詞語在曆史中的冷暖遭遇就如同世事一樣難料，特别是在晚清這個非常“不可思議”的社會變局之中。最近在讀晚清書刊的時候注意到了一個詞——不可思議。一九〇〇年前後，從嚴複到梁啟超再到當時标新立異的科幻小說家們，寫文章時都離不開它。

“不可思議”這個詞雖然在晚清時髦，但它其實并不是諸多“新名詞”中的一個，而是個古詞，一開始是披着袈裟混進漢語裡來的，由後秦的西來高僧鸠摩羅什所發明，出現在他譯的《維摩诘所說經·不思議品》裡：“諸佛菩薩有解脫名不可思議。”在他譯的《妙法蓮華經》裡也頻頻出現“不可思議”，很煽情。中國先秦時候的思想家喜歡用“日用常語”說話，到了魏晉以後抽象的思辨語言與表達手段才變得“天花亂墜”起來（想象一下古印度人“忽悠”起來時的語言和神态就明白了，其實古今并沒有什麼不同）。于是在後來的佛書裡，這個也“不可思議”。那個也“不可思議”。（日語裡的“不思議”一詞，口氣和中文“不可思議”一樣，莫非也是同源？不知道在明治維新那會兒的歐風美雨之中，日本人是不是也把“不思議”當做口頭禅？）

最近是在翻看嚴複“譯述”的《天演論》時開始注意到“不可思議”的。嚴複在此書下卷《論十·佛法》的案語裡把這個詞講解了一番。嚴複說它本來是佛書裡“最為精微之語”，但是後來由于“稗販妄人，濫用率稱，為日已久”，所以“漸失本意”，真真“斯可痛也”。他說要想搞明白“不可思議”的含義，就要把它和另外三個看起來很像的詞——不可名言、不可言喻、不能思議——區分開。按照嚴複的區分：“不可名言”就是對奇奇怪怪的事兒說不清楚解釋不明白；“不可言喻”就是心有感而很難用言語表達；“不能思議”是說從經驗出發，不做歸納和演繹思考。而這三種情況對他來說都夠不上“不可思議”的真谛。

“不可思議”到底是怎樣的境界？ 嚴複說：“談理見極時，乃必至不可思議之一境，既不可謂謬，而理又難知。”舉例說，“佛所稱涅，即其不可思議之一”。我覺得根據嚴複的意思，“不可思議”的境界代表着超越了經驗和表象的真理範疇——不可思之也不可議之——無法通過日常經驗來膚淺地想象或求證——所以在“日用常語中，與所謂謬妄違反者，殆無别也”。

除了聯想到佛教、印度人、嚴複、東洋人以外，我還覺得“不可思議”一詞在晚清小說領域裡聽着特别耳熟。再一想，想到了梁啟超一九〇二年的那篇著名的《論小說與群治之關系》（《新小說》第一号）。果然，翻開頭一段：“欲新一國之民，不可不先新一國之小說。……何以故？小說有不可思議之力支配人道故。”梁啟超所鼓吹的“新小說”有“新一國之民”這樣大的功效，迥别于曆來人們讀傳統小說的感受，更沒法子來解釋論證，真是牛得很。所以這“不可思議”一詞，在梁啟超的行文中很煽情很關鍵。

最近讀了幾篇晚清的科幻小說（當時在小說雜志上叫做“理想小說”或“科學小說”），發現簡直是小學生水平的科學“大躍進”。我所見到運用“不可思議”最狠的，還是徐念慈（一八七五——一九〇八）。在一萬三千字的《新法螺先生譚》（這篇小說是由“昭文東海覺我戲撰”。“東海覺我”就是徐念慈的别号。小說前面有一段文字交代其寫作因由，說是受到包天笑（天笑生）翻譯的《法螺先生譚》、《法螺先生續譚》的啟發而嘗試創作了這篇《新法螺先生譚》。三篇小說合刊為一書，叫做《新法螺》，由上海小說林社一九〇五年出版。包天笑的那兩篇，是轉譯日本岩谷小波的日文本，說的是德國十八世紀男爵Münchhausen著名的吹牛故事，在歐洲曾經以各種文字流傳。我小的時候看過現代漢語譯本，叫做《吹牛大王曆險記》。《新法螺》這本書在上海圖書館裡有收藏。我二〇〇六年在哈佛大學東亞系樓裡的哈佛-燕京學社圖書館也看到過。這三篇“法螺”也被收入于潤琦主編的《清末民初小說書系：科學卷》〔中國文聯出版公司一九九七年出版〕）裡，他“不可思議”了八次。“法螺”的意思是做佛事用的樂器，在方言裡有“荒誕不經”的意思，正好可以來形容這篇小說的風格。在小說裡“新法螺先生”講述了他自己漫遊地心、太空，并發明“腦電”的經過：新法螺先生有一天跑上了衆山之巅——這裡竟然是諸星球吸力沖擊之交點——搞得他“颠倒舞弄”，軀殼與靈魂震蕩分家，從此具有靈、肉分離的能力。然後，他将自己的靈魂之身煉成一種“不可思議之發光原動力”，本欲借此光以導中國之奮起，無奈中國人過于萎靡不振，與歐美人相差太遠。絕望之餘，新法螺先生失手将靈魂抛擲于地，不料在靈魂裡面“實存一種不可思議之彈性”，竟一直向上彈出“空氣界”外，因而展開靈、肉二分的冒險。他的軀體部分，跳進火山口，下墜到地底之中國，他見到了居住在地心的“黃種始祖”，并從“内、外觀鏡”裡看到中國現狀的敗壞。新法螺先生的靈魂彈向宇宙太空後，見識了水星上的“造人術”和金星上的物種進化。後來因為靠近太陽，加上速度太快，他的靈魂失去了知覺，回返地球，落入地中海中，與肉身會合到了一起（就像神話裡說的那樣“天上一日，地上一年”。似乎世道也已經變了）。他在地中海碰上了強大的中國艦隊，便和中國艦隊一起歸航。回來後，他在上海參加催眠術講習會，大受啟發，因而結合自己的靈肉分離經曆而發明出“腦電”感應（這項偉大的科學突破，具體怎樣，也實在不可能說得太清楚，用現在的話來說好像是互聯網無線網絡與生物工程、新能源的結合體，在人腦之間既可以傳遞思想和信息，又可以輸送能源）。他開辦學校講授生電法、發電法、用号法、記憶法、分拆法、綜合法六法（後四法很像電報員發報培訓）。于是，學習者遍布全世界。由于“腦電”使用，曾經最時髦的電報電話至此全部過時，曾經最快捷的鐵路輪船也旅客銳減。所以，腦電“新科技”造成了全地球三分之一以上人口的失業。不滿分子開始怪罪新法螺先生，并群起攻之。新法螺先生為避難計，不得不暫避其鋒，潛蹤歸裡。

小說裡衆多的“不可思議”之處，不一一列舉了。筆者覺得最“不可思議”的，不是新法螺先生發明的“腦電”本身，而是新式小說這種演義未來、俗講科學的方式。不知為什麼，我想到了阿Q的“精神勝利法”。但新法螺先生俨然比阿Q更開化，是西學東漸的産物。在阿Q的眼睛裡，“假洋鬼子”可能也是一樣的“不可思議”，雖然他不說“不可思議”，隻說“媽媽的！”如果是阿Q來講“腦電”的發明，他可能會說：“媽媽的！我們先前——比你們闊多啦！等我們以後有了腦電——比你們又闊多啦！”不管是像梁啟超、徐念慈那樣編造“以後”，還是像阿Q那樣誇口“先前”，都間接說明了那個“目前”的無可救藥——堂堂的天朝大國，居然讓王胡、小D一樣的日本國欺負，真夠“媽媽的”。一百年後的今天，從這個角度回頭看，晚清對“不可思議”的熱衷還是可以“思”、可以“議”的。

原載《讀書》2009年5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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