來源：讀特

“自然”不應該被視為一個狀态，而應該被視為運用理性，認識法則的過程，而不能被視為一個自動的演化過程。

“自然”通常被理解為“非人為的”，與之對應的是“人為的”。但市場秩序是人為的（人的行動的結果），但同時也是“自然的”，所以它不同于“非人為的”那個意義上的“自然”。這種市場秩序的出現，無法用“道法自然”來解釋。

社會（市場）是個體有意圖的行動所産生的非意圖的結果，如法律，道德、語言和市場都具有這樣的特征，它們不是人為建構出來的，但也是自然而然地産生的。所以，在經濟學中，“自然”所對應的不是“人為”，而是全盤的建構或全盤設計。

之所以說某種秩序是“自然的”，是因為人們發展出這種秩序（如市場），并不是事先就意識到這種秩序對自己有利。或者說，這個有利的結果不是事先可以預料的，既不是有意控制的結果，也不是以某些人的意志為轉移的結果。

個體的行動自然地受這一自發産生的秩序的引導。在這種秩序中，個體不會感到别扭，而是感到本來就應該如此。相反，如一種秩序是不自然的，那它必然會讓人感到壓抑。所以，“自然”應該有可欲的之意，在自然秩序中，個體能夠充分發展他自己，每個個體都能追逐自己的目标而不相互沖突。

那麼這種自然性的來源是什麼？或者說，自然性的産生需要什麼條件？斯密認為自然性源于人的本性。斯密認為道德情操，如自利、同情與仁慈等是人的本性。在人的本性之上，會産生“看不見的手”。即這些源于本性的規則使個體在追求自己利益的同時，也促進他人的利益。類似地，他還認為交易是人的一種本能傾向。還有，他特别強調人内心中那位公正的審判官的作用。在人的本性所确立的規則（道德情操）的基礎上，分工合作與市場就自然地産生了。

在斯密等蘇格蘭啟蒙思想家的基礎上，有經濟學家認為社會的自然性源于自發演化産生的規則。這種規則為“普遍而不可更改的原則”“具有普适性的公正的個人行為規則”或“共同遵守的抽象規則”等。這種規則通過被個體認為有利的機制而“自然而然”地篩選出來的。由于這種規則是對個體是有利的（雖然個體并沒有意識到這種規則帶給他的利益），從而也讓個體感到自然。

但“經驗”其實不能保證自發産生的秩序就是自然的或可欲的。如前所述，“自然”一詞其實包含了價值判斷，可欲的或有助于個體增進其利益的秩序，才有理由被稱為“自然秩序”，而強制性的秩序則不能被稱為自然秩序。如把任何秩序或社會形态都稱為“自然的”或“自發的”，這使“自然”一詞陷于無意義。也即自然秩序的産生其實不是“自然而然的”，而是需要前提條件的。而經驗或自發的演化則不滿足這個前提。或者說，自然秩序并不是從人的本性（斯密）或從演化（哈耶克）中自然而然地産生，而應該被視為“理性”的産物。

這個理性就是對有關社會的繁榮（“自然”）如何可能的法則的認識。這樣的法則不是從經驗中總結出來的，而是對人的行動的認識。米塞斯認為人心不是一張白紙，而是包含了目的手段，因果關系，利潤和成本等的概念範疇，米塞斯在“人的行動的有目的性”這一概念範疇的基礎上，建立先驗的、形式化的理論，他稱之為行動學。這樣的理論是普遍适用于所有人的，也可以看作是普遍性規則。這一理論與人的行動的自然性是契合的，如人必然是首先滿足重要的欲望，然後滿足次要的欲望，人必然會進行經濟計算，人必然會選擇手段去實現目的等，人的這些自然性質都體現在了行動學的理論中。

通過認識這樣的法則，人獲得了有關使自然秩序得以可能的理性。如一個人對法則缺乏認識，他會缺乏辨别力，如把管制和幹預視為對自己有利的行為，也會缺乏對更好秩序的想象力。因此，對法則的認識，是自然之母。自然秩序并不是人的任何行動的産物，而是運用理性，認識法則的結果。“自然”不應該被視為一個狀态，而應該被視為運用理性，認識法則的過程，而不能被視為一個自動的演化過程。相比之下，“道法自然”正是這樣一種靜态的秩序觀。

社會的自然性不是自然的，而是基于人對道的認識。當把人的行動引入時，我們才可能更清楚地認識道和秩序是什麼，因為道是有關人的行動的道，而秩序是人的行動在道之上産生的秩序。由于人的行動符合道，所以才會産生自然的秩序。（作者系浙江工商大學教授）

（原标題:《經濟學中“自然”含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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