清宣統二年，在長沙米荒中，發生的悲慘一幕

每一起後來被曆史學家認定為重大的事件，幾乎都是由小人物揭幕的。推翻暴秦的陳勝、吳廣起義是如此；造成大唐走向最後衰亡的黃巢造反是如此；埋葬大明三百年江山的李自成起事亦是如此。

時至今日，雖然被曆史學家認定為重大曆史事件的長沙搶米風潮，己經過去一百多年了，但是，事件的肇始原因和發展過程，仍然有着深刻的警示作用。

公元1910年4月11日，長沙南門外以挑河水為生的黃貴荪的妻子，持丈夫前一日賣水所得的八十文錢去米店買米。當米店的夥計告之米價己經漲到八十五文錢一升時，絕望的黃妻跳進了老龍潭。黃貴荪晚上回家，悲不自勝，抱着兩個年幼的孩子也投水自盡了。這是清宣統二年（即三歲的愛新覺羅.溥儀登基的第二年），在長沙米荒中發生的悲慘一幕。

宣統二年，湖南水災不斷，糧食緊缺，糧商囤積居奇，米價不斷上漲，己讓人們的心理承受壓力達到了極限。正是黃貴荪一家的慘劇，給了生活在驚惶與憤懑中的人們一個渲洩的機會。在一個名叫劉永福的木匠的帶領下，憤怒的人們将米店砸得一片狼藉。随後出場的是官方。在衆怒面前，長沙知縣答應第二天上午由官府主導，售賣平價米。人群漸漸散去，一件看似平常的治安事件，似乎就要落幕了。但是，就在知縣和負責地方治安的巡警道去見巡撫，請示相關機宜時，事情發生了逆轉。這位公子哥兒出身的湖南最高長官嚴厲地訓斥了兩位地方長官，“何不早辦？”挨了一悶棍的巡警道立即雷厲風行，将首要分子劉永福逮捕歸案。

等待平粜的饑民們，等來的不是平價米，而是等來了劉永福被捕的消息，這讓人們感到是被官府欺騙和玩弄了，由是，快要熄滅的怒火又被重新點燃了起來。如潮的人流包圍了巡撫衙門，“放出劉永福！”“撫台給我飯吃！”的口号此起彼伏，響徹整個長沙城。

4月14日，驚魂初定的巡撫召集官員和著名鄉紳開會，商讨對策。會議還沒有結束，聚集的人群中的多名人員就沖進了大堂，巡撫下令開槍，當場打死二十多人。人群被震驚、被震怒了，暴力驟然開始升級。一個工匠提着一桶早己準備好的煤油，縱步飛身上房，踩在撫衙屋頂上，澆下煤油，火被點着了。隻見風助火勢、火借風威，巡撫衙門頓時成了一片火海。

如同所有群體事件一樣，長沙搶米風潮的起因其實非常單純，就是老百姓不堪米珠薪貴。這股被專制統治壓制着的不滿現狀的怒火，正是由黃貴荪一家的悲劇這粒火星，在沒有得到官方正确安撫的情況下，被點燃了。這也給各種社會力量的活躍提供了良機，從而造成火焰四散奔蹿，火勢愈燒愈烈，終于燒成了沖天大火。而在這場越燒越旺的大火中，本來處于搶米風潮中心的饑民，也就是點燃火星的人，後來逐漸退居到次要位置，占據舞台中心的，逐漸演變成了這樣一些人：一心要推翻滿清政府的會黨成員；對湖南出現的西方符号始終憤懑不平的人，包括這次風潮中的很多木匠。這些傳統的匠人，無力承建新式洋樓，生計日艱，前路迷茫，正是這場大火，讓他們找到了渲洩的渠道。由是，教堂、教民、洋商，甚至新式學堂都成為被攻擊的對象，多所機構被焚燒和搗毀。

盡管不少平民與長沙搶米風潮沒有直接利益關系，但由于對未來的預期有一種強烈的不安定感，在一種從衆心理的驅策下，人數衆多的普通平民也加入了渲洩不滿的大軍。

長沙搶米風潮參與者的多樣化，顯示了清末社會的一個顯著特點：誰都對現狀不滿。自列強強行打開國門以後，外憂内患頻仍，清王朝左支右绌，疲于應付，處于風雨飄搖之中，其權威迅速動搖。但是，任何一種統治都存在一種慣性的支撐力量，清王朝也是如此。所以，清廷面對一場又一場危機，似乎又總能化險為夷。而到了清末，各種結構性矛盾進一步凸顯，加上慈禧與光緒的去世，又加劇了社會的離心傾向。從這個角度來認識，長沙搶米風潮隻是滿清王朝統治徹底崩盤的一次預演。就在搶米風潮發生後僅一年，武昌起義幾乎也是以一種極其偶然的方式爆發了，最後卻以連起義的策劃、領導者都預想不到的結果，埋葬了滿清王朝。

作為搶米風潮的善後處理，湖南巡撫、布政使等地方高官均被革職。然而，在責任的劃定上，官方與民間卻出現了嚴重的分歧。節制湖南湖北的湖廣總督将責任歸咎于湖南的民風和鄉紳的勢力，特别提到兩位鄉紳代表：王先謙和葉德輝。說王先謙最初阻撓官府“義粜”，後又公開發電報要求撤換巡撫，“殊屬不識大體”；說葉德輝“積谷萬餘石，不肯減價出售，實屬為富不仁。”清廷據此對王、葉進行了懲處。而鄉紳和私資媒體卻異口同聲認定，官員辦理不善是“肇亂之源”。湖南省咨議局（即清王朝為立憲做準備而成立的民意機構）議長也公開聲明：“湘亂由官釀成。”這樣一些史料提醒人們，對官方說辭必須抱以審慎的态度。

長沙搶米風潮這一重大曆史事件發生的原因與發展的過程，都提出了一個警示：那就是，别讓社會矛盾積累太多，别讓普羅大衆的最基本要求沒有伸張的渠道。否則，任何偶然點燃的火星，都有可能引發燒毀整座摩天大廈的沖天大火。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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