童蒙讀物《增廣賢文》有兩句格言“逢人且說三分話，未可全抛一片心”，平時常聽長輩念叨。但我從小頑劣，沒心沒肺，哪裡會把這麼陳腐的念叨當回事。

1980年春，我在中國作協第五期文學講習所學習，恰好跟王安憶同桌。看上去她怯生生的。私下聽有人議論她并沒有什麼作品，因為是大作家茹志鵑的女兒，才被照顧進來的。之前我在一個偏遠的南方小鎮，孤陋寡聞，也确實沒有聽過“王安憶”這個名字。自己才發了一個短篇就寫不下去，很自卑，對她就有點同病相憐。以為她心裡一定跟我一樣壓力山大，為了緩解，上課的時候老跟她閑扯。看她課堂筆記全神貫注，覺得沒必要，自作聰明指點說老師的這段話該記，那段話不必記。她并不惱，認真聽完，依舊是全神貫注。不久，我因事回了一趟老家，偶然在街邊報刊亭看到她剛發表在《北京文學》上的小說《雨，沙沙沙》，腦子轟的一響，登時傻了！——那樣棒的小說打死我也寫不出來！在寫作能力上，我跟她根本就不在一個量級。一個小學生竟然去“同情”一個大學生，并且指手畫腳，不是不自量，根本就是搞笑。

為了記住這個教訓，我後來借寫王安憶印象的機會特地寫了這件事。當時我有過一刹那猶豫：以王安憶的教養，她并沒有在意我的淺薄。這麼難堪的事我要不寫出來，不會有人知道。但我還是寫了，并且發表了。一則算是對王安憶表示歉意，二則是警告自己不要再犯這一類的低級錯誤。多年之後，王安憶名滿天下，中國作協創研室主任、著名評論家胡平先生在魯迅文學院（文講所是其前身）講課，援引此例告誡學員：認真聽課并且認真記筆記能成為王安憶那樣的大作家，像我這樣不認真聽課不認真記筆記所以寫作沒有進步。

講稿後來登載在中國作協的《作家通訊》上。胡平先生在一次會上見到我，問我是否介意，我對他表示感謝。盡管我對認真聽課并且認真記筆記就能成為王安憶那樣的大作家、或王安憶之所以成為大作家是因為認真聽課并且認真記筆記，多少存着疑慮，但我覺得，胡平先生把我作為一個反面教材，首先是對我的教益，一是可以讓我避免再做類似的蠢事，二是可以最大限度減少這種蠢事對别人造成困擾。善莫大焉。

忽然就想起了“逢人且說三分話，未可全抛一片心”這句話。當初要是聽進去并牢記了這句話，就不至于那麼犯渾丢人了。

這句話，聽起來挺世故的。魯迅曾經感歎：人世間真是難處的地方，說一個人“不通世故”，固然不是好話，但說他“深于世故”也不是好話。缺心眼不好，心眼多也不好，的确難。

但世故真的就一定不好嗎？

“世故”有很多種含義，可以是一種城府，一種權術，一種心機，一種自私的掂量和對他人的算計；也可以是一種通達，一種成熟，一種防範，一種自我的約束和對他人的尊重。“幹敏強力，老練世故，審動而果，慮遠而成”（宋·葉适《故大宋丞高公墓志銘》），這其實是人生一個應該努力的方向。

我理解，“逢人且說三分話，未可全抛一片心”是提醒人們說話應該有必要的節制，遇到自己并不了解的人，不要信口開河，鬧不好，輕則像我這樣，見識淺陋而好為人師，成為一種笑料；重則遇到壞人，則會被其利用。後面這一條我倒不擔心，因為沒有什麼被利用的價值，我擔心的是這樣盲目的信口開河難免給對方造成困擾。

後來在文學社團做業務工作，就同行、尤其是年輕同行的寫作發表意見、尤其是負面意見，我總是一再在心裡叮囑自己把握好分寸，點到即止，萬不可想到哪說到哪，尤其不可妄下判斷，給自己落下笑話倒在其次，挫傷了别人的信心，那就錯莫大焉。（陳世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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