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2月17日至18日，“大師垂範大國學——慶祝馮其庸學術館建立五周年”國際學術讨論會于無錫市馮其庸學術館舉行，會議由中國人民大學國學院、清華大學人文與社會科學高等研究所、馮其庸學術館聯合主辦。無錫市各級相關領導出席，國内外40餘所高校及科研單位的近百名會議代表參加了本次研讨會。

17日上午，會議開幕式由清華大學人文與社會科學高等研究所沈衛榮教授主持，無錫市惠山區副區長範良、馮其庸先生家屬代表馮幽若女士、中國人民大學國學院常務副院長烏雲畢力格教授先後緻辭，他們均強調，此次學術讨論會正值中國人民大學國學院西域曆史語言研究所成立十周年、馮其庸學術館建立五周年之際，多方專家學者齊聚一堂、各抒已見，不僅是為紀念、緬懷馮其庸先生，更是為了進一步實踐與弘揚其所倡導的“大國學”理念，促進有效交流、推動共同發展。

馮幽若女士緻辭

烏雲畢力格教授緻辭

一

10位學者為大會做主題發言。複旦大學中國曆史地理研究所姚大力教授以“從國學到中國學：一個主題取向的跨學科領域”為題，回顧并分析了西方“文化多元主義”等關于民族國家的讨論，指出當下所謂“文化多元主義的終結”即等于現代國家建構将回歸民族國家同質化道路的思潮日漸泛濫的形勢，使得馮其庸先生的“大國學”理念更顯眼光與氣度，姚大力教授認為有理由和必要将國學範圍從漢學擴大開去，中國作為一個多民族統一國家的現實與宿命，亟需“大國學”研究的學術平台，以支撐跨學科研究的知識生産，乃至一個特定形态的學術資源配置、學術傳統承襲和人才培育的專門化領域。

姚大力教授

王子今教授

中國人民大學國學院王子今教授“《龜茲左将軍劉平國誦》考論及相關語文學思索”的發言，對新疆拜城的漢代時刻“龜茲左将軍劉平國誦”所載“秦人”稱謂與“作孔”事等作了詳細的梳理與辨析，尤其對于“作孔”即“鑿空”的理解進行了精彩的讨論，為相關曆史研究提供了新的思路。

首都師範大學曆史學院李華瑞教授圍繞“後世如何看待宋朝曆史”這一話題，探讨關注宋史的原因并比較了元、明、清以及近代等各個時代對宋史的不同評價，元朝主要是從程朱理學方面進行評價，認為宋朝弊端在于積弱，明代繼承元編《宋史》之外，強調對宋朝曆史文化的繼承，并以程朱理學作為明朝統治思想，清代在漢宋學之争中擡高漢學，批判宋朝的積弱。李華瑞教授指出要注意區别國内外的“近世說”概念，并簡要介紹了新世紀以來對宋朝的關注與評價。

南京大學曆史學院範金民教授的發言題為“明後期到清中期蘇州的引領時尚地位”，他強調，從16世紀初到19世紀中期，蘇州的經濟社會發展居全國首列，引領社會風尚，具體從蘇州戲、蘇州妝、蘇州酒、古玩收藏、書畫欣賞、行為語言等諸多方面舉證說明，分析認為蘇州風尚盛行的原因包括發達的商品生産、制定商品樣式，以及對生活和時尚領域話語權的掌握等。

南京大學曆史學院的華濤教授以“‘國學’與伊斯蘭學視野下的西域研究”為題做了發言，他認為我國國内的西域研究盡管已經取得了顯著進展，但對于阿拉伯—波斯史料的了解和利用仍然十分有限，而伊斯蘭文明對西域地區乃至世界各地的文化、曆史、社會、經濟等各方面都有重要影響。華濤教授指出，在“大解、闡釋新疆曆史與現狀的重要條件。

華濤教授

中國文化遺産研究院劉紹剛研究員在發言“新出簡牍帛書對書法史研究的意義”中指出，我國現今簡牍帛書研究技術發達，對簡帛的認識提高。戰國時期到秦漢是漢字演變最劇烈的階段，中國的文字在這一階段完成了從古文字到今文字的演變，此間最重要的資料即簡牍帛書，簡帛所展現的各個時期的墨迹，纖毫畢現地保留了古人的用筆，簡牍帛書的新材料對學術研究與藝術發展都有極其重要的意義。

南京大學曆史學院張學鋒教授“釋‘安石不肯出，将如蒼生何——六朝時期的江南貴族’”的發言，充分利用《晉書·謝安傳》《晉書·高崧傳》《十七史商榷》等文獻材料，讨論剖析謝安出仕與謝氏家族利益背後的關系，兼及六朝時期門閥政治與士族共同體規則的深層問題。

南開大學曆史學院杜家骥教授的發言為“曹雪芹祖上之隸旗與領主的多次改變——兼談曹家旗籍問題”，關于曹雪芹祖上隸屬的旗籍以及曹家的領主，是“曹學”研究中的一個問題。通過考察八旗制度中與曹家有關的内容，杜家骥教授認為，曹雪芹祖上——曹世選（或作曹錫遠）、曹振彥，曾有三次不同的隸旗，按時間先後依次是：正黃旗、鑲白旗、正白旗；曹雪芹祖上的領主依次是：努爾哈赤、多爾衮、順治及康熙等皇帝。

中國第一曆史檔案館吳元豐研究館員以“清代伊犁将軍及其滿文奏折”為題做了發言。伊犁将軍是清朝中央政權派駐新疆的最高軍政長官，曆任伊犁将軍絕大部分是滿洲八旗人，按制用滿文書寫奏折，現存的伊犁将軍滿文奏折屬公文檔案，是珍貴的一手史料，其數量龐大、内容豐富，對清史、民族史、邊疆史等研究領域都具有重要價值。

南京大學學衡研究院孫江教授“諸神之宴及分叉的近代——讀梁啟超《評非宗教同盟》”，評析了所謂“分叉”的近代史，以大本教和道院·紅卍字會這兩個宗教團體的信仰、活動和儀式中諸神的作用，反觀意識形态化的“國學”陰影下另一種來自民間、取法傳統的思想意義，以及梁啟超和姊崎正治的批判性言說，并介紹了杜贊奇對紅卍字會的研究與評價，科塞雷克關于“批評與危機”的觀點。孫江教授認為大本教和道院·紅卍字會堪稱對“近代”所意涵的“危機”與“批評”之兩義性的反叙事。

孫江教授

此次學術讨論會内容豐富、層次多樣，涉及曆史、宗教、社會經濟、文學、藝術等諸多方面，學者們廣泛利用漢文、藏文、梵文、蒙古文、滿文、西夏文、波斯文等語言文字資料，從各自的研究領域出發，在為期兩天的讨論會上做了精彩紛呈的報告。

清華大學人文學院的吳娟副教授，圍繞“耆那教文獻和佛教根本說一切有部律中的平行故事”做了讨論，提出佛教徒和耆那教徒在編纂經典時，出于各自不同的目的而利用了平行的叙事情節或母題，并以耆婆（Jīvaka）這一具有代表性的人物為例加以說明。德國慕尼黑大學印度學與藏學研究院講師MalgorzataWielinska-Soltwedel的發言“關于《八章書》（Aṣṭādhyāyī）中的分析原則問題”，考察了将印度波你尼文法《八章書》劃為分析與合成兩部分的依據及二者間的區别，并對《八章書》所述原則的定性提出了自己的見解。北京外國語大學亞非語言文化學院講師李燦介紹了關于“《賢劫經》的一些新材料”。德國慕尼黑大學博士生趙文“從阿毗達摩文獻到觀修實踐中的佛陀二身”，主要對佛陀的色身與法身做了讨論。複旦大學文史研究院博士後陸辰葉圍繞“智稱論道次第”，結合《入真實論》藏譯本與《密宗道次第廣論》來闡釋智稱論師關于道次第的“三乘九根”學說。德國慕尼黑大學博士生潘濤就“一些吐火羅語詞及其印歐語詞源”做了探讨。複旦大學文史研究院博士生錄目草的發言“龍樹中觀經典之《四贊》藏譯本”，對《四贊》進行梵藏文本對勘與版本梳理，旨在提供一個更為精确的藏譯本。複旦大學文史研究院碩士生陳靖文讨論了“波斯文《史集》中彌勒傳記的形成”，通過比較彌勒傳記的波斯文本、梵文本及一些其他譯本，推測産生差異的原因與曆史背景。

梵文與印度學組

二

清華大學人文學院博士後孟瑜做了“西藏夏魯寺集會大殿一層回廊佛本生故事壁畫的階段性研究報告”，考察比較壁畫情節與榜題内容的異同，并選取“虎本生”“兔本生”等典型故事進行舉例說明。德國萊比錫大學博士生侯浩然的發言題為“以圖像形式呈現的高僧傳記”，圍繞一幅描繪竹巴噶舉三世嘉旺活佛嘉木揚卻吉紮巴之生平的唐卡進行，将卻吉紮巴傳記與該唐卡所繪場景相結合，二者互為補充印證。清華大學人文學院博士生姚霜所做的“西藏博物館所藏《噶瑪巴為明太祖薦福圖》再考”，重點關注該畫卷記錄南京靈谷寺“普度大齋”的主體部分，通過考證漢、藏文曆史文獻，着眼細節，勾勒出兩類叙事語境，為《薦福圖》研究提出了新的見解。中國人民大學清史研究所講師安海燕讨論了“明代大慈法王釋迦也失的兩次進京”，對釋迦也失所到的“京”城、駐錫地、圓寂地點等做了詳細考證，辯證分析了大慈法王對藏傳佛教在中原的傳播的影響。上海社會科學院宗教研究所助理研究員闫雪的發言“想象與再現——藏傳佛教藝術中的香巴拉王的流傳與演變”，分析了有關香巴拉王的文本和壁畫圖像，旨在梳理和闡釋以香巴拉王為代表的神話人物在西藏被想象、構建和再現的方式和過程。中國人民大學國學院博士後薩其仁貴以“藏蒙《雲使》譯本比較研究”為題，在詳細對照《雲使》的蒙古文譯本、藏文譯本和梵文原本的基礎上，梳理蒙古文譯本的整體面貌，進而讨論了藏蒙文學翻譯的若幹問題。中國人民大學曆史學院博士生魏建東的發言“清代蒙古寺廟學經系統的建立——以瑞應寺為例”，從瑞應寺一世至五世察罕殿齊的蒙古文傳記入手，摘取有關瑞應寺學經系統建立之記載進行分析。

中國人民大學國學院索羅甯教授以“西夏文中鸠摩羅什的傳說”為題，通過黑水城出土的西夏文《金剛般若經頌科次纂要義解略記》序篇所呈現的文字，勾勒出西夏佛學界視野中的鸠摩羅什形象，并進一步分析認為，西夏人将鸠摩羅什（漢傳）和帕當巴桑傑（藏傳）“混為一談”，正說明了佛教在西夏“漢藏圓融”的趨勢。中國藏學研究中心曆史研究所助理研究員魏文的發言“從《普賢菩薩行願王經》到‘供養—忏悔偈’：略考普賢行願在吐蕃和西夏的流傳”，讨論在俄藏黑水城西夏文、漢文佛教文獻中發現的一段内容比較固定、模塊化出現在各類佛教儀軌文書中的“供養-忏悔偈”，初步認定這段在西夏時期相當流行的“供養-忏悔偈”來源于藏傳佛教體系中的“普賢行願贊”。美國弗吉尼亞大學宗教學系博士生張淩晖以“顯乘、密乘及超越顯密：德慧所集《大印究竟要集》中大手印思想初探”為題，通過分析德慧所集西夏文大手印文本《大印究竟要集》及其自疏《大印究竟要集記》的義理内容與思想史背景，呈現出一例12世紀從喜馬拉雅宗教文化區域流傳至河西走廊的早期大手印思想。中國人民大學國學院博士生喻曉剛的發言“黑水城出土西夏文寫本《四十空幢要言》介紹”，分析了這一寫本的來源與篇章結構，并對文本内容做了初步解讀。

藏學、西夏學組

中國科學院自然科學史研究所助理研究員魏毅以“被放逐的人：哲蚌寺、色拉寺流傳‘糌粑團印記’類型故事的搜集和解讀”為題，回顧拉薩三大寺的僧源制度，搜集了四組情節類似的口述傳說，将其歸結為“糌粑團印記”類型故事，以曆史學方法予以證僞，探讨了支撐虛構故事廣泛流傳的社會現實與社會心理。四川大學國際關系學院西部邊疆研究中心副研究員勵軒的發言“1980年代初班禅喇嘛與西藏自治區黨委的關系”，基于回憶錄和口述材料對相關問題做了分析。英國威斯敏斯特大學博士生李殿荊以“進入中心的權利：從‘居住結構’來探讨藏族流動人口的現代民族國家之旅”為題，依據自身對成都街頭紮木念彈唱藝人進行的半參與式觀察，描述了藏族流動人口在融入現代民族國家系統和市場經濟過程中承受的“城鄉差異”和“民族差異”，以及這類群體進入“中心”所需要的經濟條件、社會關注和政治權利。

複旦大學中國曆史地理研究所任小波副教授以“敦煌《無常三啟經》：一件吐蕃贊普功德經本的綴合與研究”為題，分析了敦煌漢文《無常經》寫本及其源流、研究價值和作用，最後對成書年代提出了看法。中國人民大學國學院博士後楊傑通過“論‘四瑜伽’修習之源流及其與大圓滿的整合”，依據無畏洲于其伏藏《龍青甯提》所收《白蓮花》一論中提供的線索，找到了四瑜伽所依據的根本續典，并梳理了該系統于噶當派及早期噶舉派等傳統内部的流傳情況，通過檢視各傳統對其核心架構的闡釋，呈現了四瑜伽修習的根本理趣。美國弗吉尼亞大學宗教學系博士生梁珏以“伏藏中的神聖對話：作為聖典的《問答錄》”為題，選取《問答錄》中三篇有代表性的伏藏文本來探讨伏藏傳承體系、結構、體裁及其與大乘佛典之間的重構關系。中央民族大學藏學研究院碩士生羅藏才讓的發言“一世薩木察賽赤·赤欽南喀桑布初探”，參閱清代藏文文獻，加之在甘南、拉薩等地的實地調研，簡要論述了赤欽南喀桑布的一生的業績。中國人民大學曆史學院博士生索朗卓瑪做了“論傳記之多聲部風格”的發言，從叙事學的角度出發，讨論藏傳佛教空行母傳記的特點，對空行母傳記文學中的叙事風格提出了自己的看法。中國人民大學國學院博士生石美以“從泾渭分明到雙運圓融——以朵波巴、多羅那他、措尼嘉措為中心論近代覺囊派二谛思想的一些轉變”為題，分析了覺囊派的二谛理論，選擇朵波巴、多羅那他、措尼嘉措等人的二谛理論，縱向分析覺囊派二谛思想特點和變化，主要以相關文本為基礎，着眼于彼此的不同之處，解讀分析文本所表達的涵義。

三

除了上述藏學、西夏學以及印度學等研究之外，本次會議還覆蓋蒙古學、滿學研究以及西域其他民族地區的研究。

上海外國語大學王丁教授的發言圍繞“西域的漢姓胡名問題”，研究的人名取材範圍為中古史籍、文集，特别是出土寫本與碑志一手史料中的實際人名例證，對音譯名按照漢語中古音構拟，對勘人名的可能語源，對義譯名則結合胡名原型、漢字語義，嘗試進行解釋。西南交通大學外國語學院唐均教授通過“蒙古語文之三‘國’遺事——從文化圈的交替視角審視”，從文化圈的視角對“國”的核心概念及蒙古人國家意識的逐漸形成及和外擴散的不同層次進行了解釋。複旦大學文史研究院碩士研究生孟小強以“元朝征爪哇史事補證”為題，利用多種史料對“爪哇之役”進行考辨，詳述戰後遠征軍的返程及此後遭遇，重點分析了元世祖的“海禁”政策。北京大學曆史學系博士生求芝蓉以“程钜夫江南求賢補考”為題，結合當時曆史政治背景，對程钜夫奉旨赴江南求賢及其引薦的南士進行了較全面的考察。

南京大學曆史學院特木勒教授以“1733年喀爾喀兵臨圖瓦——《圖瓦曆史檔案彙編》一件滿文檔案試釋”為題，主要利用蒙古國科學院曆史研究所與俄聯邦圖瓦共和國科學院合作影印出版的圖瓦共和國所藏的一份滿文檔案，通過詳細分析檔案内容及其曆史背景，認為喀爾喀軍隊第一次進軍圖瓦地區，是大清朝在唐努圖瓦（後來稱為唐努烏梁海）地區确立直接統治的标志性的事件，并為後來乾隆朝在該地區編立旗分奠定了基礎。中國人民大學清史研究所張永江教授的發言為“18-19世紀内蒙古農業政策的演變”，重點探讨乾隆初年開始的禁墾—限墾政策及其出台過程，從鼓勵發展内蒙古農業政策到禁止、限制政策的轉向及其在官方文獻中的記載等方面對該時期内蒙古農業政策的變化進行了詳細論述。中國人民大學曆史學院博士生樊志強讨論了“‘五族共和’之下的邊疆民族教育：以綏遠五族學院的創辦為例”，利用檔案文書、回憶錄及報刊資料，探讨五族學院的相關問題，對五族學院地位和曆史意義做了評估。中國人民大學國學院博士生柴建華以“十三世達賴喇嘛‘教政昌興’遺囑與西藏政教合一制”為題，分析十三世達賴喇嘛親拟之《告全藏官民書》内容，對其政治傾向及西藏的政教合一制度進行了深入研究。

中央民族大學蒙古語言文學系葉爾達教授的報告題為“宗教的沖突與和諧：伊犁河流域厄魯特人女性誦經民間信仰”，對使用托忒文的伊犁河上遊厄魯特人進行實地考察，重點分析厄魯特人民間誦經、抄經、藏書等信仰民俗及其與女性誦經習俗的聯系。中國人民大學國學院講師特爾巴衣爾以“西域伊斯蘭史書所見衛拉特史”為題，利用波斯文、察合台文兩種形式書寫的西域伊斯蘭文書，如《拉失德史》《伊米德史》《塔蘭奇史》等，對蒙古衛拉特部與中亞和西域穆斯林廣泛的聯系進行了研究。西北民族大學買合蘇提·色來木副教授的發言“試論國内察合台語文獻研究及存在的問題”，在分析和總結察合台語在目前研究成果中的不同叫法及原因的前提下，主要從語言、文獻和内容方面對國内察合台文獻研究狀況、成果及存在的問題、解決方法進行分析。沈陽師範大學民族文化研究所講師魏曙光“《史集》中的‘uturamiši’及相關問題”的發言，在前人研究的基礎上，以《元朝秘史》《史集》《雙溪醉隐集》等文獻為主，對“uturamiši”進行了進一步研究。中國人民大學國學院博士生蘇日朦以“美國駐張家口領事館檔案所見20世紀初外蒙古政局”為題，利用現存美國國家檔案館的幾件美國駐張家口領事館的報告，詳細分析了清末民初的外蒙古政局。中國人民大學國學院碩士生陳虹的“清代翁牛特右旗兩幅遊牧圖研究”，借助分别藏于日本天理圖書館和德國的兩幅清代蒙古遊牧圖，與其他漢文史料進行比對，指出漢文譯寫的錯誤和原因，考證了一些地理位置名稱。陝西師範大學西北曆史環境與經濟社會發展研究院碩士生李畢力格讨論了“清代阿拉善和碩特旗對蒙鹽的管理”，利用阿拉善左旗檔案館的蒙文、漢文檔案，分析了清代阿拉善和碩特旗對蒙鹽的管理等。

蒙古學與滿學組

中國第一曆史檔案館郭美蘭研究館員以“西藏自治區檔案館珍藏清代诏令文書概況”為題，詳細介紹了西藏檔案館所藏诏令文書類型與形制特點，并對诏令文書的保存和修複提出了建議。東北師範大學曆史文化學院莊聲副教授通過“清朝前期印玺制度”，對入關前的滿文印玺、“制诰之寶”及之後的“奉命大将軍印”等進行了系統論述。入關之後，早期印玺均被滿漢合璧印取代，清朝進入了多元文化時代。中國人民大學國學院博士生馬子木以“清初部院司官體制考——兼談作為過程的‘清承明制’”為題，探讨了司官體制的形成，并對作為過程的“清承明制”進行了解釋。中國人民大學清史研究所博士生陳晨以“清代盛京巡察官考述”為題，對盛京巡察官的發展演變、職權變動，存廢之間的制度困局等問題做了詳細的論述。吉林師範大學滿族文化研究院吳忠良副教授的發言“松花江流域錫伯人考察”，利用滿、漢、日文檔案文獻及實地調查，對前郭爾羅斯蒙古族自治縣、扶餘市和肇源縣三地錫伯人的來源進行了考證。山東大學外國語學院講師陳辰以“福音書的滿語翻譯：以《馬可福音》為例”為題，讨論了福音書滿語譯本的語言特點。

蒙古學與滿學組

中央民族大學中國少數民族語言研究所講師顧松潔以“國家圖書館藏《滿漢皇輿山河地名考》刍議”為題，考證了《滿漢皇輿山河地名考》的來源、成書時間和作者。中國人民大學國學院博士生張闶以“關于王锺翰藏滿文《上谕八旗》”為題，考證了滿文文獻《上谕八旗》的版本，介紹了王锺翰先生對《上谕八旗》的批注利用，并做了滿漢文部分對勘。南開大學曆史學院講師馬曉林以“元代漢文、八思巴文全真掌教印章”為題，考釋了丘處機的漢文印章“玄門演道大宗師之印”與元代全真掌教張志仙的八思巴字印章“玄門演道大宗師掌教之印”兩方印章。陝西師範大學中國西部邊疆研究院博士後謝光典的發言“‘統領釋教大元國師’印考釋”，借助于審音勘同，對存于西藏博物館的兩枚“統領釋放大元國師”青玉印及相關問題做了研究。美國哈佛大學文理學院博士生孫鵬浩以“蓮花生、烏堅巴、贊普、大汗：十三世紀的一種政教理想”為題，嘗試從思想史的角度，聯系烏堅巴傳與蓮花生—赤松德贊的故事，論證贊普的傳說為新興的蒙藏關系提供了叙事模型和一種政教理念。中國人民大學國學院博士生杜旭初的發言“朕即法王：雍乾二帝的政教觀”，通過分析清代皇帝對藏傳佛教的态度來考察雍乾二帝的政教觀。陝西師範大學國外藏學研究中心博士後石岩剛通過“清前期托忒文文書翻譯研究：以《清内閣蒙古堂檔》文書處理記錄為中心”，以《清内閣蒙古堂檔》文書處理記錄為中心，考察托忒文文書的翻譯情況。四川大學中國藏學研究所博士生李志英以“吳三桂反清與清朝對蒙古在康區貿易管控”為題，利用相關漢文、藏文及滿文文獻，分析吳三桂反清事件與清朝管控康區貿易之間的關系，以及此貿易管控措施對和碩特蒙古在康區統治的影響。中國人民大學國學院本科生曲強以“鎖喃嚷結的真相—‘梵僧’鎖喃嚷結傳記研究”為題，詳考了鎖喃嚷結的傳記，指出該傳記内容的非真實性。

“大師垂範大國學——慶祝馮其庸學術館建立五周年”國際學術研讨會代表合影

四

18日下午，一場圓桌會談為會議劃上句号，由沈衛榮教授主講“我看‘新清史’的熱鬧與門道”，梳理了所謂“新清史”理論的發展脈絡、相關學者及其學術主張的實際内涵與影響。與談人包括姚大力教授、張學鋒教授、孫江教授等。姚大力教授認為，“新清史”存在很多争議與問題，關鍵在于在何種情形下、以何種方式來讨論，需要明确的是，學術讨論不應以政治目的為主導，而“新清史”的确為學界提供了新的反思，即中國史的叙述不能隻站在漢人或漢文化的角度來進行。孫江教授認為，沒有必要過于強調“新清史”，并提出“新清史”的源頭其實在日本，以岡田英弘和杉山正明兩位學者的學說為代表。張學鋒教授則指出，學術研究不能濫用概念，更不能過于強調“漢化”的概念。

與會期間會議代表們進行了深入而高效的交流讨論，來自不同學科領域的學者們展示了各自近來的研究成果，琳琅滿目，尤其是對年輕一代學者的研究提出了寶貴的建議和意見，全程氣氛嚴肅活潑、輕松融洽，會議成果豐碩、回響不絕。此次會議無疑是推進馮其庸先生所倡導的“大國學”學術思想的重要實踐。

（本文圖片由馮其庸學術館提供。）

更多精彩资讯请关注tft每日頭條，我们将持续为您更新最新资讯!