蘇轼在黃州期間的思想在潛移默化間流動，感情也在波折起伏中變化。特别是蘇轼在元豐四年所作《正月二十日，往岐亭，郡人潘、古、郭三人送餘于女王城東禅莊院》、元豐五年所作《正月二十日，與潘、郭二生出郊尋春，忽記去年是日同至女王城作詩，乃和前韻》、元豐六年所作《六年正月二十日，複出東門，仍用前韻》的三首同韻詩可以集中體現他思想情感和心路曆程的變化。

第一首：《正月二十日，往岐亭，郡人潘、古、郭三人送餘于女王城東禅莊院》

十日春寒不出門，不知江柳已搖村。稍聞決決流冰谷，盡放青青沒燒痕。

數畝荒園留我住，半瓶濁酒待君溫。去年今日關山路，細雨梅花正斷魂。

這首詩是元豐四年所作。從内容上看，此詩是蘇轼初到黃州一年後寫的，詩人描寫了自己前往岐亭造訪故友陳慥途中的見聞感受。詩中歌詠了黃州的春景，卻寄寓着凄涼的心情。

歲月匆匆、春秋代序，縱然是詩情畫意的景緻、優遊涵泳的情懷，在殘酷的現實面前也不免大打折扣。思念亡妻對蘇轼來說是痛苦的，谪貶黃州對蘇轼來說也是殘酷的。在此蠻荒之地，在這個特殊的日子裡，孤苦的命運自然而然被詩人放大了。這首詩優美辭藻背後的隐秘情懷是凄涼。此外，一個說不出口的緣由也浮出水面——正月二十日是詩人夢憶王弗的紀念日。

第二首：《正月二十日，與潘、郭二生出郊尋春，忽記去年是日同至女王城作詩，乃和前韻》

東風未肯入東門，走馬還尋去歲村。人似秋鴻來有信，事如春夢了無痕。

江城白酒三杯酽，野老蒼顔一笑溫。已約年年為此會，故人不用賦招魂。

這首詩是元豐五年所作。詩人永遠記得這一天——正月二十日。這首詩表現了詩人胸中的塊壘正在慢慢稀釋。

值得注意的是詩中“三杯”白酒的“三”不是虛詞，而是實詞。為什麼不多不少偏偏是三杯?宋朝人在祭祀時，往往會斟滿三杯酒來祭拜逝去的親人。蘇轼在這裡雖然沒有直言三杯酒所指的對象，但言下之意明擺着是祭奠，再聯系夢憶王弗的同一天，可以斷定兩者間有着千絲萬縷的聯系。“已約年年為此會，故人不用賦招魂”中“故人”這一意象也很值得玩味，常見的解釋有兩類:一是指“老朋友”，二是指“辭世的人”。“故人”解釋成潘酒監、郭藥師、古農夫未免差強人意，他們算不上蘇轼的老朋友，都是他來到黃州後的近鄰新交。結合“斷魂”“招魂”等詞語來看，倒像是與亡妻之間的約定。

這首詩還特别注明是“出郊尋春”，和朋友一起遊玩，可詩裡寫的是斷魂、招魂、事如春夢，種種一反常态的寫法不得不令人生疑。可蘇轼偏就這麼寫，說明表面上是和朋友一起去春遊，實際上心裡另有所寄。

第三首：《六年正月二十日，複出東門，仍用前韻》

亂山環合水侵門，身在淮南盡處村。五畝漸成終老計，九重新掃舊巢痕。

豈惟見慣沙鷗熟，已覺來多釣石溫。長與東風約今日，暗香先返玉梅魂。

這首詩是元豐六年所作。“長與東風約今日，暗香先返玉梅魂”通常釋為詩人用唐朝韓偓“夭桃莫倚東風勢，調鼎何曾用不才”的詩意，流露出希望得到起用的心願。但這首詩的微妙之處，就在于“長與東風約今日”，所約“東風”到底指什麼?

要想弄明白這個問題，首先要清楚“東風”這一意象豐富的含義。“東風”的常見含義有兩類:一指“春風”或詩人内心一種無奈傷感的心緒;二指“權貴”和促成事物發展的條件。在這首詩裡，“東風”更多被賦予第二種解讀。但筆者認為，這裡“東風”的意象應該理解為詩人内心隐秘、傷感的情緒更為準确。“東風”不僅指“春風”，從時間上與正月二十日早春時節相契合，也和“稍聞決決流冰谷，盡放青青沒燒痕”的景象相映襯。春風含情，東風有義。蘇轼“東風知我欲山行，吹斷檐間積雨聲”，這裡的“東風”是知人心意的。李商隐“相見時難别亦難，東風無力百花殘”裡的“東風”都不單純指簡簡單單的“春風”，這裡的“東風”都是飽含離愁别苦的。

同樣，這也符合詩人谪貶黃州、孤苦伶仃的心緒。正月二十日是夢憶亡妻的紀念日，陰陽永隔，思念悼亡的情感油然而生。張先“沉恨細思，不如桃杏，猶解嫁東風”中“桃杏”尚且懂得“嫁東風”這一不合常理之言，寫出了女主人公在寂寞中自憐自惜、自怨自艾的情感。張先是蘇轼同朝的前輩詞人，蘇轼沒有理由不知道這首詞。因此可以斷定，“東風”在本詩中應該理解為“春風”，既是送來江柳、融化冰谷的和煦春風，也是勾起詩人離愁别苦、思念亡妻的含情春風。

以上這三首詩是在三年中每一年的同一天（正月二十日）完成的。正月二十日是蘇轼熙甯八年夢憶亡妻的紀念日，這三首同韻詩的産生背景和隐秘原因無不和正月二十日有重要聯系。這三首同韻詩折射了蘇轼黃州期間“修身以儒，治心以佛，養生以道”三教合一的價值觀。促成其思想的轉變，既有外因的輔助也有内因的作用，既有客觀的條件也有主觀的努力。

“烏台詩案”後蘇轼死裡逃生來到黃州，此時的他不僅自身難保、命懸一線，還連累朋友和家人一起遭罪。他不禁感歎 “自笑平生為口忙，老來事業轉荒唐”。他隻要一想起朝堂上還有那些個好事君子、市儈小人在緊盯着自己就不寒而栗，是以言談舉止、為人處世小心翼翼、嚴防密守，甚至賭咒發誓“掃除習氣不吟詩”;就連給朋友的書信也要一再叮囑:“不須示人”“看訖，火之”，唯恐“好事者巧以醞釀，便生出無窮事也”。不可否認，蘇轼此時的心情是異常苦悶和憂憤的，隻有通過自我解嘲來排解和調整這種憤懑的情緒。

但蘇轼憑借直面人生的積極心态逐漸地從消極的陰影中走了出來，責己思過，進行了誠懇動人的自省和叩問内心的觀照。他在給朋友李之儀的信中寫道:“木有瘿，石有暈，犀有通，以取妍于人，皆物之病也。谪居無事，默自觀省，回視三十年以來作為，多其病者。足下所見皆故我，非今我也。”學者餘秋雨說:“蘇東坡的這種自省，不是一種走向乖巧的心理調整，而是一種極其誠懇的自我剖析，目的是想找回一個真正的自己。”

蘇轼自始至終沒有從潛伏在身邊的耳目與喉舌、高居在廟堂的弄臣和小人的監視中突圍出來，但他從“烏台詩案”的噩夢和谪貶黃州的現實中找準了自己的位置。

黃州生活極為清苦，蘇轼不得不精打細算過日子。他在給秦觀的信中記錄了初到黃州的窘困:“初到黃，廪入既絕。人口不少，私甚憂之;但痛自節儉，日用不得過百五十。每月朔，便取四千五百錢，斷為三十塊，挂屋梁上，平旦，用畫叉挑取一塊，即藏去叉，仍以大竹筒别貯用不盡者，以待賓客。”他不禁感歎:“黃州真在井底!”在蕭疏閉塞的環境裡，黃州的山川風物給了他莫大安慰。

“稍聞決決流冰谷，盡放青青沒燒痕。”詩人側耳傾聽冰面融化形成的涓涓細流，潺潺水聲。放眼望去，昔日縱火焚燒的痕迹早已小草履地、江柳成蔭。特别是“盡放”一詞，表現了蘇轼沉睡的心靈被黃州的美景、盎然的春色所喚醒。這些飽含新鮮氣息、富有生命活力的景象，讓蘇轼從“烏台詩案”的桎梏中解脫出來，預示着他的生命進入一個嶄新的階段。

蘇轼在黃州期間的蛻變重生與佛教禅宗的思想浸潤是密不可分的。蘇轼年輕時就深受家庭影響熏習佛教，成年後好讀佛書。“烏台詩案”後，更是渴望通過佛教尋求“自新之方”。他在安國寺長老的指引下開始學習靜坐默修的禅定功夫，堅持了整整五年。五年的修習讓他“物我相忘，身心皆空”，進入了“一念清淨，染污自落，表裡翛然，無所附麗”的空明之境。

“佛家主張戒、定、慧三個方面加以勤奮精進的自我修持。戒是止非防惡的各種戒律;定是指調練心意使其專注而不散亂的靜修功夫;慧則是為培養、增加佛教智慧而進行的學習和思考。”蘇轼的修煉正是始于靜、悟于戒、成于慧的過程。修習中的蘇轼切中肯綮地反觀自己:自己屢遭诽謗，正是犯了佛門五戒中的“绮語戒”。他總結道:“結習口業，妄言绮語，論說古今，是非成敗。以是業故，所出言語，猶如鐘磬，黼黻文章，悅可耳目。如人善博，日勝日貧，自雲是巧，不知是業。”

此外，蘇轼開始融入了對宇宙和人生的思考。沒有前番的頓悟與思索，沒有成熟的心智和開闊的眼光，就不會有千古傑作《赤壁賦》的産生。面對滾滾東逝的江水、煙消雲散的曆史，不錯，人短暫的一生和其相比是微不足道的，蘇轼卻可以從中看到“變”與“不變”的辯證關系。知足常樂、随遇而安才能在有缺憾的人生中通過自我調節來達到精神上的滿足。

蘇轼元豐四年、五年、六年的三首同韻詩，表面上描繪了黃州早春的自然風光，記錄了在黃州期間的生活圖景。而實質上卻隐晦地傳達出詩人對亡妻的無盡思念，反映了他在黃州期間由孤獨、憂憤走向曠達、超拔這一脫胎換骨的蛻變、涅槃重生的過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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