來源:中國青年報

我是在一個下雨天“空降”到浙江台州的。

我要找一對老夫婦。丈夫戴漢順兩年前在山下騎電動三輪車撞了人，清貧的夫妻倆靠賣粽葉堅持償還4萬元賠償款。

戴漢順的妻子朱冬娟每攢夠一筆錢就下山一次，送到浙江台州黃岩區人民法院甯溪法庭。每張紙币都被壓得平整。聽說去之前，她會數很多遍，那些5元、10元、20元的零錢每加到100元，朱冬娟便橫折着一張鈔票裹一下。

在他們償還1.4萬元後，對方主動免除了他們剩餘的債務。

去之前，我聯系黃岩區人民法院的同志，詢問采訪對象地址。得知那裡不通公交車，便打算自己租輛車，按導航開上山。

“你找不到的！”法院同志非常肯定地說，他們堅持帶我過去。

老兩口家在黃岩區嶼頭鄉白石村下轄的自然村。村裡“空了”，隻有11位留守老人。當地人講，“村裡的狗比人多”。

這是一個衛星地圖沒有定位的地方。天下着雨，山裡的霧越來越重，能見度不足5米。越野車在竹林和懸崖間的盤山路上，小心地爬着。

山裡的人進出一趟不容易。我想象着，每次去鎮上法庭還債的朱冬娟，掖着攢了許久的錢，沿着這條山路走下去。運氣好的話，能在路邊揮手搭上車。否則，她要走3個多小時山路。

我們在嶼頭鄉接上負責這個案子的法官付偉軍。他去過老戴家幾次，卻仍會在大霧裡迷失方向。“上來一次不代表能上來第二次，昨天我們就迷路了！”坐在副駕駛位，付偉軍反複強調着，“他們家特别窮。”

朱冬娟用鍘刀把箬竹竿鍘成段

1

“有多窮？”我在腦子裡畫了個問号。

車在路的盡頭停下來，我們撐着傘，在泥路上步行了10分鐘。

66歲的朱冬娟短發、中等身材，穿着粗布藍大褂，在家門口迎接我們。這件在家幹活的“工裝”，腋下裂開了寸許長的口子，裡面棗紅底的花襖露出來，是我之前在新聞裡看到的那件。

我站到朱冬娟面前的時候，她已經不再欠誰錢。

她在家門口将4把椅子擺成半圓，中間放着山裡家家都有的簡易取暖器——一個鐵盆，裡面燒着炭火。伴着漸升的溫度，煙熏火燎的味道粘到周圍人的發膚和衣裳上。

山上清冷，站幾分鐘便能凍透。屋外比屋裡更暖和。

朱冬娟帶我參觀她的家。石頭砌牆，木闆搭頂。支撐房子的木頭柱子發黴了，朱冬娟揮着鐮刀剜下去，裡面已經腐掉，像黃色的海綿。

踩着沒有扶手的木台階上樓，屋頂上的縫隙成了進光又漏雨的地方。樓上的一扇窗沒有玻璃，窗外樹枝蔓進來，是伸手不見五指的房間裡唯一的亮色。

戴家門前

3盞6瓦的燈泡，一台舊冰箱，是全部“家用電器”。燈打開不一會兒朱冬娟會随手關上，隻剩下我們手機打出來的光束。

朱冬娟走路很慢。左腳因為痛風有點跛，山上濕冷的環境讓她在陰天時關節疼。12年前，她患上了心髒病，現在每天吃六七種藥，勞累或者情緒激動的時候，胸悶頭暈。她捂住胸口，緩緩坐下來，吃片藥“頂一下”。

68歲的丈夫戴漢順一年都在外打零工，什麼時候幹活、什麼時候回家，都要“看天，看運氣”。下雨的時候，回村的路不好走，他就在山下住；運氣不好時，找不到工可以打，就回家來了。

“掙的錢都買藥了，一年剩不下錢。”朱冬娟說。夫妻倆都是一身病，即便有農村醫保報銷，自己每年花在吃藥上的錢也要1萬多元，丈夫的高血壓和痛風也要吃藥。

他們摳縮地過着自己的日子。筍是山上挖的，菜是自家地裡種的，番薯一蒸一大鍋。農曆二五八日是鄉裡的集市，偶爾下山，去采購些米醋油鹽。朱冬娟精打細算到每碗米，如果兩個人都在家吃飯，50斤的大米可以吃23天。

屋裡的每一寸空間似乎都能放東西。牆上挂着籃子、蒸屜，梁上挂着筐，桌面上放着鍋碗瓢盆和長了毛的芋頭、一笸籮小手指般大的胡蘿蔔頭，空了的油桶、酒瓶整齊地立在牆角邊。

陪她在家的是兩條土黃狗和十幾隻雞。房子外面的平地上堆着一小攤蘿蔔，那是兩條狗的“狗糧”。朱冬娟把雞散到山間地頭，随它們去覓食。然後煮些蘿蔔，撒把鹽巴，喂狗。

2017年3月，戴漢順在山下騎電動三輪車撞了人。經法院判決，要賠償對方近4萬元。這個家裡從來沒有過存款。訴訟進入執行階段，法院對戴漢順家進行網上财産查控，一無所獲。

女兒嫁進了更窮的一個村子，緊巴巴地過着自己的日子。兒子在山下蓋了房，靠跑出租車償還落下的饑荒，養活4口人。

戴漢順與朱冬娟的家

這家太窮了。付偉軍覺得為難，他作過最壞的打算，這筆賠償款可能要“爛”下了。

在這黢黑露着風的屋子前，朱冬娟向法官講着山裡的土話，家裡是窮，但是不會賴賬。欠人家的錢會分期還給人家。

2

來的人問她，“怎麼看待誠信”。她聽不懂問題。一旁的人把問題掰開了、講得更通俗，她答道：“不能不還啊，人家是要在背後說我們的。欠錢可以，但一定要還。”

年近七旬的夫妻倆開始了還債之路，戴漢順跟着村裡的人出去打工。

“最近應該在工地上背石頭，有活幹的時候一天能掙六七十塊錢。”朱冬娟不知道他哪天回來。夫妻倆有功能最簡單的老年手機，但“沒事兒也不聯系”，因為“打電話花錢”。

戴漢順話很少。除了“嗯”“好”，幾乎沒說過什麼話。在付偉軍印象裡，老漢“悶頭出去打工，能扛很多東西”。他上次見戴漢順還是去年夏天，趕上老漢在家，頭戴着草帽，的确良半袖襯衫敞開着，褲子的膝蓋處已經破了洞。看着付偉軍手機攝像頭時，表情嚴肅。

朱冬娟在家不停歇地做着活。她穿梭在山上成片的竹林裡，揮着鐮刀收割箬竹竿和箬葉。那是山上随處可見的植物，茂盛地長着，也是家裡重要的經濟來源。

“咯噔、咯噔”，箬竹的竿一段一段地從小鍘刀口出來，成為手工藝品的原料。一斤有四五百段，可以賣1.3元錢。

身體好時，朱冬娟幹活利落，拿着鐮刀上山，“刷刷”砍七八十斤箬竹竿，捆到一起，一口氣扛下山。然後坐在家門口，一天能鍘二三十斤。自從患上心髒病後，右手的兩根手指經常不聽使喚，痛風也加劇了，能做的活比不上之前的一半。

這場訴訟判定的賠償款讓朱冬娟“心裡很急”。“哪怕腳再痛，每天也要出去找活掙錢。”别人去山裡砍更粗壯的竹子，她就在家裡附近找。

後來，她又買了十幾隻雞，把産下來的土雞蛋賣到城裡。

到了5月，滿山的箬竹葉吸飽了水，枝葉寬厚舒展。她的第二套營生又開始了。拿着鐮刀，沖竹子用力杵幾下，驚走可能趴在上面的野蛇“竹葉青”，然後揮着鐮刀收割竹葉。村裡人習慣将這些葉子稱為“野粽葉”，成捆地背下山後，洗淨曬幹，有隔壁縣的人上來收購，用于包粽子，一斤能賣十幾元。

竹葉在屋外的平地上曬着，她忙着弄綠豆面。過一陣子托人帶下山，賣了換錢。

戴家的樓梯

“前9000元分了3次還。最後一次還了5000元，裡面有跟親戚借的一些。”朱冬娟反複向來往的人說着，對方人很好，看她家困難，最後隻要他們賠償1.4萬元醫藥費，其他營養費、誤工費等都不要了。

“我和她（朱冬娟）聯系了很多次。”債權人徐桂花說，“她家裡也這麼困難，鈔票要少一點，我自己也是苦出身。”

有人聽了戴家的故事來登門拜訪，還有人想捐點錢給他們。

一輩子沒怎麼和外人打過交道的朱冬娟有點害怕。她向之前辦案的法官求助，如果有人要來，拜托法官一定要在場。

老兩口和兒子都拒絕了以個人名義的捐助。“人家的錢不能收，都是他們辛苦錢，不能拿，辛苦錢不能拿，比我窮的還有。”朱冬娟語速極快，擺擺手，“辛苦錢，不能拿”。

和朱家并排的兩戶鄰居是戴漢順的堂兄弟。三家40年前一塊兒起了房子，一起生活至今。三戶人家的房子沒有完全隔斷，站在這家堂屋裡斜着向上看，能望到隔壁家的屋頂。另一家電視裡“咿咿呀呀”的戲文幾乎沒遇到什麼障礙物，就飄進了這家，響了一下午。

看着堂哥家最近總有城裡人來，他們沒弄明白原因。他們偶爾互相借錢應急用，一兩百、三四百都有過，從不打欠條，也從不會忘了還。“都是辛苦錢，不能不還啊。”堂弟媳說。

有攝像機對着朱冬娟，讓她“還原一下怎麼鍘箬竹竿”。她戴上手套，坐在那，一段段鍘起來，沒什麼表情，還沒有圍觀的鄰居興奮和健談。

朱冬娟不覺得日子苦，也沒覺得自己可憐。這不過是一輩輩人都一樣的、紮紮實實的日子。

3

朱冬娟唯一主動和我搭話的時候，是讓旁邊的法官幫忙翻譯：“要不要給你煮碗綠豆面吃？你們那邊沒有。”我婉謝，她又熱情地說了好幾遍，堅持要用綠豆面款待我。

這個21歲就從大山更深處嫁來的女人沒讀過書，一輩子在竹林裡轉。她不會講也聽不懂我的普通話，我也聽不懂她的山裡土話。

朱冬娟還沒處理的成捆箬竹竿

浙江“七山一水兩分田”，一座山有一座山的語言，行走北方那些連蒙帶猜的套路在這裡根本不好使。想要跨過山河大海、穿越高山密林交流，太難了。随行的法官來自城裡，有時也翻譯得費勁。

不過，如果不提别的事，光坐那兒吃綠豆面的話，我們互相看着似乎是可以交流的。然而一張嘴說話，雙方就全懵了。

不得不承認，開頭的采訪，我像一個被奪去工具的小啞巴，心裡“涼涼”：想交流，互相聽不懂；想觀察，屋裡一片漆黑，數不清的零零碎碎；想采訪外圍，這個“空心村”裡隻有11位老人，交通和交流還是問題。

坐在屋裡的竈台旁，朱冬娟點燃幹樹枝引火，又添進去幾塊劈開的梅花竹。竈台的火噼裡啪啦燒起來，她從屋裡端出一大碗鹹豬肉，那是過年時女兒帶來的。她悶頭切了三分之一，又倒進去一整盆切好的春筍片，炝鍋翻炒，這是綠豆面的“配菜”，也是屋裡唯一帶有油水和肉的菜。

掀開桌子上的罩子，她的午飯是白粥、昨天蒸的番薯、腌的白蘿蔔和一碗雪裡蕻，沒有一點葷腥兒。

我不忍，攔住她切肉的手。告訴她，我不怎麼愛吃肉。她不理，說這是大山裡的特産。

我蹲在竈台旁，聽她絮叨：36年前蓋了現在的房子，花工錢98元，石頭是丈夫拉來的；她生過3個孩子，十幾年前，大女兒在一次山體滑坡中去世，她傷心過度，身體一下子垮了；她這輩子去過的最遠地方是黃岩縣城，在人家的電視裡看過北京。

豆大的燈光從房頂上灑下來。冒着熱氣的鹹豬肉炒春筍，雲霧缭繞裡節節生長的梅花竹，一場春雨後竄到小腿高的春筍，在這樣的環境裡，人就這樣踏實又“硬核”。

朱冬娟抱來一小箱土雞蛋，不由分說地要撿一些讓我帶回北京。那些粉嫩的雞蛋被擦拭得很幹淨，可以賣2元一個。但根本不會出現在她家的廚房和餐桌。我拼命搖頭，卻攔不住她。無奈之下，隻能撒了個謊：飛機上不允許帶雞蛋。她這才作罷。

放下盛綠豆面的碗，大家還沒抹淨嘴角的油花兒，朱冬娟便開始“攆人”，她擔心下山的路不好走。

隔壁鄰居的堂屋堆着幾百斤的箬竹竿，“咯噔、咯噔”的聲音持續傳來。而朱冬娟家門口的一小撮還是十多天前從山上砍下來的，她做活計的節奏慢了下來。

“山裡的箬竹會不會被砍光啊？”我問。

“怎麼可能！”付偉軍指着滿山的竹林，“看到沒，最近處的就是箬竹。這山上到處都是，砍不絕的。”他也是大山裡走出來的孩子。

或許，這山上的人和山上的竹子一樣，無論外部的環境怎樣，他們都硬氣地代代繁衍，生生不息。

快出村口時，我回頭拍了一張照片。回家放大看，我才發現，大霧彌漫裡，目送我們的朱冬娟正在笑。（記者 馬宇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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