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反腐劇《人民的名義》裡面，漢東省委副書記、政法委書記高育良與漢東省委常委、京州市委書記李達康是一對歡喜冤家，兩人既有合作，也不乏競争。那麼，這兩人中間，誰的影響力更大呢？

追溯高育良和李達康的從政之路，可以從多年前說起：彼時，高育良在漢東大學法學院任教，受時任漢東省委副書記、政法委書記梁群峰的賞識，從大學教授轉任高級官員，一路春風得意，青雲直上。

李達康曾經給時任省委書記趙立春做過秘書，後來外放呂州市金山縣擔任縣長，因為籌錢修路出了人命事故，常務副縣長王大路和縣委書記易學習給李達康頂雷，接受問責處分，保住了李達康的前途。

高育良和李達康的仕途軌迹交集，除了一起身為漢東省委常委在會議上出現，其實還有另一段經曆重疊：高育良在呂州市擔任市委書記時，李達康是呂州市市長，兩人搭班子共事，卻非相安無事。

當時，高育良攀上了趙立春這座漢東省地方官場最大的山頭，而李達康跟趙家集團開始利益切割，當趙立春的兒子趙瑞龍看中了呂州市月牙湖美食城項目時，呂州市委書記和市長的意見産生分歧。

在趙立春的斡旋之下，李達康被支走，離開呂州市市長的職位，去往林城市擔任市委書記，而高育良憑借呂州市委書記的絕對權力，點頭同意了趙瑞龍的月牙湖美食城項目，才招緻後患無窮。

高育良借助職務便利，不惜冒着破壞生态環境的風險，給趙立春、趙瑞龍父子送上一份投名狀，而趙立春正值權力巅峰，他投桃報李，暗通款曲，一心扶持呂州市委書記高育良上位漢東省委常委。

李達康也從地廳級的林城市委書記，升任副省級的京州市委書記，并順位出任漢東省委常委。至此，高育良和李達康的仕途軌迹殊途同歸，在一個相差不大的時間點，雙雙跻身核心決策高層。

從職級上來看，高育良是漢東省委副書記，是漢東省所有副省級幹部裡面的頭号人物，排在他前面的漢東省委副書記、省長便是不折不扣的正省部級幹部，而李達康則是省會京州市的一把手。

高育良和李達康都是副省級幹部，在職級上平起平坐，高育良擔任漢東省委副書記、政法委書記，主管公檢法部門，相比于同為副省級幹部的漢東省人民檢察院檢察長季昌明，不可同日而語。

然而，即便是在漢東省委常委中的排名更靠前，高育良的權力也未必超過李達康，李達康是省會京州市的市委書記，管轄着省城首府一切大小事務，擁有生殺予奪大權，兩人并非是上下級關系。

而且，無論是高育良還是李達康，他們都需要對漢東省委書記沙瑞金負責，這樣一來，誰跟沙瑞金走得更近一些，誰更受信任一些，反而成為了權力重新洗牌的籌碼，李達康無疑是更勝一籌。

高育良善于守成，李達康樂于開拓，兩人隻聽命于漢東省委書記沙瑞金，彼此之間互不負責，高育良和李達康的競争異常激烈膠着，在沙瑞金的斡旋之下，李達康險勝一局，從此開啟坦途大道。

高育良從一位學富五車、書生意氣的大學教授，何以蛻變成一位目光短淺、唯利是圖的庸官？他的前半生和後半生泾渭分明：風度翩翩、慷慨激昂的法學教授；利令智昏、拉幫結派的陰險政客。

而李達康是一位技術型官僚，他熱愛搞經濟拉政績，對窩裡内鬥并不熱心，他深谙漢東省地方官場的生态，憑借“拼命三郎”式的驕人政績，最終接任漢東省省長，逆襲高育良，實現了彎道超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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