影視作品中的烏孫人

《史記·大宛列傳》：烏孫在大宛東北可二千裡，行國，随畜，與匈奴同俗。控弦者數萬，敢戰。故服匈奴，及盛，取其羁屬，不肯往朝會焉。意思是，烏孫在大宛東北大約二千裡，是個百姓不定居一處的國家，人們随着放牧的需要而遷移，和匈奴的風俗相同。拉弓打仗的兵卒有幾萬人，勇敢善戰。原先服從于匈奴，待到強盛後，就取回被束縛在匈奴的人質，不肯去朝拜匈奴。

這時的烏孫國就在今天的伊犁草原，而烏孫人最早生活在河西走廊，這一點在今天看來也是沒什麼問題的。《史記》已經說得很清楚，張骞第二次出使西域就是想把烏孫召回故地。這事雖然沒辦成，事實就在那兒擺着，不多說了。另外是烏孫王号昆莫，根據這個，一些學者推測他們是先秦時西戎的一個部落，典籍稱“昆”為“昆戎”、“绲戎”、“混夷”，《孟子·梁惠王章》：“惟仁者能以大事小, 是故湯（商湯）事葛，文王（周文王）事混夷（昆人）。”迄今為止河西走廊地區出土的先秦時代人類學材料都無例外地顯示出蒙古人種支系類型的特點，這說明烏孫人最早是“中國人”無疑，至于後來混上了歐羅巴人種的血當然屬于民族融合發展過程中的正常事，不能作為一些人将烏孫人作為“外國人”的依據。

沙井文化

沙井文化，中國青銅時代末期的一種文化，最初是1923年安特生的助手民勤柳湖村、沙井子、黃蒿井發現的。1948年，裴文中先生帶領西北地質考察隊又在這一帶發現了一些同類遺存，并首次提出沙井文化的命名。2001年永昌西崗柴灣崗墓葬發掘報告公開發表。多年來積累的資料表明，沙井文化的中心區域在騰格裡沙漠的西部、西南部邊緣地帶，即武威、金昌一帶，向東南延伸可達永登、蘭州附近。據碳測年代數據表明，上限為距今3000年左右，下限為距今2500年左右，大體相當于西周中期至春秋晚期。

沙井文化内涵豐富，遺物有彩陶、石器、銅器和鐵器等，其族屬被認為是秦漢之前的河西走廊居住着月氏、烏孫等民族。沙井文化還有一個特點即是房子，均為平地起建呈圓形或橢圓形，門向東或東南，房内有竈、火塘和地爐。房屋附近分布有窖穴，為平底圓筒狀。這就說明當年生活在這裡的烏孫人已經學會了建造房屋。

沙井文化，銅鹿，永登縣榆樹溝出土。

因為沙井文化不如仰韶文化與青銅文化那麼有名，所以“烏孫人建造房子的事”總被一些人忽略或者忘記。有一種說法是，中國曆史上第一個和親公主劉細君不但為烏孫國帶去了漢朝的典章、禮儀、音樂藝人、百工匠人、生産技術、廣陵風俗和漢代的葬制等等，還在西域發明了琵琶，讓草原上有了漢朝人建造的房子。原因是烏孫與匈奴的習俗差不多，都是遊牧民族，劉細君到烏孫的那會烏孫人會不會蓋房子現在很難說清，但劉細君到烏孫後，自己建造宮室居住卻是有曆史記載的。一直住着帳篷的烏孫人一看房子在某些方面要比帳蓬好使，于是，草原上開始慢慢有了房子。

這種說法不能說它完全錯，為什麼呢？雖然都是草原，但還有一個土質與氣候的問題，另有一個“搬遷”适應的過度期。但草原民族住的“房子”或者城在至今的考古發現均是圓形或橢圓形無疑，這可能是最早居住圓形帳房或者茅草屋的影響吧。而沙井文化的房屋恰恰說明了這一點。

其實是，我們今天可能把一些草原民族想得很“落後”，而事實也是相對的。我國考古人員最早在伊犁昭蘇一座烏孫墓中，發掘出一件西漢鐵铧（犁耕用）。《漢書》記載西漢軍隊曾在烏孫國屯田，“漢複遣長羅侯惠（常惠）将三校屯赤谷”。其後，前蘇聯學者在上世紀五十年代期間，于伊犁河右岸多個烏孫墓地考古發現烏孫社會有逐漸由遊牧轉向農耕定居的趨勢，甚至在一些墓地出土了谷物及糧食加工工具，如青銅鐮刀、石磨盤、石碾等。隻不過農業始終是烏孫的副業（《西域通史》）。

烏孫古墓

另外是在伊犁先後活動五百餘年的烏孫人還掌握了一定的鑄冶技術，這些在史籍裡都沒有記載，但烏孫古墓（又稱作烏孫土墩墓或草原土墩墓）卻為人們給出了答案。據1988年伊犁文物普查結果表明，在伊犁廣闊的草原上分布着萬座土墩墓。通過考古發現，在七河地區（巴爾喀什湖東南）東部鄧立克（Tenlik）有一個烏孫時期的高級武士墓葬，他的衣服上飾有約100片精緻的金質浮雕。而在精河縣的烏孫古墓中出土了大量的鐵器、絲織物、細泥紅陶及金戒指、金耳環等。專家們由此推測，金屬冶煉在烏孫國并不單是家庭副業，而是一門重要的手工業，烏孫中期後墓葬普遍有日常生活常見的小鐵刀、鐵錐，還有環首鐵刀、鐵劍，銅器諸如青銅錐、小銅飾、銅碗等。墓壁及椁木有金屬斧、鏟、鑿的加工痕迹，證明烏孫工匠使用金屬工具。（文/路生）

烏孫，這個古老的民族，在其消融的背影裡就這樣為我們留下了一個個曆史謎團，就像沙井文化最初的發現的遺址大多被流沙覆蓋那樣，但謎底終将會被揭開。

伊犁草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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