氏、蔺，拔之。漢置缑氏縣，屬河南郡。晉因之。《水經注》：休水重源，又發缑氏原，王子晉控鶴于此。‘又迳延壽城南，缑氏縣治，故費滑也’。……下至唐、宋，皆屬河南府，惟東魏一屬洛陽郡。熙甯初，省入偃師。今其故城在縣南二十裡。”

《嘉慶一統志》卷二Ｏ六《河南府·古迹》雲：“缑氏故城，在偃師縣南二十裡，春秋滑國。……漢置缑氏縣，屬河南郡。後漢及晉因之。後魏太和十七年，并入洛陽。天平初，複置，屬洛陽郡。隋開皇十六年廢，仍屬河南郡。《寰宇記》：‘縣在府南六十裡。晉、宋（劉宋）前，缑氏縣在今縣東南二十五裡。東魏天平元年，複于洛陽城中置缑氏縣。周建德六年，又自洛陽移于今縣北七裡鈎鎖故壘。隋開皇四年，又移于今縣北十裡洛陽故郡城。大業元年，複移于今縣東南十裡。十年，又移縣據公路澗西，憑岸為城。……《宋史·地理志》：“‘熙甯八年，省缑氏為鎮。’《偃師舊志》：‘有故縣村，在今縣西南十五裡。’又有府店，在縣南之三十五裡。古滑城在其北二裡許。”

此外，如《讀史方輿紀要》、《春秋大事表》、《春秋地理考實》、《左傳地名補注》，對漢缑氏縣即春秋滑國，故城在今偃師縣南２０裡之說，均無異辭。今注本《左傳》或迳注作“滑國故城，在今河南偃師縣之缑氏鎮。”但如仔細加以研究分析，則不難發現，今偃師縣南２０裡缑氏故城是否即是漢缑氏城亦即古滑國城？漢缑氏城亦即古滑國城到底在今何處？今偃師縣南２０裡的缑氏故城又是什麼城？府店北２裡許的古滑城與古滑國有無關系？這些疑問，在上述文獻資料中，皆未有明确的答案。

按古滑國，漢置缑氏縣，曆兩漢、魏、晉，以迄北魏太和十七年，縣的建置和治所始終沒有改變。其後的缑氏縣卻時有并、廢，縣治亦頻繁遷徙。隋大業十年（《讀史方輿紀要》作“大業二年”），缑氏縣“移據公路澗西，憑岸為城”。這個公路澗西的缑氏縣城，曆隋、唐、五代，直到宋熙甯八年省縣為鎮，并入偃師縣，似亦未再有過遷徙。這為我們進一步探尋古滑國城即漢缑氏城和隋缑氏城的所在，提供了重要線索。

據賀次君《括地志輯校》卷三《洛州缑氏縣》下雲：“缑氏故城，在洛州缑氏縣東二十五裡，滑伯國也。韋昭雲姬姓小國也。《史記·秦本紀》‘鄭滅滑’《正義》引作‘缑氏故城本費城也，在洛州缑氏縣南東二十五裡也。’按《周本紀·正義》引‘縣’下衍‘南’字。“按據漢、唐兩代缑氏城所在的地理方位，《周本紀·正義》的“南東”當是“東南”倒置，“南”非衍字。又《元和郡縣圖志》卷五《河南府》雲：“缑氏縣，本漢舊縣，古滑國也。《左傳》：秦師滅滑。其後屬晉。至秦、漢為縣，因山為名。隋大業十年，移據公路澗西，憑岸為城，即今縣也。”又上述《嘉慶一統志》引《寰宇記》雲：“縣在（河南）府東南六十裡。晉、宋（劉宋）前缑氏縣在今縣東南二十五裡。“《讀史方輿紀要》卷四八《河南府·偃師縣》“缑氏城”下引宋白雲：“古缑氏城，在今城南二十裡”。所述與《括地志》、《元和郡縣圖志》相同。宋白和《寰宇記》的作者樂史，都是北宋初年人，他們所說的“今縣”、“今城”，指的自然是隋、唐以來“據公路澗西”的缑氏縣城。其東南２０裡或２５裡的古城始是漢缑氏故城，亦即古滑國城。或認為今偃師縣南２０裡的缑氏鎮即漢缑氏故城、古滑國城，其錯誤是顯而易見的。

《乾隆河南府志》卷五六《古迹》“周滑國”條引羅蘋《路史》注雲：“費，禹後。滑本費城，一地也。今其地猶名滑城，在鍛轅西北。”據《方輿紀要》卷四八《河南府鞏縣》“辍轅山”下引孔穎達曰：“辍轅山，在缑氏縣東南三十裡。”此滑城，與《括地志》、《元和志》、《寰宇記》及宋白所述漢缑氏故城即古滑國城和唐、宋缑氏縣城的方位、距離正同。又《乾隆河南府志》“漢延壽城”條雲：“《水經注》：‘休水迳延壽城南，缑氏縣治，故滑費，春秋滑國所都也。王莽更名中亭。即缑氏城也。……按延壽城即缑氏城，在今古滑城。城南臨休水，水外即缑山。自戰國以來，為周邑，為韓邑，為漢縣，晉及後魏，皆在古滑城，非今缑氏鎮也。今缑氏鎮，乃隋大業二年所改。”又“隋缑氏城”條雲：“《名勝志》：隋大業二年，設缑氏縣于公路澗西，憑岸為城。古滑城，在缑氏縣東十六裡。……按公路澗西之缑氏，即今缑氏鎮也。”清儒及今人注說古滑國城即今偃師縣南之缑氏鎮，蓋誤将隋唐的缑氏城作為了漢缑氏故城。

古滑國城亦即漢缑氏故城的準确地點到底在今何處？清孫星衍《偃師縣志》卷一《地裡志上》：“《通志》：滑城，在府店北二裡，春秋時滑伯國，城址尚存。”原來《嘉慶一統志》“缑氏故城”下附錄的“府店北二裡“的古滑城，即是漢代的缑氏故城，亦即春秋時的滑國城。６０年代初的考古調查資料，亦證明這個斷語的絕對正确。《考古》雜志１９６４年第１期上刊載的《河南偃師“滑城”考古調查簡報》指出，古滑城在今河南偃師縣府店公社滑城村。《簡報》的《小結》雲：“古城位于偃師縣東南，西北距今缑氏鎮約十公裡，地近辍轅關，形勢極為險要。《水經注》‘洛水’條：“休水又迳延壽城南，缑氏縣治，故滑費，春秋滑國所都也。王莽更名中亭，即缑氏城也’。從地望我們推測古城即為滑城。”又雲：“滑國始見于《春秋》莊公十六年‘冬十有二月，會陳侯、衛侯、鄭伯、許男、滑伯、滕子，同盟于幽’。亡于僖公三十三年，《左傳》雲秦師伐鄭‘滅滑而還’。殘城基一部分建于漢代以前，另一部分增補于漢代或漢代以後，城内又以周、漢兩代遺物為主，所以按時代推定古城為滑城亦近是。”

城濮莊公二十七年，公會齊侯于城濮。杜注：“衛地。”《讀史方輿紀要》卷三四《東昌府濮州》雲：“臨濮城，在州南七十裡。或曰即城濮地，《春秋》僖二十八年，晉文公敗楚人于城濮，即此。漢為城（成）陽縣地。隋開皇十六年，析置臨濮縣。大業初，省入雷澤縣。唐初複置，屬濮州。宋因之。金廢為臨濮鎮（據《嘉慶一統志》雲：“今為臨濮集。”）或謂之小濮，蒙古忽必烈南侵，嘗駐兵于小濮，即此。”《春秋地名考略》、《春秋大事表》、《左傳地名補注》、《春秋左氏傳舊注疏證》、皆采用《方輿紀要》此說。

《春秋地理考實》引《春秋傳說彙纂》依《括地志》采用陳留說。江永在莊公二十七年“城濮”下注雲：“《經》：‘公會齊侯于城濮。’杜注：‘衛地。’今按說見僖二十八年。“僖公二十八年“城濮”注雲：“《經》：晉侯、齊師、宋師、曹（秦）師（及楚人）戰于城濮。’杜注：‘衛地。’今按說見下，即‘有莘之虛’。”“有莘之虛”注雲：“《傳》：‘晉侯登有莘之虛以觀師。……晉師陳于莘。’杜注：‘莘，故國名。’《彙纂》：‘《括地志》：陳留縣東五裡有莘城，即古莘國。今開封府陳留縣有莘城，兖州府曹縣有莘仲集，其地接二縣界也。’今按城濮未審的在何地，晉師陳于莘，莘在陳留、則城濮亦在陳留；但陳留去曹頗遠，不得接界，莘仲集當别是一地。”

按《春秋地理考實》和《彙纂》，當是依據《乾隆一統志》立說。《乾隆一統志》卷一五○《開封府古迹》雲：“莘城，在陳留縣東北。《左傳》僖公二十八年，‘晉侯登有莘之虛以觀師’。《括地志》：‘古莘國，在陳留縣東五裡故莘城是也’。“又卷一四四《曹州府古迹》亦收有“故莘城”，雲：“在曹縣北。《史記·夏本紀》：‘鲧納有莘氏女，生禹。’又‘伊尹耕于有莘之野。’《元和志》：‘莘仲故城，在濟陰縣東南三十裡，古莘國也。’《府志》：‘縣北十八裡有莘冢集’。“但未提及僖公二十八年“晉侯登有莘之虛以觀師”的事，“臨濮故城“下亦未注明此即晉楚城濮之戰的“城濮”。反過來看，開封府陳留縣亦未發現關于古城濮的遺迹。還有，所謂“城濮”，當是臨近濮水之城，查《水經注》，古濮水有二源：一源于今河南封丘縣西分古濟水東北流；一源于今河南原陽縣北分古黃河東流，二源于今河南長垣縣西合流。濮水又東北流向滑縣東南，複分為二：其一支東北流至今山東鄄城縣（臨濮集所在縣）南入古瓠子河；另一支東流迳菏澤市北入巨野澤。以上濮水距陳留縣（今開封縣東南陳留城）均較遠，濮州臨濮城，近是，陳留城濮說絕不可信，可《中國曆史文選》至今尚作為“一說”入注，實欠妥當。

解放以後出版的《左傳選》、《春秋左傳注》、《曆代文選》、新版《辭源》等，對臨濮城即古城濮之說皆無異議；其中問題是，近４０年來，省與縣的區劃都有較大的改變，而大多的注本卻未跟着省、縣區劃的改變而改變，這殊不合于古地今注的規範。如有幾種注本是１９８０年以後出版的，有的仍注作“城濮，今山東濮縣南有臨濮城，即其地”；有的注作“城濮，今山東省舊濮縣（１９５６年已并入範縣）南七十裡有臨濮城，當即古城濮地”；有的注作“城濮，故地在今河南範縣南”。古城濮到底在今何省何縣，讀過這些注，仍茫然不知其所在。

按古城濮所在的山東省濮州，後改為濮縣。山東濮縣于１９５６年撤銷，并入範縣；而山東範縣又于１９６４年劃歸河南省。這裡還有一點關系重大的小曲折，即濮縣撤銷劃歸範縣時，其位于黃河南岸的小片地區改歸鄄城縣，而古城濮故址的臨濮集，恰巧正在黃河南岸，鄄城縣西南。山東鄄城縣西南的臨濮集，在４０年來曆次修訂的《中國地圖冊》上，都可查到。

穆陵、無棣僖公四年，管仲對楚使曰：昔召康公“賜我先君履，東至于海，西至于河，南至于穆陵，北至于無棣。”杜注：“穆陵、無棣，皆齊竟也。履，所踐履之界。齊桓又因以自言其盛。”《春秋大事表》卷四《列國疆域表·齊》雲：齊桓公時，“南至于穆陵。按穆陵關，在今青州臨朐縣東南一百五裡，亦曰大岘關。劉裕征慕容超，過大岘關，喜形于色，即此。”又“北至于無棣。按今直隸天津府慶雲縣，山東武定府之海豐縣，皆春秋無棣之地。”此前及其後的《讀史方輿紀要》、《春秋地名考略》、《春秋地理考實》、《春秋左傳诂》、《嘉慶一統志》以及新版《辭源》諸書的“穆陵”、“無棣”注，亦皆與此書類同。

《左傳地名補注》雲：“南至于穆陵。《元和志》：‘穆陵山，在沂州沂水縣北百九十裡。’然此言征五候、九伯所至，不應近在封域。黃州麻城縣有穆陵關，在州北二百裡，在縣西北一百裡。《一統志》：‘木陵山在縣西北九十裡，木陵關在其上。’‘木’，《唐書》作‘穆’。鄂嶽觀察使李道古讨蔡州吳元濟引兵出穆陵關，是也。太公所履當在此，複西南則關右所主，猶唐以襄漢為山南道矣。于欽《齊乘》以益都臨朐縣東南一百裡大岘山為穆陵關，非也。”又：“北至于無棣。《通典》：‘滄州鹽山縣，春秋時無棣邑。’《水經注》：‘清河又東北，無棣溝出焉。東迳南皮縣南，樂陵郡西，東北迳鹽山入海，蓋四履之所至。京相璠曰：‘舊說無棣在遼西孤竹縣，然管仲以責楚，無棣在北方之為近’。按：陝東之伯，盡主東北諸候，非謂齊分封之地也，在遼西者得之，今永平府（今河北盧龍縣。孤竹城在縣南）。”《春秋左氏傳舊注疏證》贊同沈欽韓說，而批評《春秋大事表》襲用了當時流行的誤說。其實，隻因劉氏未讀到《春秋大事表》卷六下所附《列國地名考異》裡的《齊穆陵辨》，因而批評顧氏“是讀經傳而不明其文句者也”。這批評顯然是“言重”了。據我所見，《齊穆陵辨》是考證穆陵的唯一的也是十分之好的專論文章。今将該論抄錄于後，用意其一自然是提供給《左傳》的讀者作參考，再則是藉以贊揚顧氏毫不掩飾自己治學上的失誤的嚴肅态度和他熱情獎掖後學科研成績的高貴品德。照一般情況，顧棟高原可據此文修正《春秋大事表》各《表》中關于“穆陵”、“無棣”的誤注，而不附錄這篇文章，然而他未這樣作。

《齊穆陵辨》：“傅四年《傳》，管仲對齊使曰‘南至于穆陵’，杜注以為‘齊封境’。今山東青州府臨朐縣東南一百五裡有穆陵關，在大岘山上，曆千百年無異辭。華子師茂，獨據《史記·索隐》之說以辟之曰：此楚地也，以為齊地者殊謬。此不過太公征伐所至，與上‘五侯、九伯，女實征之’相應。楚使言汝何故至吾地？管仲言先王有命征伐，南可以至穆陵，如此才是與楚使針鋒相對；若隻鋪張齊境，仍與楚風馬牛不相及，烏能折楚使之口？考《元和志》，穆陵關在淮南道黃州麻城縣西北八十八裡穆陵山上，一名‘木陵關’，南北朝為成守重鎮，梁、陳間夏侯夔、周炅屢出兵苦戰，唐元和中，郭嶽帥李道古出木陵關讨吳元濟，其地在召陵與臣之南，與當日語意尤吻合。況當日齊之疆界實不止此，莊九年《傳》：管仲及‘堂阜而稅之。’杜注：‘齊地，在東莞蒙陰縣西北。’闵公二年，‘齊人遷陽’。今沂水縣南有陽都城。蒙陰、沂水二縣，今俱屬沂州府，在臨朐之穆陵西南百數十裡。是時齊疆已擴，而管仲反稱舊封之界，何耶？《索隐》明言‘今淮南有故穆陵關，是楚之境，無棣在遼西孤竹，服虔以為太公受封之境，不然也，蓋言其征伐所至之域耳。’可見穆陵、無棣，在唐時猶有可考者，特以小司馬晚出，未為人所尊信，不能勝服、杜兩家之言，後人習以相傳，遂至訛謬千載，不可複辨。晉之受封不過夏墟，楚之所封不過丹陽，而齊始封在營丘，後各拓地數千裡，決無始封之地終春秋世為疆界，是杜解固失，而後人所傳并失杜解之意，循而按之，了然大白矣。杜于地理最精審，其春秋地名，皆核以晉之郡縣，其未确知者，則但雲某地以阙疑。杜于穆陵、無棣，第雲‘齊地’，未嘗指實今某郡某縣，以是知杜注《左》之時，尚未有穆陵關、無棣溝之名，乃後人設關、浚溝之時，因注《左》之誤而命名耳。劉裕伐南燕，更在杜後百餘年，燕臣或謂‘宜守大觀’，或謂‘宜出岘逆戰’；裕部下亦慮燕人‘塞大岘之險’，裕‘過大岘，喜形于色’，可見此時尚無穆陵之稱，亦并未設關，而後人乃指為齊之南界，引杜注為援據，不亦誤乎！近世《禹貢錐指》引《元和志》，謂穆陵關在麻城縣穆陵山上，齊之四履南至穆陵，即此。定四年，戰于柏舉，亦在麻城縣界，為楚腹心要地。管仲借以懾楚使，意當在此。

師茂初作此論示餘，凡千餘言。餘初不以為然，然尋繹久之，實是有見。從《傳》文上下語氣推究，非故立異翻新者。況木陵關為楚地，在今湖廣麻城縣，一見于《史記·索隐》，再見于《元和志》，三見于林堯叟注，四見于《禹貢錐指》。諸人皆精熟地理，遞相祖述，非師茂一人創見。因為删其繁芿，并略參鄙見，存此論以俟後之君子。乾隆十三年三月中浣四日複初氏識。”

考此論脫稿後２７年，即乾隆四十年，而沈欽韓始出生。沈氏撰寫《左傳地名補注》時或曾參考《齊穆陵辨》，亦未可知。

殽僖公三十二年，蹇叔曰“晉人禦師必于殽”。杜注：“殽在弘農渑池縣西。夏後臯，夏桀之祖父。此道在二殽之間南谷中，谷深委曲。兩山相嵌，故可以辟風雨。”《春秋地名考略》卷四：“僖三十二年，秦出師于東門之外，蹇叔送之，曰：‘晉人禦師必于殽。殽有二陵焉，其南陵，夏後臯之墓也；其北陵，文王之所辟風雨也。’杜注：‘……’三十三年，‘晉人及姜戎敗秦師于散。’按三散山亦曰二般，或謂之殽渑，或謂之殽塞。……《水經注》曰：‘石崤山山徑委深，峰阜交蔭，故可以避風雨也。’建安中，曹公西侵巴、漢，惡其險，更開北山高道。《括地志》：‘東崤山，俗亦号文王山。在夏後臯墓北可十裡許。’有回豁阪，行者畏之。曹公開北道後，行旅皆由于此，魏、晉以來，莫之或改。……《元和志》：‘自東崤至西崤長三十五裡。東崤長坂數裡，峻阜絕澗，車不得方軌。西崤純是石坂十二裡，險不異東崤。’即此。秦師伐晉之道，其道在南，故杜曰南谷中也。東漢馮異大破赤眉于崤底，即此。渑池，漢縣，屬弘農郡。晉因之。今崤山在永甯縣（今河南洛甯縣）北六十裡，漢、魏渑池之西境也。”

《讀史方輿紀要》卷四六《河南·名山·三》雲：“三崤山亦曰二崤，在今河南府永甯縣北六十裡。其地或謂之崤渑，或謂之渑隘，或謂之崤塞。《春秋》僖三十三年，‘晉人及姜戎敗秦師于崤’。《左傳》：‘崤有二陵焉，南陵，夏後臯之墓也。北陵，文王之所避風雨也。’……《史記》：秦穆公三十三年，潛師襲鄭，蹇叔、百裡奚謂其子西乞術、孟明視曰：‘汝軍即敗，必于崤渑矣。’師還，晉遮秦兵于崤，擊之，無一人得脫者。……《水經注》：峭有盤崤、石崤、千崤之山。所謂崤有二陵，則石崤之山也。……《括地志》：‘文王所避風雨，即東崤山，俗亦号為文王山。在夏後墓北可十裡許。’……《元和志》：‘自東崤至西崤長三十五裡。東崤長阪數裡，峻阜絕澗，車不得方軌；西崤純是石阪十二裡，險絕不異東崤。’此二崤皆在秦關之東，漢關之西（原注：“指函谷新、舊關而言”）。《輿地廣記》：‘二崤山連入硖石界，自古險阨之地也。’”

《春秋左氏傳舊注疏證》雲：“《左氏》僖三十二年雲：‘崤有二陵：南陵，夏後臯之墓；其北陵，文王之所避風雨。’……《水經·河水注》：‘石崤山有二陵。’《元和志》：‘二崤山又名嵌鑒山，在河南府永甯縣北二十八裡。自東崤至西崤三十五裡。東崤長阪數裡，峻阜絕澗，車不得方軌；西崤全是石坂十二裡，險絕，不異東崤。’《明一統志》：‘在永甯縣北六十裡’。”《疏證》又雲：“南陵，西崤也。“又雲：“杜注：‘南谷中谷深委曲，兩山相嵌，故可以辟風雨。’古道由此。魏武帝西讨巴、漢，惡其險而更開北山高道。《通典》：‘文王避風雨處即東崤山，在夏後墓北十裡許。’漢時移道于嵌鑒山南，在夏後墓南可五裡；曹操更開北道，即複春秋時舊路也。顧棟高雲‘春秋時秦師伐晉之道在南，故杜氏曰南谷’。則杜注當言北谷，如《通典》雲則北陵即東崤山也。杜注言南谷，與北陵不合。乃合《傳》紀南、北，不得以秦師所由定之。”《春秋大事表》、《春秋地理考實》、《嘉慶一統志》諸書注與此大緻相同，隻不過詳與略有所不同。

綜考以上資料，似可得出以下結論：其一，僖公三十二年，蹇叔曰“晉人禦師必于殽”；三十三年，“晉人及姜戎敗秦師于殽“的殽山，在今河南洛甯縣北六十裡，即《水經注》所謂的石崤山，亦即《括地志》、《通典》所謂的東崤山。《左傳》、《水經注》、《元和郡縣圖志》皆雲：崤山有二陵，其南陵，夏後臯之墓；其北陵，文王之所避風雨。南、北二陵相距十裡許。《括地志》和《通典》皆雲文王之所避風雨的北陵即東崤山，那麼其南十裡許的南陵，自然即是西崤山。據考秦師襲鄭時尚無東崤、西崤之稱，所以蹇叔哭送其子時所說“晉人禦師必于殽。殽有二陵……必死是間”的“是間”，當然是指東崤山的北陵和南陵之間，而非指《元和郡縣圖志》所叙及的東崤和西崤之間。從方位上說，二陵是南、北二陵，二崤是東、西二崤。從距離上說，南、北二陵相距僅十裡許，而東、西二崤相距卻長達三十五裡。“二陵”與“二崤”了不相同，昭然可辨；隻因杜預将“二陵”誤注作“二崤”，杜又是名家，遂緻以訛傳訛，贻誤千載，甚至今天有的注本仍注說“二陵者，東崤山與西崤山也”。殊屬遺憾。其二，杜預将北陵和南陵也注颠倒了。無論哪種資料，皆雲“北陵，文王之所避風雨”，而杜注卻說，夏後臯墓的南陵“谷深委曲，兩山相嵌，故可以避風雨。”劉文淇更憑主觀推斷，迳注說“南陵，西崤也”。他的思維邏輯很明白：“二陵”即“二崤”，北陵是東崤，那南陵自然即是西崤。但劉氏作此注時，似不曾考慮到這與他上句的“二陵”注格格不入，無法并存。其三，秦師伐晉即滅滑西返過崤走的是哪條路？《春秋左氏傳舊注疏證》雲：“《通典》：‘文王避風雨處即東崤山，在夏後墓北十裡許。’漢時移道于嵌鑒山南，在夏後墓南可五裡。曹操更開北道，即複春秋時舊路也。”秦師伐晉所經之路，當然是“春秋時舊路”，即夏後臯墓北的路，亦即東崤南、北二陵之間的路。事實果如蹇叔所預言，秦師在西返途中，剛剛行到東崤山的南、北二陵之間，即遭到晉人埋伏的猛烈遮擊，結果秦師全軍覆沒三帥被俘，以徹底失敗告終。

來源：《中國地理》1996年第8期

作者：辛志賢

選稿：耿曈

編輯：洪珊

校對：劉優華

審定：吳雪菲

責編：洪珊

（由于版面有限，文章注釋内容請參照原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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