陶淵明與王維隐逸思想比較?作者：曹旭《說詩蒣語》在為唐代山水田園詩人“尋根”時說：唐人祖述者，王右丞有其清腴，孟山人有其閑遠，儲太祝有其樸實，韋左司有其沖和，柳儀曹有其峻潔，皆學焉而得其性之所近這裡說的是，五位寫山水田園詩的唐代詩人各得陶詩的好處其中，第一個就說了王維王維得到陶淵明的“清腴”，“清腴”是清新美麗的意思，下面我們就來說一說關于陶淵明與王維隐逸思想比較?我們一起去了解并探讨一下這個問題吧!

陶淵明與王維隐逸思想比較

作者：曹旭

《說詩蒣語》在為唐代山水田園詩人“尋根”時說：唐人祖述者，王右丞有其清腴，孟山人有其閑遠，儲太祝有其樸實，韋左司有其沖和，柳儀曹有其峻潔，皆學焉而得其性之所近。這裡說的是，五位寫山水田園詩的唐代詩人各得陶詩的好處。其中，第一個就說了王維。王維得到陶淵明的“清腴”，“清腴”是清新美麗的意思

王維和陶淵明，一個活在晉宋，一個生在唐代，其間隔了300多年。他們之間有怎樣的關系？有人說，王維是陶淵明在唐代的學生。具體情況果真如此嗎？

“一段淵深樸茂不可到處”

王維，字摩诘，河東蒲州（今山西運城）人，自幼聰穎，飽讀詩書，9歲便能作詩寫文章，17歲寫出《九月九日憶山東兄弟》：獨在異鄉為異客，每逢佳節倍思親。遙知兄弟登高處，遍插茱萸少一人。

王維工草書、隸書，擅長繪畫，熟谙絲竹音律，可謂多才多藝。同時，他參禅悟理、精通佛學，有“詩佛”的美稱，是盛唐詩壇上極負盛名的山水田園派代表詩人。

王維現存詩約400首，主要是描繪山水田園、歌詠隐居生活，并有意識地把詩歌、繪畫、音樂等進行溝通。文學史家大多認為，王維是學習陶淵明的田園詩、謝靈運的山水詩後才成就了自己。

《說詩晬語》在為唐代山水田園詩人“尋根”時說：陶詩胸次浩然，其有一段淵深樸茂不可到處。唐人祖述者，王右丞有其清腴，孟山人有其閑遠，儲太祝有其樸實，韋左司有其沖和，柳儀曹有其峻潔，皆學焉而得其性之所近。

這裡說的是，五位寫山水田園詩的唐代詩人各得陶詩的好處。其中，第一個就說了王維。王維得到陶淵明的“清腴”，“清腴”是清新美麗的意思。

王維的《辋川閑居贈裴秀才迪》可以為此論作證：寒山轉蒼翠，秋水日潺湲。倚杖柴門外，臨風聽暮蟬。渡頭餘落日，墟裡上孤煙。複值接輿醉，狂歌五柳前。

此文品高氣逸、無假胭脂，與“采菊東籬下，悠然見南山”正同一格，蓋關乎性情，獨為千古。其中的“接輿”是春秋時代楚國著名的隐士，時人稱為楚狂。“五柳”源自陶淵明的《五柳先生傳》：“先生不知何許人也，亦不詳其姓氏。宅邊有五柳樹，因以為号焉。”在古代，“五柳”被認為是陶淵明的代稱。

詩中，王維以接輿比裴迪、以陶淵明來自況，明白無誤地說自己是像陶淵明一樣的隐居者，而且在思想、行為和詩歌意境上，都有向陶淵明學習的意思。

一個“富隐”，一個“窮隐”

同樣是隐者，王維卻是少年得志，中了狀元後官也做得好好的，隻是因為署中伶人舞黃獅子犯禁，被谪為濟州司法參軍。受到一些挫折，王維就想到了隐居，但并不完全死心，後來曆官右拾遺、監察禦史、河西節度使判官。天寶年間，拜吏部郎中、給事中；安史之亂後，授太子中允；乾元年間，任尚書右丞，故世稱“王右丞”。

相較之下，陶淵明當的都是參軍、縣令等小官，不是當人家的幕僚，就是在地方上就職。王維一生最小的官是參軍，陶淵明一生最大的官也是參軍。

做着官的王維隐居在長安南藍田山麓的辋川别墅，那是初唐詩人宋之問的别墅，裡面有山有谷、有湖有溪。《舊唐書》記載，王維晚年長齋，不衣文彩，與道友浮舟往來，彈琴賦詩，嘯詠終日。陶淵明則是隐居在自己的家鄉，還搬過兩次家，一次搬到“頗多素心人”的南村。

王維很長時間是“半官半隐”，是“帶薪隐居”，是沒怎麼過苦日子的，也過不了苦日子的。陶淵明的常态是隐居，做官也是因為“親老家貧”“母老子幼”。為了養家糊口不得不去當小官，掙一點生活費；一旦形勢險惡，立馬就回歸田園。

王維回歸山林主要是潛心修佛、修身養性，這與在貧困線上掙紮的陶淵明顯然不是同一種人。如果說王維是“貴族詩人”“精英詩人”，那陶淵明就是“鄉村詩人”“草根詩人”。

同樣是隐居，他們之間不僅有“貧隐”“富隐”的差别，而且隐居的原因、背景、思想，包括兩個人的性格、生活習慣、愛好和關注點都是不同的。

譬如外出疲乏了，要坐下休息，有潔癖的王維一定要坐在清泉洗過的白石上；而陶淵明可以在林邊或田埂上坐坐，因為他熱愛自己家鄉有溫度的泥土。

比起王維有裴秀才等朋友，陶淵明在南村的“素心人”朋友則更多。《移居》詩雲：“鄰曲時時來，抗言談在昔。奇文共欣賞，疑義相與析。春秋多佳日，登高賦新詩。過門更相呼，有酒斟酌之。農務各自歸，閑暇辄相思。相思則披衣，言笑無厭時。”沒有什麼比這種詩文上互相欣賞、疑難時一起分析更好的朋友了。

此外，陶淵明還有真正的農民朋友。他們“時複墟曲中，披草共來往。相見無雜言，但道桑麻長”，這是很不容易的。

一個“忍”，一個“不忍”

在對待壓迫他們的政治強人、軍事強人的态度上，王維和陶淵明也不是一類人，主要區别是一個“忍”、一個“不忍”。

在《與魏居士書》中，王維說“一慚之不忍”，而“終身之慚”。同時，他還批評陶淵明對督郵“不忍”，是忘大守小。

安史之亂爆發後，唐玄宗帶着楊貴妃倉皇逃往四川，王維和朝廷其他官員在睡夢中來不及逃走被俘。王維不肯屈從，曾吃藥取痢，假稱患病，但依然瞞不過安祿山的耳目。因為王維詩名很大，安祿山将他囚禁于洛陽菩提寺，并展開威逼利誘。

因為王維有“忍”的思想，所以當了安祿山的“給事中”。雖然是“被迫”的，但客觀上仍然成為安祿山的“僞官”，被秋後算賬的唐肅宗當作叛國的典型。

不過，淪陷期間，安祿山在凝碧池逼使梨園弟子為他奏樂。其中一位樂人因思念玄宗而流淚，被安祿山下令肢解于試馬殿。在場目睹的王維寫下《凝碧池》詩：萬戶傷心生野煙，百官何日更朝天。秋槐葉落空宮裡，凝碧池頭奏管弦。

這首詩又名《菩提寺私成口号》，因為是暗中當場寫的，所以稱為“口号”，抒發了作者思念朝廷的感情。唐肅宗讀到過此詩，加之弟弟請求免除自己的官職來為兄長贖罪，使王維最終得到從寬處理。

王維的“忍”和陶淵明的“不忍”，都讓他們有了更多創作的時間和空間，從而成就了兩位頂級的大詩人。但現在如果要我們選擇做王維，還是做陶淵明？我想，大多數人會選擇王維吧？因為陶淵明太難做了。

同樣難做的，還有屈原和杜甫。所以朱光潛說：陶淵明在中國詩人中享有崇高的地位。可以和他比拟的，前隻有屈原，後隻有杜甫。

一個乘畫舫，一個劃小舟

再來看五言詩的創作，陶淵明那個年代，五言誕生不久，五言詩的寫法像陶淵明一樣并不富裕。許多平仄、對仗、語言技巧都是陶淵明之後，才由齊梁詩人集體創造出來的。

到了王維所處的時代，五言詩已經非常成熟了。還有許多前人的精美意象、巧思可供借鑒，寫起來自然不同。兩者相較，好似一個劃的是小舟，一個乘的是畫舫。

當然，詩人的創造性、理想和感情有時會突破形式。因為詩人不隻是在寫詩，而是在寫自己。一個人的精神、人格、天賦和藝術技巧，會決定詩歌的高度。

陶詩的風格特點，其實不是我們所誤解的“平淡”，而是淵深樸茂、清腴閑遠、清新醇厚，是低調的奢華。尤其是那些表達知識分子、讀書人精神定力的詩篇，其人格力量、藝術力量像長虹一樣高懸在中國詩學的天際。

普通人也許可以把詩寫成音樂、寫成圖畫、寫成精美的珠玑，但很難把詩裡的樹木、飛鳥、桑麻都寫成有溫度的自己。陶淵明的“衆鳥欣有托，吾亦愛吾廬”“山氣日夕佳，飛鳥相與還”“桑麻日已長，我土日已廣”，卻是今天仍然活着的、具有人性的象征。

那麼，王維與陶淵明究竟誰的詩更好？宋代有一個“超級裁判”——蘇轼。

蘇轼說：“吾于詩人無所甚好，獨好淵明之詩。淵明作詩不多，然其詩質而實绮，癯而實腴，自曹、劉、鮑、謝、李、杜諸人，皆莫及也。”這裡的“曹”，應該是指曹植；“劉”，應該是指劉桢；“鮑”，應該是指鮑照；“謝”，應該是指謝靈運。到了唐代，“李”是指李白，“杜”是指杜甫。

值得注意的是，李、杜之外，蘇轼隻說“諸人”。“皆莫及也”的唐人名單裡，沒有提到王維。這是無意的，還是有意的呢？我認為是有意的，因為蘇轼對王維同樣熱愛。

蘇轼對王維的詩是這樣稱贊的：味摩诘之詩，詩中有畫；觀摩诘之畫，畫中有詩。這是兩種不同藝術審美融合的愉悅效果。由此可知，蘇轼對陶淵明和王維是同時欣賞的。蘇轼說王維“前身陶彭澤，後身韋蘇州”，更可證明這一點。

學習時“抱有警惕的同情”

最後再回過頭來看看他們的作品——

陶淵明寫《桃花源記》，最後說再也找不到洞口，讓最美的社會定格在理想的層面上。

王維也寫過《桃源行》，從開頭“漁舟逐水愛山春，兩岸桃花夾古津。坐看紅樹不知遠，行盡青溪不見人”，到最後“當時隻記入山深，青溪幾度到雲林。春來遍是桃花水，不辨仙源何處尋”，新奇、寄托、象征和巨大的創造力都沒有了，隻能算是一首非常優秀的練筆詩。

陶淵明寫桃花源，是因為現實不是桃花源。農民難當，土地難種，遇到災年、荒年，不免挨餓。這使向陶淵明學習的王維抱有警惕的同情。

王維有一首《偶然作》，對陶淵明進行過一番調侃。大意是說，追求個人精神自由和人格獨立的時候，一定要有物質基礎作保障。同時，你不是一個人孤獨地活着，還有妻兒父母，還有肩上的責任。

這些話說錯了嗎？沒有錯。但這個問題不是簡單的對與錯。唐宋時期，很多人對陶淵明都有從不理解到慢慢理解的過程。許多詩人都在“拒斥”中有條件地接受了陶淵明。

北宋哲學家周敦頤在《愛蓮說》裡說，唐代的一些人喜歡“富貴”的牡丹，不喜歡陶淵明“淡淡”的菊花，可能就是指類似思想觀念的不同。

除了這首詩，王維還有一篇能證明這種分歧的書信。這封信是寫給魏征後人魏居士的，勸其不要隐居。

信中直言，陶淵明棄官而去的做法太過輕率，而且迂腐，并堅持以為陶淵明應該委曲求全，要“與世沉浮”。這樣，就可以“安食公田數頃”，不會窮到要乞食的地步。

其實，陶淵明喜歡用幽默的口吻寫自己的窮困，《乞食》中一開始就為自己畫了一幅漫畫：饑來驅我去，不知竟何之。行行至斯裡，叩門拙言辭。

用“黑色幽默”開篇，再接主人的幽默：主人解餘意，遺贈豈虛來？主人不說借而說贈，還說“我怎麼能讓你白跑一趟呢”。然後，便是“談諧終日夕，觞至辄傾杯。情欣新知歡，言詠遂賦詩”。一個諧字、歡字，定一篇基調，并沒有像王維說得那麼可憐。

在文學史上，自從陶淵明“乞食”之後，後世很多士大夫似乎就不再以“乞”為恥。

大書法家顔真卿與王維是同時代人，官也做得不小。但安史之亂以後，他就向名将李光弼（太保）“乞米”，其《乞米帖》雲：“拙于生事，舉家食粥，來已數月。今又磬竭，隻益憂煎，辄恃深情，故令投告。惠及少米，實濟艱辛，仍恕幹煩也，真卿狀。”

（作者為上海文史館館員、上海文史館詩詞研究社社長）

來源： 解放日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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