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夜之間“傘兵”成了敏感詞，源于網絡諧音的梗，冒犯了這個詞本身所具有的“象征着英雄氣和勝戰魂，代表着光榮和勇氣”的内涵，這讓包括筆者在内的正常人都難以接受。

反對正常詞彙污名化，反對網絡造梗無底線，是一個國家語言保持純潔性、嚴肅性和尊嚴的必要之舉，所以對“傘兵”的封殺屏蔽，具有正當性，也反映出網絡語言的變化創新不能偏離主流民意。不過，抱着知其所以然的态度，一個不文明詞彙“shabi”為什麼要諧音“傘兵”，現象本身也值得深思，不是一句“扭曲公序良俗”的價值批判就可以了之的。一位網友感慨說：

他将“傘兵”諧音梗的來龍去脈講得清楚了，不過我感興趣的是最後一句：髒話本來是一種剛需。這句可謂世界所有語言中的規律性“真理”其實揭開了人類所共有的文化心理：這個世界太操蛋，無以言表，隻好用更操蛋的語言來表達對它的認知、情感和價值判斷。就像維特根斯坦所言“我的語言的界限就是我的世界的界限”，髒話乃是我們透過語言對這個世界的禁忌規範、不公不義、黑暗混亂，乃至美好偉大，表達出的憤怒、憎惡、怨恨、煩惱、嫉妒、報複、賭誓，甚至舒服、玩笑等等。人潛意識裡有力比多的沖動，情緒裡有喜怒哀樂的動蕩，認知裡有歧視侮辱的偏執，文化裡有“騎驢詩客罵先行”的積習，注定了面對世界的種種不可理解、不可認同、不可思議、不可把控，争辯無用，動手無膽，隻好詈罵随之，嘴炮先行，用心理學的話說，罵是人們由于心理上的壓抑而産生的應激反應，而采取的發洩方式。受壓機制是罵的創造機制，這也可能是古今中外髒話仍然大行其道的原因。

二

像“shabi”之類涉及性的罵人話，是所有罵人話裡的最大一類。原因很簡單，在非理性世界裡，性的能量最強大；在理性世界裡，性的禁忌最強烈，所以，用“性”去侮辱去謾罵，成了最直接、最有效的宣洩方式。隻要社會還存在人性壓抑、道德保守和精神禁忌，不方便談及性，那麼，涉及性的罵人話就永遠是欲望對沖、意識對抗的首選利器。今天在網絡上罵一句“shabi”，其實和《紅樓夢》中賈府焦大灌滿黃湯後“任意灑落灑落”本質是一樣的——這讓人想起魯迅在《言論自由的界限》裡說的：“這焦大實在是賈府的屈原，假使他能做文章，恐怕也會有一篇《離騷》之類。”能做文章，就以文字發牢騷；不能做文章，就以語言罵翻天。牢騷和罵背後的心理動機是一樣的：忍不住“shabi”地罵一句，隻是因為那個稱為“shabi”的人或事壓迫着自己無從改變它，無法漠視它，懷揣着石頭放不下，隻好以罵來纾解自己的心理壓力。從這個角度說，罵出來的“shabi”，如飛去來器，射人反射己，其實是自我“shabi”的寫照。這是語言“雙刃劍”的一個很好的例證：語言的平等性，使得使用者以其傷害别人的同時也是對自己的貶低和傷害。

但罵也不是一成不變的，它也有曆時性的功能轉變。罵，語言學上也叫詈語、詈辭。放到遠古社會，它有“咒”的功能，所謂巫靈的語言魔力；放到近古社會，它有“辱”的功能，所謂不求傷害性極大但求侮辱性極強的語言歧視；放到現代社會，科學昌明，“咒”談不上，衆生平等，“辱”也減等弱化，更多的其實是“謾”（輕視、缺乏教養），所謂傷害侮辱都談不上的純粹表明态度的語言慣性而已。一句“shabi”，用以罵“人”不過百無一用的瞎比比，用以罵“事”不過無可奈何的随口一歎，無關痛癢，難着痕迹，更像是“媽的、丫的、奶奶的、媽了個巴子、娘希匹”之類的大衆習語、口頭禅，除了口齒留“髒”之外，沒有什麼意義。甚至久而久之，如魯迅所谑稱的，國罵“他媽的”一詞可以說已經醇化為“我的親愛的”，馬季在相聲裡也将“他媽的”等同于“wonderful”，“shabi”已然進化為等同哎呀、哦豁、诶嘿之類的感歎詞、語氣詞，那更是髒話無力無用之餘的唾面自幹，娛樂精神的轉型成功。（有研究指出，《金瓶梅》就中近1/3的罵詈之語并非為了咒罵、辱罵等目的，而是笑罵、戲罵，常常以戲谑為目的，打情罵俏，打牙犯嘴，以罵取樂，消愁解紛。這從《紅樓夢》裡也可以看到。說明罵從侮辱功能轉向調笑、親和等其他文化功能，也是一個很久遠的現象。）

無論好壞美醜，無論虛實真假，無論表情表意，都需要詈語髒話，這就是其“剛需”意義之所在。

三

和雅言一樣，詈語也反映出一種語言的長度、厚度、廣度，越偉大豐富的語言，詈語肯定也花樣百出——據統計，僅在《漢語大詞典》中的詈詞就有近1000條，這還是因為載諸典籍而收錄進大雅之堂的，還有更多的口語、方言中的大量詈詞，沒法收錄——就像研究者所言，無論是詈語，還是雅言，從語言自身而言本無所謂高低貴賤，都是人與世界一切關系的表現形式，都是我們所賴以了解和認識世界的工具。好幾位研究者不約而同引用了何新《我走入黑社會》裡的一段話：“各個民族在罵的語言中，提煉、集中了一批最洗煉最形象的語言。罵人話，又是一種豐富的世界，當你最初面對它時，會感到肮髒而不知所措。但一旦了解了它，你會發現，這個世界自有它存在的道理、它的邏輯、它的實用性、它的美學和價值觀。”

漢語博大精深，詈語也豐富多彩，是自然且當然的邏輯，有研究者專門整理了從古至今漢語詈語的總體變遷，發現可以分為春秋戰國至三國兩晉時期（古代）、宋朝至五四以前（近代）、五四時期至今（現代）三各階段。古代人喜歡罵一些“役夫、畜産、廢物、老奴、狢子、死狗、蠻子、祆賊”之類的話，注重維護綱常人倫，嚴防人物夷夏之别，體現了當時社會價值倫理規範，可謂罵人的宗法倫理時期；近代人喜歡罵一些“賤人、淫婦、死囚、光棍、小蹄子、三寸貨、賊野狗”之類的話，偏向維護社會禁忌，嚴防身份地位之别，體現了當時充滿市民氣象的社會心理，可謂罵人的民間立場時期；現代罵人就不必多列舉了，雜糅古今中外，體現了語言高雅文明觀之下的亞文化風俗功能，可謂罵人的“粗俗、不文明”時期。

無論哪一個時期，雅言和詈語從來相伴相随、相輔相成，如同語言的陰陽二氣，糾纏難分，共同成就了漢語的豐富性、多樣性、文學性和特質性，也像我們表明，漢語從來不是一種純潔、高尚的語言，從來不是一種道德感極強、道學氣極濃的語言，相反，駁雜不純、雅俗共賞更像它的本來面貌。如同研究者所言，“在每個社會中，幾乎所有人在其一生中都或多或少地使用過詈語，且不說市井平民，即若貴為皇帝的最高統治者、德賢具備的命婦、深居高閣的千金小姐，也免不了罵人。在古代中國，漢高祖劉邦罵人是罵出了名的，詩祖屈原的姐姐平時溫文“蟬媛”，到關鍵時刻竟也“申申其詈予”；曹雪芹心目中的少女偶像林黛玉，嘴裡也曾吐出“促狹鬼”、“蠢才”的字眼。可見，作為一種普遍的社會現象，罵人或使用詈語，有其存在的合理性。”這就提醒我們，還原詈語之類“語言雜質”“文字渣滓”的真實功能和文化意蘊時，一定要跳出文明/不文明、俗/雅、潔/不潔的二元對立的“二極管”思維，既要認知詈語的文化價值，也要明白單純地堵、屏蔽、封殺，是沒有辦法“淨化”語言的，也沒有可能“淨化”網絡的。就算禁得了一個，它也可能以拆字、諧音、外文字母、縮寫等等其他方式多個形态變形重生，“傘兵”就是最好的例子。

這時我們該怎麼辦？社會道德有底線，不容語言無序突破，在兩者的拉鋸中，疏導還是更有效的手段。語言學上将這種疏導稱為“洗白”，如同招安梁山好漢，語言通過其化俗為雅、去俗就雅的機制，将一些充滿戾氣的髒話“招安”成規訓有加的淨語。比如，和“shabi”并"美"的“我肏”一詞，“肏”本是罵人用的下流話，“我肏”帶有詈罵的意思。但經過“wo擦”“卧 槽”“WC”“我去”等一系列變體，其意義離本來的詈罵意義越來越遠，辱罵程度也越來越輕，逐漸實現“洗白”。“我去”一詞甚至還出現在春晚的小品中。再比如，和“shabi”類似的“泥馬”“瑪麗隔壁”“魂淡”等諧音詈語，都是使用兩個不相關的字詞組合成新語，字面上不容易和詈罵聯系起來，以無意義聯系來“洗白”原意。

之所以出現“洗白”現象，一是語言本身具有求雅的内在動力。随着文明素養的提升，人們在表達時往往會有意識規避粗俗字眼，有意選擇别字或同音字代替，以求“信、達、雅”；二是社會的規範外在強壓使語言自行過濾，由此産生了一批新興詈語。

這給了“shabi”在現代語境、網絡語境裡何去何從一個啟示，我們可以封殺“傘兵”，可以屏蔽“傻x”，但也要給它一個“洗白”的機會，比如用“沙币、燒餅”來替代，默認而不加以管控，最後約定俗成為一個統一詞彙，在高頻傳播使用中逐漸淡忘原本意義，不失為大禹治水“湮洪水、決江河而通四夷九州也”疏而不堵的古老智慧。

四

我們生在一種語言裡，就像愛一個人，他/她的“優點”能接受，“缺點”也要接受，美能欣賞，醜也能包容。我們有幸以漢語為母語，千年之下，常變常新，其中的詈語，飽含着我們強烈感情的真實流露，積澱着我們傳統和深層的文化心理，也折射着我們民族的觀念和文化價值。在這裡，少一個“傘兵”，可能隻是技術處理下的無關緊要，但如何認知詈語，如何面對詈語，如何引導詈語，卻不是一個無關緊要的技術問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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