商朝作為中國早期國家文明的重要起源，雖然在時間上沒有夏朝早，但是由于在商朝統治時期甲骨文的出現，意味着其文明程度要比夏朝更高。

起碼在有關夏朝的考古成果，沒有大量出現之前是這樣，而商朝的建立實際上也标志中中國早期文明，從原始部落時期邁入到了更高級和複雜的國家文明。

馬克思認為國家的出現，其實是社會階級矛盾不可調和的直接結果，事實上的确如此，夏商周按照社會性質來分的話，皆屬于奠定的奴隸制政權，而奴隸與奴隸主之間的矛盾，則是三代統治時期面對的根本性矛盾。

當然我們也要清楚每個政權在成立初期 ，或多或少地都要進行一定的擴張戰争，這應該是國家實力正處于不斷上升的具體體現。

殷商當然也不例外，政權建立之後，商朝的四周面臨着諸多方國，北狄、西戎、南蠻、東夷等部落都是和殷商同時期并立的代表。

雖然他們未成立國家政權，但卻深受殷商文明的影響，而商朝統治者也曾經進行了大規模的領土擴張行動。

商朝最強盛的時期，應該是根據考古發現的二裡崗上層期，當時的商朝已經控制了河南大部分地區，山東、山西、安徽以及陝西部分地區。

《日知錄》載："殷商前，河内本無衛名，衛乃殷之封國，姚姓故宇，其地于斟觀氏之墟，未在河内，又見續漢書郡國志，水經河水注。武王克殷後，命百弇以虎贲伐衛，滅之。"

雖然勢力範圍與封建王朝時期差距甚大，但是這畢竟是三千多年前的國家。殷商勢力範圍在當時的中國應該是最大的，這也能夠進一步凸顯殷商文明的影響範圍實際上也在不斷擴大。

殷商的勢力範圍在達到最大之時，其所控制的人口也在急劇增加，當然一個社會時期有一個社會的背景，人口規模的多少并不是僅僅從數字上就能夠表示的。

因為有的地方生産力不發達，比如其隻能養活五十萬的人口，實際上卻承受了五百萬，這無疑是突破了社會的承載力，無形中加劇了社會負擔。

那麼反過來說，如果當時的社會生産力能夠養活五百萬的人，卻隻有五十萬人的話，那麼必然會導緻勞動力明顯不足，也不利于社會的發展。最好的結果便是社會生産力與其承載力相适應，而殷商最強盛時期就體現了這一點。

商朝建立之初，有專家考證其人口大約在四百五十萬左右，這已經不是小數目了，而經過商朝數百年的發展之後，到了晚期人口高達八百萬左右，這更是一個驚人的數字。

《逸周書》載："武王遂征四方也，得凡憝國九十有九國，又馘磨億有十萬七千七百七十有九也，俘人有三億萬且有二百三十。又凡服國者可達六百五十有二。"

舉個例子，當時擁有強大國力的古埃及總人口也不過四百萬，赫梯還不足兩百萬，從人口上，我們就能夠看出殷商時期國力的強盛，而人口的增加勢必會導緻城市文明的出現。

因為社會勞動力增加，農工商業在不斷發展，社會貧富差距不斷拉大，使得社會階級的分化更加明顯，人口聚集之地則成為城市誕生的重要源泉，殷商的城市文明便也就應運而生了。

除了人口與城市是衡量一個早期國家文明産生基礎之外，生産技術方面也可謂是重中之重。

在中國早期文明當中，對于文明時代階段的劃分，除了運用馬克思主義學說中的五階段論之外，另外一個非常重要的劃分依據，便是生産工具使用的主要類别。

比如在遠古社會時代，遠古人類主要運用的是打制石器和磨制石器，依據這種工具的制造方式，以及使用的主要工具類别，專家就會将其劃分為石器時代。

當然也會因為時間的先後而劃分成為舊石器時代和新石器時代，那麼夏商周時期同樣也隸屬于一個有其自身特點的時代，那就是青銅文明時代。而到了封建社會時期，更為先進的鐵器生産技術流行，鐵器時代也就到來了。

有關夏朝的青銅器考古資料并不是非常豐富，一般都是早期文明發掘中有所發現，比如龍山文化中出土的一些實品、工具等等，按照時間的研究，其大緻屬于夏朝統治期間，但是并沒有直接證明這是夏朝的物件，學者們也隻是據此猜測。

而商朝就不一樣了，大量的龜甲、青銅器在河南殷墟地區發掘出來，這都是這證明商朝擁有輝煌文明的重要證據。

而且商朝時期的青銅文明已經發展到了一個非常高的境界，今天國家博物館的鎮館之寶之一便是後母戊大方鼎，這就是商朝時期高度發達青銅文明的直接典範。

與此同時，還有各種各樣的生活用品，當然大量還是局限于王族使用的九尊等等，這都是商朝青銅文明發展的重要标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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