桐城派是清代最大的散文流派，開創者為方苞，發展于劉大櫆，由姚鼐集其大成。因這三位作家都是安徽桐城人而得名。

方苞（公元1688~1749年），字靈臯，号望溪。其散文理論核心是“義法論”。方苞在《又書貨殖傳後》對“義法”作了明确的解釋：

《春秋》之制義法，自太史公發之，而後之深于文者亦具焉。義即《易》之所謂“言有物”也，“法”即《易》之所謂“言有序“也。義以為經而法緯之，然後為成體之文。

“義法”一說本出于《史記·十二諸侯年表》序：“孔子論史，記舊聞，次《春秋》，約其文，去其繁重，以制義法。”如果将“義法”分開解，則“義”就是“言有物”，“法”是“言有序”。“義”要求文章内容充實，“法”要求文章條理清晰，結構謹嚴。二者關系是“義以為經，而法緯之”，即文章要以“義”為主，以“法”為輔，二者相輔相成。

方苞論“義”的具體内容主要是宗經，但又不限于經義，也注意到事理，所謂“本經術而依于事物之理”。他在“言”之“有物”與“有序”二者中，一般是以前者為主線的，認為文章的表現形式應根據内容的要求來決定，而非一成不變。但有時方苞所謂的“義法”，又側重于對文章藝術形式方面的探讨，其《書五代史安重誨傳後》雲：

記事之文，唯《左傳》、《史記》各有義法，一篇之中，脈相灌輸而不可增損。然其前後相應，或隐或顯，或偏或全，變化随宜，不主一道。……《重誨傳》乃雜以論斷語。夫法之變，蓋其義有其不得不然者。歐公最為得《史記》法，然猶未詳其義而漫效焉。後之人又可不察而仍其誤邪！

從這段引文可以看出，方苞所謂“義法”主要指文章内容材料的選擇、熔裁，論據的組織、安排等。他又在《與孫以甯書》中說：

古之晰于文律者，所載之事，必與其人之規模相稱。太史公傳陸賈，其分奴婢裝資，瑣瑣者皆載焉；若蕭、曹世家而條舉其治績，則文字雖增十倍，不可得而備矣。故嘗見“義”于《留侯世家》曰：“留侯所以從容與上言天下事甚衆，非天下所以存亡，故不著。”此明示後世綴文之士以虛實詳略之權度焉。

這裡的“義”已開始向“法”轉化，漸屬于“法”的範疇。

方苞論文的第二大主張是對“雅潔”的追求。“雅潔”是他對古文藝術的具體要求。沈廷芳在《書方先生傳後》中引他的話說：

南宋元明以來，古文義法不講久矣。吳越間遺老尤放恣，或雜小說，或沿翰林舊體，無一雅潔者。古文中不可入語錄中語，魏晉六朝藻麗俳語，漢賦中闆重字法，詩歌中隽語，《南北史》佻巧語。

方苞把“義法”和“雅潔”之間的關系視為密不可分，認為“雅潔”是由“義法”而得，而“雅潔”也成為衡量“義法”的标準。他以上所指出的幾種不可用的語言，是因為它們妨礙文章之“雅潔”。

方苞在《書蕭相國世家後》中說：“柳子厚稱《太史公》曰‘潔’，非謂辭無蕪累也，蓋明于體要所載之事不雜，其氣體為最潔耳。”方苞所引柳宗元的“潔”，是指文章的“體要而所載之事不雜”，也即文章的内容材料要精簡，叙事要有條理，不蕪亂。他把“潔”當作文章寫作的最高準則，還要求文章的語言謹嚴質樸，無繁蕪浮華；文章的風格應自然光輝、洗練樸素。簡言之，方苞的“雅潔”既包括思想内容的純正，又指語言的純潔化和規範化。他的文學觀點對于反對漢魏六朝以來绮靡的形式主義文風具有積極意義，但也存在着拒絕吸收多方面語言技巧營養的保守主義傾向。

繼方苞之後，對古文寫作理論作了進一步發揮的是方苞的學生劉大櫆。劉大櫆（公元1698~1779年），字才莆，号海峰，著有《論文偶記》，他是桐城派中承前啟後的人物。

劉大櫆在《論文偶記》中首先提出散文的藝術性問題。他說：

蓋人不窮理讀書，則出詞鄙倍（通“背”）空疏。人無經濟，則言雖累牍，不适于用。故義理、書卷、經濟者，行文之實，若行文自另是一事。譬大匠操斤，無土木材料，縱有成風盡垩手段，何處設施？然即土木材料，而不善設施者甚多，終不可為大匠。故文人者，大匠也；神氣、音節者，匠人之能事也；義理、書卷、經濟者，匠人之材料也。

劉大櫆這段文字較為辯證地論析了文章寫作中内容與形式的關系，尤其強調了作家生活的重要性。義理、書卷、經濟是文人進行文章寫作的材料，然而對這些材料如何運用、安排又是另一回事，并非有了材料就一定能寫出好文章。因此，他特别重視文章寫作中的藝術技巧和方法。他認為：“寫作本以明義理，适世用。而明義理，适世用，必然有待于文人之能事，朱子謂無子厚筆力發不出’。”可見劉大櫆更加強調形式技巧在文章寫作中的重要作用。

劉大櫆用“神”、“氣”來衡量文章的美與不美。他吸收借鑒前人有關神與氣的理論，指出：“行文之道，神為主，氣輔之”，比前人所論更為細緻，也更加說明了文學創作中藝術靈氣的重要。劉大櫆所說的“神”是指文章中自然天成、不落痕迹，又能充分展示作者精神面貌特征的境界；“氣”是指文章中具體體現這種境界，并帶有作者個性、氣質的行文氣勢。至于二者之間的關系，他說：“神者，文家之寶。文章最要氣盛；然無神以主之，則氣無所附，蕩手不知其所歸也。神者氣之主，氣者神之用。神隻是氣之精處。”也就是說，神較為抽象，而氣則相對較為具體，氣是神的集中體現。

劉大櫆對散文理論的主要貢獻在于提出了神氣、音節、文字三者的關系，使本來抽象的“神氣”變得具體了。從操作層面而言，這也為初學者指出了領悟文章神氣的具體途徑，即“以音節求神氣”。他說：

神氣者，文之最精處也；音節者，文之稍粗處也；字句者，文之最粗處也；然論文而至于字句，則文之能事盡矣。蓋音節者，神氣之迹也；字句者，音節之矩也。神氣不可見，于音節見之；音節無可準，以字句準之。音節高則神氣必高，音節下則神氣必下，故音節為神氣之迹。一句之中，或多一字，或少一字；一字之中，或用平聲，或用仄聲；同一平字仄字，或用陰平、陽平、上聲、去聲、入聲，則音節迥異，故字句為音節之矩。積字成句，積句成章，積章成篇，合而讀之，音節見矣；歌而詠之，神氣出矣。

這種由音節字句求神氣的方法，後來成為桐城派散文家衣缽相傳的重要法則。桐城派注意通過朗誦來揣摩古人之作，這種經驗對于提高散文藝術水平有一定的幫助，但并不能解決創作的真正出路。劉大櫆的神氣、音節、字句之說有過分強調文字技巧的缺點。

姚鼐（公元1731~1815年），字姬傳，又字夢谷，著有《惜抱軒文集》十六卷，《惜抱軒文集》十卷，《惜抱尺牍》等，并選有《古文辭類纂》四十八卷。他對方、劉的古文理論作了全面總結，把桐城派古文理論和創作推向了最高峰。姚鼐的古文理論可以概括為以下三個方面：

首先，提出了桐城派文論的綱領：義理、考證、文章的統一。他在《述庵文鈔序》中說：

餘嘗論學問之事，有三端焉，曰：義理也、考證也，文章也。是三者，苟善用之，則皆以相濟；苟不善用之，則或至于相害。

他認為就學問本身言，義理、考證、文章各有其相對的獨立性，但如果能恰當地綜合運用它們，則三者可以相輔相成，互相作用；如果相反，則會造成三者之間的互相妨礙，影響文章的效果。他曾說過：“文者藝也。道與藝合，天與人一，則為文之至。”聯系以上所言可以看出，姚鼐強調文章的思想内容與藝術技巧相結合，自然與人工相統一。

其次，總結了學習古文的方法，全面論述了散文的藝術特點，《古文辭類纂序目》曰：

凡文之體類十三，而所以為文者八。曰：神、理、氣、味、格、律、聲、色。神、理、氣、味者，文之精也；格、律、聲、色者，文之粗也；然苟舍其粗，則精者亦胡以寓焉？學者之于古人，必始而遇其粗，中而遇其精，終則禦其精者而遺其粗者。

姚鼐把文體分為十三類，把構成文章的要素歸納成八方面，并對各要素的關系進行較有系統的論述。他所謂的“神、理、氣、味、格、律、聲、色”的列舉及“粗、精”的區别，直接源于劉大櫆。以上前八字分别指文章的精神、脈理、氣勢、韻味、篇章、結構、句法、音節、辭采幾個方面，都屬于文章的藝術性。他在《答翁學士》中說：

詩文皆技也，技之精者必近道，故詩文美者命意必善。文字者，猶人之言語也。有氣以充之，則觀其文也，歲百世而後，如立其人而與言于此；無氣，則積字焉而已。意與氣相禦而為辭，然後有聲音節奏高下抗墜之度，反複進退之态，采色之華。故聲色之美，因乎意與氣而時變也，是安得有定法哉！

這段話揭示了掌握藝術法則與提高思想意識修養的關系。姚鼐提出，美好的文章必須有美好的命意，動人的文辭來自于動人的情感。這就不僅強調了意氣對聲音詞采的主導作用，而且肯定了作者應有獨立的意氣，從而在語言音節方面有相應的創造和變化，這些見解都超過了劉大櫆。

最後，提出了“陽剛之美”與“陰柔之美”的命題，這是姚鼐對中國古代文學批評的最大貢獻。他認為，文章之美雖然千姿百态，各異其趣，但總的風格不外于陽剛之美與陰柔之美兩大類。在《複魯潔非書》中說：

其得于陽與剛之美者，則其文如霆，如電、如長風之出谷，如崇山峻崖，如決大川，如奔骐骥；其光也，如臯日，如火，如金流鐵；其于人也，如馮高視遠，如君而朝萬衆，如鼓萬勇士而戰之。其得于陰與柔之美者，則其文如升初日，如清風，如雲，如霞，如煙，如鴻鹄之鳴而入寥廓；其于人也，漻乎其如歎，邈乎其如有思，日乎其如喜，秋乎其如悲。觀其文，諷其音，則為文者之性情形狀舉以殊焉。

陽剛之美指雄偉壯闊、莊嚴崇高、剛勁有力之美，而陰柔之美則是指一種溫婉幽深、纖秾柔媚之美。這一對範疇基本等同于西方美學中的崇高與優美。自然界萬物有陽剛與陰柔之美的區分，文章亦然。文章風格為什麼可以分為陽剛與陰柔呢？姚鼐認為其根源在于宇宙本身就是陰陽二氣相結合而成的。在《複魯潔非書》中說：“鼐聞天地之道，陰陽剛柔而已。文者天地之精英，而陰陽剛柔之發也。”《海愚詩鈔序》說：“苟有得乎陰陽剛柔之精，皆可以為文章之美。”姚鼐還指出，文章中的陽剛之美和陰柔之美雖指兩種基本的風格美類型，但對具體作家作品而言，并非絕對的“一有一絕無”，隻不過有的偏重于陽剛，有的偏重于陰柔罷了。同是陽剛之美或陰柔之美也有強弱之分。文章風格之所以千差萬别，紛繁複雜，就是因為陽剛之美與陰柔之美互相調和、互相補充的結果。

總而言之，桐城派的古文理論及創作實踐雖然有正統的一面，但其理論主張也有不少合乎文學創作實際的内容，對清代的中晚期文學都産生了一定影響。

二、葉燮與王士祯的詩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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