撰文丨葛格

“亞東圖書館遺珍——陳獨秀、胡适重要文獻特展”正在北京商務印書館·涵芬樓藝術館展出之中。近日，涵芬樓藝術館内舉辦了以“陳獨秀、胡适與他們的時代”為主題的紀念新文化運動105周年學術研讨會。來自中國社會科學院、北京大學、故宮博物院等單位的專家學者，從此次展出的陳獨秀與胡适的手稿出發，圍繞曆史、文化、思想及學術發展等多個角度，對新文化運動時期進行了回顧與梳理。

為紀念新文化運動105周年，北京大學人文社會科學研究院與在藝于近日在北京商務印書館·涵芬樓藝術館聯合舉辦了“陳獨秀、胡适與他們的時代——紀念新文化運動105周年”主題學術研讨會。圖為研讨會現場。

亞東圖書館是中國現代出版史上的一顆明珠，在20世紀上半葉與商務印書館、韬奮書店形成三足鼎立之勢。此前消息透露，本次特展中展出的《胡适留學日記》手稿、陳獨秀《序》、胡适《跋考證（一）（二）》以及胡适與友人往來信劄等，具有矚目的文獻價值，被譽為“新文化運動文化遺産”。與會者們也在當天的發言中談到，針對這些手稿的整理和研究，對于進一步認識陳獨秀及胡适的思想及新文化運動，有着重要的學術價值及意義。

據悉，“亞東圖書館遺珍——陳獨秀、胡适重要文獻特展”北京站将于8月31日落幕，之後将開啟全國巡展，重訪亞東圖書館，以及陳獨秀、胡适生命中最重要的另外四地。9月初，展覽将前往上海、南京、杭州，最終回到陳獨秀與胡适的故鄉安徽，以“一座‘圖書館’，兩位文化巨擘，一場新文化運動，百年中國史”為尋訪藍圖，以特展、學術研讨會、專題短片為形式，開啟一程跨越百年的文化尋訪之旅。

于雙序中見百年中國思想史的兩個方向

1923年2月，張君劢在清華大學主講《人生觀》，自此在中國學術界引發了一場有關“科學與人生觀”的争論。陳獨秀與胡适都在1923年11月，應亞東圖書館創始人汪孟鄒的邀請，先後為該館彙印的《科學與人生觀》一書作序。

據故宮博物院故宮學研究所所長章宏偉介紹，亞東圖書館與新文化運動的旗手，如陳獨秀和胡适，都有着密切的關系，為當時出版新文化書刊貢獻了較大的力量。河南大學副校長、教授張寶明提到，“汪孟鄒作為一個出版人非常會經營，他實現了市場和思想完美的結合，是中國近代出版史和思想史上雙赢的典型範例。通過《序》雙序雙答，他把兩個老朋友引鬥在一塊，造成一波三折思想交鋒，應該說，這是汪孟鄒從生意手段、營銷手段出發所做的一次策劃。”

中國社會科學院近代史研究所助理研究員彭姗姗談到，學術界關于1923年的“人生觀論戰”研究多且詳細，尤其是關于“科學”概念，但是對于“人生觀”的讨論有限。她在現場介紹到，1923年，張君劢将他的譯詞改成“人生觀”，這個詞由日本人從德文譯出。在日語語境裡，“人生觀”便包含着德文“直觀”的意思，但進入中文的時候，這一層含義被過濾掉了。後來對人生觀的理解，更接近英文當中“關于生命的一種觀點”這個意思。在張君劢的概念裡，既然是對于生命的直觀，當然不可能跟科學有什麼關系。因為在康德的系統裡，科學是科學，倫理是倫理，三大批判的劃分非常清楚。

而在這場争論中，中國社會科學院學部委員、近代史研究所研究員、胡适研究學會會長耿雲志認為，陳獨秀寫下《序》的重要動機之一，就是發現胡适這一派人批評張君劢反對科學的說法不徹底，因為他們不肯承認唯物史觀。陳獨秀在文章裡提到，胡适應該百尺竿頭更進一步，要站到唯物史觀的立場上來。而胡适認為，陳獨秀對于唯物史觀的理解過于簡單。并且，胡适作為實驗主義的信徒，強調經驗為核心觀念。所以胡适對于唯心、唯物的問題，采取不了了之的态度。

對于陳獨秀和胡适之間的紛争，中國社會科學院近代史研究所研究員左玉河表示，“現在看陳獨秀、胡适等五四那代人，他們的觀念、立場可以不一樣，讨論問題是朋友，可以罵、可以拍桌子，這兩個人代表百年中國思想史的兩個方向。”

陳獨秀《序》手稿

帶有思想自傳性質的《胡适留學日記》

據北京大學曆史系教授歐陽哲生介紹，《胡适留學日記》初名《藏晖室劄記》，于1939年由亞東圖書館首次出版。記錄的時間從1911年到1917年胡适留學歸來為止，共分17卷出版。2015年，上海人民出版社發現了他的手稿，影印出版中新增《北京劄記》》和《歸娶記》，彌補了胡适日記自1917年結束到1919年間的空白。胡适談到，寫日記是為了幫助自己記憶，是給自己打自言自語的思想草稿，所以這本書帶有“思想自傳”的性質。胡适還提到，這17卷寫的是一個中國青年學生七年的私人生活、内心生活、思想演變的赤裸裸曆史。所謂“赤裸裸”三個字也可以說是真實呈現最好證明。

新文化運動紀念館研究室主任姜異新在發言中提到，胡适使用的是一個普通的美國筆記本，但書寫方式是中國的。胡适把本子橫過來用，從右往左翻頁，寫的時候是從右往左豎寫。大多數時候，胡适用的是蘸水筆，最後力度大的時候有一種分叉的痕迹，很少一部分用毛筆、鋼筆。書寫當中以漢語為主體，夾雜着英文。漢語有時候用文言，有時候用白話，還有很多中外符号。内容中包含的材料非常廣泛，全面展現了胡适在求學讀書、日常生活、娛樂、運動、關系、交遊方面的經曆。胡适還提煉篇名，有字課、朋友篇，有些像現在做手賬的意思。這恰恰是現場感的體現，因為是随時記錄，雖然很注意編排，但因為内容太豐富，難免顯得龐雜，甚至無章法可循。這恰恰是文獻原始的意義之所在，也是胡适最初出版的時候采用《劄記》這個名稱的原因。

而從這本留學日記的内容上看，姜異新強調，這是一部以讀書雜記為主的思想随筆和文化記錄。胡适非常有向公衆表達的欲望。用漢語特意記下自己留學的經曆，從最初下筆那一刻起，他内心的讀者就是自己的同胞，他要向祖國報道作為第二批庚子賠款的留學生如何浸潤在西方文明裡的。“在今天這樣一個新媒體發達的時代，回望《胡适留學日記》，發現非常類似于現在的博客、個人微信的公衆号，可以說是新媒體寫作的前身，除了不能随時互動之外。讀者從中能夠看到胡适強烈的求知欲、表達欲。有時候一天寫幾千字，思路非常通達和流暢，同時顯示出美國教育體系對他深刻的影響，如何一點一滴形塑學貫中西的大師。”

《胡适留學日記》手稿

手稿本中豐富的文獻研究價值

北京大學中文系博士研究生唐娒嘉在會上介紹到，《胡适留學日記》手稿本中的剪貼材料主要包括剪貼報、攝影作品和書信粘貼這三種主要形式，不同的剪貼來源和載體也呈現出了胡适興趣之博雜、視野之開闊。梁實秋先生也注意到了胡适愛在日記中貼剪報的習慣，在《懷念胡适先生》中就曾叙寫其與徐志摩同在胡适書房翻看胡适日記的情形，發現胡适的日記“除了私人記事之外，他每天剪貼報紙，包括各種新聞在内，因此篇幅多得驚人，兼具時事資料的彙集，這是他的日記一大特色。

姜異新也指出，1939年亞東圖書館出的版本做了摘錄，過濾掉很多原始材料，實際上過濾掉了現場感，胡适是如何搜集材料、進行整合、裁剪，修改痕迹、思考步驟、結論得出的過程都在過程中被流失。“這不是寫滿字普通的日記本，而是增厚、延伸了很多副文本信息的文獻。這些副文本，包括照片等，都是當時具有時代特征的印刷品和出版物，顯然是當時的中國社會非常缺乏的内容。”而這些重要的信息，都能夠在手稿本中得到體現。

新文化運動紀念館研究室主任秦素銀認為，胡适在1915年前後，結合西文标點符号和中國傳統符号，創設了一套标點符号體系。秦素銀表示，“我之前很希望看到他是怎樣使用标點符号的，是不是像他說的那樣去做。但排印版在出版的時候，加入了後來通用的标點符号。現在看到日記手稿本，可以看到他是怎麼使用這套标點符号，以及使用過程中會有什麼樣的變化，我想這也是手稿本的價值之一。”

陳獨秀《序》手稿

除此之外，彭姗姗在陳獨秀《序》手稿中發現了兩個有趣細節：首先，陳獨秀在講到社會科學的時候羅列很多，比如政治學、社會學等，但是居然把曆史學漏掉了。作為一個信奉唯物史觀的人，在講曆史時沒有想到曆史學，後來意識到又加上去。另外，陳獨秀說人的思想、意志都是由社會環境決定的，所以不要相信有什麼良心和意志自由，這是改過的。“這說明什麼呢？連他自己讀起來也會覺得不存在‘個人良心’、‘個人的自由意志’，看起來太紮眼了。畢竟他作為《新青年》主編、新文化運動的領導者，此前長期宣揚的都是個人主義。這個手稿存在的文本裂縫，如果仔細去看，可以感受到陳獨秀當時雖然口中非常堅決地說，‘我就是一個唯物史觀、馬克思主義者’。實際上呢？他背後長久以來的思想觀念痕迹，在手稿裡都會不自覺地流露出來。”

作者丨葛格

編輯丨安也

校對丨劉軍

來源：新京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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