這是一個“沉重”的曆史話題，也是一個應予“細究”的文化課題。因何“沉重”？是因它為一千多年前的曆史積澱；為何“細究”？是因為它是關公文化要素中的重要組成。傳承優秀的傳統文化，需要我們不斷地研究曆史，釋疑解惑。

《春秋》與《左傳》

要破解這一疑惑，我們先來細究《春秋》和《左傳》到底是一部什麼樣的著作？

《春秋》是一部春秋時期，孔子以魯國史官編寫的魯隐公元年（公元前722年）至魯哀公十六年（公元前479年）魯國政治、軍事、經濟、文化、天文氣象、物質生産、社會生活等方面的曆史為基礎，參酌他周遊列國14年的所見所聞，加以整理修訂的編年體史書。該書1.7萬餘字，内容極其簡略，雖有大綱但無細節，所叙述的每條史事字數甚少。每年的記事最多不過20來條，最少的隻有兩條。雖然它隻是曆史事件的簡要概述，但它卻是我國現存最早的史料著作，也是儒家的重要經書。

《左傳》原名為《左氏春秋》，漢代改稱為《春秋左氏傳》，簡稱《左傳》。它是春秋末年魯國史官左丘明，以東周前期254年間各國政治、經濟、軍事、外交和文化方面的重要事件和人物史實為依托，用來注解孔子《春秋》的史學巨著，也是我國研究先秦史和古代漢文學的曆史名作。

《春秋》雖然簡短，但它卻是準确的時間、地點和人物的原始記錄，而《左傳》以大量翔實豐富的史實，彌補了《春秋》的不足。兩漢時期，《春秋》與《左傳》的區分是很明确的，《春秋》有着與《左傳》不同的意義。漢朝之後，《春秋》被尊為孔子編寫的聖書，在政治及學術上有着至尊的地位。

史料證實關公讀《左傳》

那麼，關公究竟讀的是《春秋》還是《左傳》？其實，曆史上的關公讀的并不是孔子編著的《春秋》，而是左丘明的《左傳》，這可以從古代的一些志書或碑記中得以證實。

《三國志·關羽傳》裴注引《江表傳》記載：“羽好《左氏傳》，諷誦略皆上口。”《三國志·呂蒙傳》釋注：“斯人（關公）長而好學，讀《左傳》略皆上口，梗亮有雄氣。”金代人田德秀的《嘉泰重修廟記》中稱：“公平喜好《春秋左氏傳》……”明代人錢福的《東光關帝廟碑記》中謂：“史稱其（關公）好讀《左氏春秋傳》，其得力學問亦自有不可誣者。”明代張幼學的《圖志》序中也說：“帝（關公）平生好讀《左氏春秋傳》，義氣深重，立身行事，概在遺篇。”可以說，史料中記載關公讀《左傳》的還有很多，但它們大都依據于曆史名著《三國志》。

《三國志》作者陳壽，出生于公元233年，卒于公元297年，三國時期蜀漢及西晉時期著名史學家。公元280年，西晉統一三國後，48歲的陳壽曆經10年艱辛，完成了一部全書65卷、35萬餘字的曆史巨著《三國志》，完整地記叙了自漢末至晉初近百年間中國由分裂走向統一的曆史全貌。應當說，陳壽是在關公離世14年後出生的、61年後開始編撰《三國志》，從時間上講相距不遠，同時陳壽又為三國時期蜀漢的著名史學家，因而對關公諷誦《左氏傳》的記載，應當是比較真實準确的。

但在一些史料中，卻有着關公祖父耕讀為本喜讀《春秋》，父親教子傳家信守《春秋》，嶽父飽學儒士授講《春秋》，家風使然鑄就關公秉燭達旦諷誦《春秋》、忠君守義诠釋《春秋》等論述。同時，民間還大量珍藏有關公讀《春秋》的雕像、版畫以及“心存漢室三分鼎，志在春秋一部書”“文夫子武夫子兩個夫子，作春秋讀春秋一部春秋”“忠義二字團結了中華兒女；春秋一書代表着民族精神”等楹聯；盛傳着關公“四好”祖訓與“四件”寶物的傳說，“四好”祖訓即為讀好書、說好話、行好事、做好人，“四件”寶物即為赤兔馬、《春秋》書、漢壽亭侯印、青龍偃月刀。

關公讀《春秋》的由來

那麼，既然關公讀的是《左傳》，為什麼許多後人卻說關公讀的是《春秋》呢？這一點，史人大緻有四種解釋緣由。

一是由于《春秋》記事十分簡略，事件原委交代的也不詳細，後人以“傳記”的形式為它做了很多補充和評論。為《春秋》作傳的有戰國齊人公羊高所作的《春秋公羊傳》；有魯國人谷梁赤所作的《春秋榖梁傳》和春秋末期左丘明所作的《春秋左氏傳》。三人所作的“傳記”，統稱為“春秋三傳”。在“三傳”中，《公羊傳》和《榖梁傳》是評論史書，價值不大。而《左傳》不僅新增了大量史料，而且叙事明晰，文字活潑，史料嚴謹，翔實有據，它是用史實注解《春秋》的一部史書，也是研究我國春秋戰國曆史的重要史料。而關公喜讀《左傳》，其實是《春秋》加《左傳》，也就是《春秋左氏傳》。《春秋》字面意思比《左傳》要好，内涵也豐富，因而關公秉燭夜讀《春秋》取代了秉燭夜讀《左傳》。

二是“春秋”一詞與《春秋》一書的寓意是相同的。在我國古代時期，“春秋”一詞代表着春夏秋冬一年四季，泛指曆史。而《春秋》一書則是記載一年四季中所發生大事的史書，因而“春秋”一詞便是那個時候所有史書的代名詞。這裡需要說明的是，《春秋》一書并不特指魯國的史書《春秋》，當時周、燕、齊、宋等國都編有各自的史書，都稱《春秋》。從這個意義上說，“關公讀《春秋》”可以理解為“關公讀史書”，當然涵蓋《左傳》了。

三是《三國演義》第二十七回這樣記述：漢獻帝建安五年（公元200年），關公千裡走單騎，護送甘、糜兩位嫂嫂到達河南荥陽後，荥陽太守王植指派手下胡班去暗殺關公，胡班尋思：“我久聞關雲長之名，不識如何模樣？試往窺之。”胡班潛至廳前，見關公左手綽髯，于燈下憑幾看書。胡班見之，失聲歎曰：“真天人也！”

由此而知，關公“秉燭讀書”一事，是發生在“離曹營、出五關”中的河南荥陽臨時安歇的館驿，而不是在河南許昌曹府；關公“左手綽髯，于燈下憑幾看書”，而沒有闡明關公看的是什麼書？反而，該書在第五十回中卻這樣記述：曹操赤壁兵敗，華容道上要逃跑，關公奉命堵截。此時，曹操兵敗勢危，到此無路，祈求關公道：“五關斬将之時，還能記否？大丈夫以信義為重。将軍深明《春秋》，豈不知庾公之斯追子濯孺子之事乎？”對此，我們是否可以這樣解釋：《三國演義》裡沒有明确寫明關公夜讀的是什麼書？但卻寫清了關公深明《春秋》，可能是後人把這兩個故事摻雜在了一起，便演繹出了“關公夜讀《春秋》”的說法。

四是世稱《春秋》乃“文聖”孔子之大作，孟子又講：“孔子作《春秋》，而亂臣賊子懼。”恰恰當年曹操“挾天子以令諸侯”，以丞相之名行君王之事，大逆不道，實為亂臣賊子。而關公追随劉備，本質上是尊崇漢室，維護正統。隻有尊孔重經讀《春秋》，才符合其“武聖”的尊貴身份，也才能和孔子一并而成“文武二聖”了。同時，關公在民間的聲望極高，《春秋》一書又是儒家的重要經書之一，從這個意義上說，關公為什麼要夜讀《春秋》或者關公是否真的曾經夜讀《春秋》的問題，實質上是儒家為什麼要讓關公夜讀《春秋》的問題了。

這幾種解釋是否準确完整，還有待于商榷。但有一點是相同的，不管關公讀的是《左傳》也好，還是史人為推崇關公升華為讀的是《春秋》也罷，都在共同闡述着：關公确是一位武藝超群、骁勇善戰、文武雙全的絕世英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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