三省六部制是中國古代封建社會一套組織嚴密的中央官制，它初創于隋朝，完善于唐朝，奠定了隋唐之後曆代封建朝廷的治理體系。這一影響中國古代1000多年的隋唐官制是如何形成并确立的？還有哪些機構組成？這些機構又是如何運行的？

任何一個朝代的中央機構，它的組成都是紛繁複雜的。為了更好地理解中央官制，我們先從武則天掌權時期的一個故事說起。話說唐高宗死後，武則天先是立唐中宗稱帝，又借口唐中宗昏庸，廢黜了他，改立唐睿宗，自己走到前台，臨朝稱制，接着便是官民改易運動。武則天将現有的機構都換上了女性色彩，比如中書省改為鳳閣，門下省更名為鸾台，秘書省改稱麟台。原來的宰相中書侍郎同中書門下三品劉祎之，他的官職就變成了鳳閣侍郎同鳳閣鸾台三品。

這個劉祎之心系李唐王朝，忠于唐睿宗。他眼看着武則天就要改朝換代，篡奪李家的天下了，他心底是反對的。有一天，劉祎之私底下發牢騷說；太後既能廢昏立明，何用臨朝稱制，不如返政以安天下之心。可歎的是啊，周圍的人轉身就向武則天告密了。武則天大怒，對左右說，劉祎之是我提攜重用的人，竟然有背叛我之心，難道對得起我的恩情嗎？

武則天馬上給劉祎之羅織罪名，很快就有人出來告發，說劉祎之接受契丹部落的黃金賄賂，而且還私底下和其他官員的小妾私通。武則天下令對劉祎之立案調查，他派來使者向劉祎之宣敕，傳達對他的調查決定。劉祎之正義凜然地反駁道，不經鳳閣鸾台，何名為敕？劉祎之他是鳳閣侍郎，他說不經鳳閣鸾台，就說這個來的使者宣布的命令沒有經過他的手，何名為敕？也就是說劉祎之根本就不承認這道命令的合法性。我這個中書侍郎都不知道的命令，怎麼能夠稱為敕令呢？

劉祎之哪來這麼大的膽子公開質疑武則天命令的合法性？更奇怪的是，使者面對劉祎之的質疑，竟然是啞口無言，悻悻而歸。武則天聽到彙報後，立刻就以罪名賜死劉祎之。《唐律疏議職制律》明文對悍至使得罪名，武則天呢，并沒有絞死劉祎之，而是賜死于家。如此劉祎之可以免去公開行刑的羞辱與疼痛。而且刺死通常帶有政治待遇，除非是特指規定賜死對象可以保留生前的政治待遇，不抄沒家産，不罪及家族，子孫後代官職照舊，科舉依舊。

而公開行刑的人就沒有這些優待了。所以武則天的狠毒之處就在這個地方。一方面他殘忍地剝奪了劉祎之的生命，讓堅強抵抗的劉祎之感受到了自己的威力。另一方面，因為是改公開的絞死為在家賜死，劉祎之還要向武則天上表謝恩。

垂拱二年686年八月，宰相劉祎之就在自己的私宅裡自盡了。劉祎之與武則天的抗争以失敗結局，那麼他抗拒武則天的底氣到底是從何而來？武則天派人傳達的命令到底算不算數？是否合法呢？要解答這兩個問題，我們就要深入唐朝的三省六部制度去分析了。

話說隋文帝楊堅創建了隋朝，他是篡奪北周小皇帝的江山得來的。楊堅是北周的大宰相，他以宰相府為核心，設置僚屬，積蓄力量，逐漸就架空了皇帝，最終謀權篡位成功。楊堅當上皇帝後，首先思考如何鞏固權力，他自己便利用制度的漏洞樹立了惡劣的榜樣。如何防範其他人有樣學樣，像他一樣篡奪隋朝的天下呢？客觀上來說朝廷中樞政務繁雜，不是一個人能夠獨斷的，皇帝必須要尋找其他人分擔行政，也就是說皇帝一定要與其他人分享權力。

之前的做法是設置宰相，由宰相來輔助皇帝決策和行政。楊堅當過宰相，董卓，曹操，司馬昭，蕭道成，蕭衍，岑霸先等等，野心家也和楊堅一樣擔任過宰相。一想到這一長串的野心家的名字，楊堅對現行的宰相制度就打了大大的問号。宰相當中的相字帶有副的輔助的意思。

春秋戰國時期，列國就紛紛設置宰相，主管行政事務，小事直接就決策施行了，大事呢。決策以後，報請君主裁定。秦國建立以後，正式确立了宰相統領百僚，處理天下政務，甚至掌握人事權的制度。宰相開府辟僚自成一套與皇宮并行的機構，形成了相權。相權來源于皇權，但獨立性很大，分割制約了皇權。漢武帝時期，宰将田蚡大攬實權，對人事安排頤指氣使。一次，漢武帝劉徹憤怒地質問道，宰相安排完官員了沒有？寡人也想任用幾個人。當時宰相統領三公九卿，士大夫遇到事情，先到宰相府彙報協調，漢武帝就感覺到大權旁落，直接提拔身邊處理檔案典籍的低級文官尚書，用尚書直接來傳達聖旨，進而協助處理政務咨詢，顧問決策。尚書們迅速就架空了現有的以宰相為首的決策機構。

随着尚書們職權明确，機構擴張，最終形成了尚書台。此舉發生在漢武帝強化皇權的大背景下，是中國政治制度的一大轉折，也是宰相制度遭遇的第一場大沖擊。東漢光武帝将三公并列為宰相，同時強化尚書的力量，擴大尚書台的機構，設了六曹尚書，尚書台開始直接施政，向下發号施令，宰相的權勢就進一步受到削弱。尚書台的長官尚書令大權在握，成了事實上的宰相，反倒是有了宰相之名的太尉司徒等人反過來要請求兼任尚書令。否則啊，就是假相，隻有以三公之尊兼任尚書令的人才是真相。

新的問題又來了，尚書令成了皇帝忌憚的新對象。東漢後期，尚書令已經不常被皇帝常常任命官員領尚書事，或者錄尚書事，主持尚書台的實際工作，但是不授予真正的名分。即便如此，領錄尚書事的人依然是實質上的宰相，比如霍光、諸葛亮等人，都是以此身份主持過尚書台的實際工作。

為了制約尚書魏文帝，曹丕又提拔了身邊的另外一群低級官員中書來處理機要，起草诏令。中書原來是近侍文官，曹丕設置了中書省，以中書監為長官。魏晉南北朝時期，尚書的權力下降，中樞取而代之。可是新的問題又産生了，中書監成了威脅皇權的新對象，皇帝們就把目光又投向了替自己處理日常事務的近侍：侍中。南北朝時，侍中機構擴張為門下省，尤其是在北朝政出門下，門下省成為了中央政權機構的重心。而在南朝呢，侍中與中書令平分秋色。中書省、門下省共同掌握實權。至于名義上的宰相，三公和原來飛黃騰達的尚書令，如今隻是遵命執行而已。

現在楊堅赢得了天下，如何杜絕相權對皇權的威脅，成了他要面對的首要問題。他可以延續之前皇帝的做法，設置新的機構，取代中書門下的先前的實權部門。可是這種思路造成朝廷機構人員臃腫，并且無法從根本上杜絕新的威脅皇權的宰相出現。那麼，總結前人的經驗教訓，楊堅進行了怎樣的制度變革？他的變革對後世朝代的中央官制有着什麼樣的深遠影響？

楊堅以太師、太傅、太保為三師，以太尉、司徒、司空為三公，三師、三公隻是一種榮譽的職銜，安置德高興榮的忠臣，不負實際的責任。楊堅另設了尚書，門下，内史三省來負責實際的行政，成為真正的行政中樞。内史省就是原來的中書省，因為要避楊堅父親楊忠的名諱而改成了内史省。三省的分工是内史省負責決策，長官稱内史令，門下省負責審議，長官稱納言，尚書省負責日常政務，至尚書令，左右仆射各一人，三者分擔行政的不同階段，互相牽制，共同向皇帝負責三省的長官都是宰相。三省之中，尚書省政務最為繁重，又分成立吏、禮、兵、民、刑、工六個部，處理相應的事務。

吏部負責人事安排，禮部負責禮樂文教，兵部處理軍政武備，民部在唐朝的時候避李世民的名諱改稱戶部，掌握财富民政，刑部負責司法、刑獄，工部掌管土木、營造、工程、水利等等。各部的長官為尚書，副職稱為侍郎，每部的下面所司，各司的長官為郎中，員外郎。我們熟悉的大詩人杜甫，北宋詞人柳永都曾經獲得過工部員外郎的職銜。

隋朝設立六部以後，之後的各朝官制基本上就此固定，再也沒有大的變動，幾乎都是在這個基礎上小修小補。同時，太常，光祿，宗正，太仆，大理，鴻胪，司農等等機構依然保留，但是權責和規模大大縮小，協助六部處理相應的政務。他們從秦漢的行政主體退化為了行政輔助機構。唐朝基本照搬了這套體制作為自己的中央行政框架，正式确立了三省六部制，其中中書省負責各處表章文書的上傳下達，就軍國大使官員的任免提出建議，并且負責起草，宣布诏令，強化決策機構的職能。

中書省的長官為中書令，中書侍郎，門下省負責審議中書省的決策與诏令，對于不當之處提出意見，并且有封駁奏還的權利。長官是侍中，侍郎。尚書省是最高的行政衙門，負責正面的貫徹落實，長官是尚書令，左右仆射，尚書左右丞。唐代的大詩人王維就擔任過尚書右丞，史稱王右丞。尚書省直接處置人财物，最容易切權擴張，尚書令的實權僅次于皇帝。所以一般不輕易授予他人，由尚書左右仆射同時負責政務。

早在隋朝的時候，尚書令就很少實授，左右仆射就是事實上的尚書省長官。新唐書，百官制概括三省制是中書取旨，門下封駁，尚書奉而行之。唐朝最高決策的流程就變為了皇帝與宰相們商議大事，交給中書省提出一個草案，經過門下省審核同意以後，再以皇帝的名義發布，由尚書省來執行。因此，開頭的故事當中，劉祎之說不經鳳閣鸾台，何名為敕？擺在白紙黑字上面呢，它是沒有辦法反駁的。我們從這句話當中啊，可以看到鮮明的分權制衡。

三省輔助皇帝共同決策，下達诏令，另一方面呢，決策和行政權都分散了，再也難以出現，全程不可能出現大權獨攬，陰謀篡位的宰相了。皇帝的權利表面上看依然受到三省的限制，但比之前啊，皇權和相權一對一的對峙已經是好了很多，皇權得到了相當程度的上漲，劉祎之在與武則天的對抗當中啊，就一敗塗地，被迫自盡。劉祎之死後不久，還有一件事情可以表明在三省六部制下面皇權的狀況。

唐中宗時期，韋皇後家族及安樂公主，上官婕妤等人大肆收受賄賂，賣官鬻爵，不管是販夫走卒還是奴婢傭人，隻要他們能夠行賄30萬錢，就能夠甩開正常的朝廷人事制度，直接得到唐中宗親筆敕書任命的官職。唐中宗雖然順從妻女的意思，但畢竟對這種非正常的人事任命心裡沒底，他把這些敕書都斜封，而且上面所書的敕字是用墨筆書寫，與中書省黃紙朱筆正分的敕命明顯不同。最後從側門交付給中書省辦理。中書省拿到後，因為任命不是經過中書省門下省，而是由皇帝直接發布的，他們呢也不過問，還是機械地将這些文件向有關部門傳達而已。

當時朝野對這些走後門非正式默任的官員很看不起，稱呼他們是斜封官。當然也有官員在執行過程當中阻止這些任命，比如吏部員外郎李朝隐就前後阻止了1400多名斜封官的任命，由此可見啊，這批人數量之多，由于人事制度政出多門，官員任命太爛，導緻啊朝廷的各個衙門官員總量大增，辦公室都坐不下人了，輿論諷刺為三無坐處。從這個例子可以看出，唐中宗在妻女的蒙蔽下可以強硬地為所欲為，但是在制度面前還是心虛，不敢光明正大地為所欲為。

那麼在三省六部制下面，宰相的變遷還存在什麼樣有趣的過程呢？三省六部隻是集體宰相制，三省長官和尚書左右仆也都是宰相。在實踐當中，個别資曆深，個性強，守望高的三省長官就有可能成為這個群體的領袖，成為威脅皇權的新的權項。那麼，曆代皇帝對此是如何加以防範的呢？

出于工作效率的考慮，中書省和門下省的長官通常是合署辦公。一開始呢，雙方聚會的地點是門下省的政事堂。唐高宗永淳年間，裴炎從侍中遷任中書令，将政事堂案也遷往了中書省。後期呢，尚書省的長官也參與到政事堂議事。三個省的長官啊，先在政事堂議定的事情，然後再奏文請旨。從此，政事堂就成為了宰相們議事和辦公的場所。貞觀八年，尚書右仆射李靖因病請辭，唐太宗沒有答應，要求他帶病三兩日一至中書門下平章事。平章事本意是處理章奏授予官員宰相的權利，後來呢，逐漸演變成了官名。

永淳元年，唐高宗命令門下侍郎郭待舉，兵部侍郎岑長倩同中書門下平章事，也就是說，職務同中書令，侍中，有權進入政事堂議事。此後，凡是帶有同中書門下三品銜的都是事實的宰相。這兩個頭銜都将中書門下合稱，這是因為中書門下日益混為一體。貞觀元年，大臣杜淹以吏部尚書之職參與朝政，也就是進入政事堂議事。此後其他人參知政事，參議得失，參知機務等等名目日漸增多，都有權入政事堂議事。

綜上所述，不論是平章事，同中書門下，還是參與政事，都不是三省的正式長官，甚至不在三省辦公。但是呢，是行使宰相的實權。皇帝可以輕易将衆議的官員捧上宰相的高位，又可以将不再信任的臨時宰相們打回原形，繼續擔任他們原來的本職，這就極大地稀釋了正式宰相的權勢，而且給皇帝随意增減宰相大開方便之門。此例一開，皇帝自認為找到了防控相權的妙方，放開使用資曆較輕或者不符合慣例的官員，同中書門下三品，參與政事，幹宰相的事兒卻不給宰相的崇高待遇。這樣呢，即便于控制新人，又可以削弱舊人。

逐漸的中書令，侍中，尚書令以及左右仆射這些正式宰相，就變成了高高在上的虛銜，實際主持的宰相則成為了臨時的差事。進入宋代以後，中書省與門下省正式合并為中書門下，掌握行政大權，長官為平章事，政事堂依然保留與掌管軍事大權的樞密院，合稱政府。

宋朝官制以冗雜重疊組成，除了樞密院掌握軍事外，又有三司使掌握财政，宰相的軍權，财權都遭到了剝奪，三省制已然是名存實亡。元朝則廢除了門下尚書兩個省，以中書省主管行政，地方行政得以中書省外派的行中書省即行省來負責。明太祖朱元璋則進一步強化軍權，廢除宰相，罷中書省，權分六部。這次六部制最終取代了三省六部制。

三省六部制可算是隋朝，唐朝，宋朝三個朝代的中央官制。他奠定了隋唐之後朝廷的治理體系，蘊含在其中的分權制衡的思想也閃耀着政治智慧的光芒。但是，三省六部是古代專制皇權強化的重要一環，他的制衡是朝臣内部的制衡，并非是對皇帝的制衡。中書省是三省的核心，掌管決策。貞觀18年，岑文本被任命為中書令，位列宰相的核心。他不喜反憂，母親就奇怪地問他為什麼？岑文本回答非君非舊，過度承受寵榮責重位高所以憂懼。親朋好友前來慶賀，岑文本卻說今受吊不受賀。這是因為啊，岑文本并非房玄齡，杜如晦那樣是唐太宗李世民的舊部，甚至都不屬于唐朝的開國陣營。

相反是投降唐朝的割據勢力的舊臣。李世民任命岑文本為中書令，不是看重他的決策能力，而是岑文本是聞名于世的文人，寫得一手好文章，同時做人老實，工作認真，皇帝需要的就是這樣的中書令，而不是思想活躍，獨立思考的決策者。三省六部制說到這裡就要結束了，歡迎大家收看下一集的内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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