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些民辦普惠幼兒園向公辦幼兒園看齊，對待入園孩子和他們的家庭提高了入園門檻，出生證明、房産證、戶口本、父母雙方的工作證明等都成了必備的入園條件。

《财經》記者 相惠蓮 | 文 朱弢 | 編輯

提及入園難、入園貴，往往指的是公辦幼兒園作為優質資源，一位難求，家長往往要花費大量心力才能為孩子謀求到一個學位；民辦幼兒園一般不用滿足複雜的條件，但收費高昂，願者上鈎。

去年末、今年初的民辦幼兒園普惠化進程旨在緩解“入園難、入園貴”，但對一些群體而言，卻釀就了新的“入園難”。一些民辦普惠幼兒園向公辦幼兒園看齊，對待入園孩子和他們的家庭提高了入園門檻，出生證明、房産證、戶口本、父母雙方的工作證明等都成了必備的入園條件。

‍悄然提高的入園門檻

民辦幼兒園普惠化意外地使一家三代租住在北京大興區高米店一帶的林翼（化名）感到苦惱。林翼的孩子将滿3歲，他原本計劃直接送孩子上小區裡的一所民辦幼兒園，去年咨詢時每月的學費是1700元，今年因轉為普惠園降至1000元，但入學門檻大大提高：想入學的孩子需要有本區戶口，以及家庭需要擁有附近的房産，無房無戶者，入園的概率極低。

林翼一家的戶口都在西城區一間面積較小的平房内，全家租住在大興區的大房子裡，最終他們隻能和這家普惠園說再見。

這并不是一家普惠園的舉動。林翼加入一些家長群後，發現來自其他區縣的家長也在為這一波新的“入園難”而煩惱。許多普惠性民辦幼兒園都開列了入學的優先順序，父母擁有臨近小區的房産、孩子擁有片區内戶口的，自然排在最前。在過去，這是公辦園的普遍做法。

《财經》記者注意到，在北京的天通苑地區，有近十家幼兒園剛轉為普惠性幼兒園，部分幼兒園在4月公布了新學年的招生簡章。其中一家幼兒園在2018年11月轉為普惠，打算招收小班幼兒75名，在招生順序中列舉了八種情況，均要求幼兒的父母或（外）祖父母擁有天通苑東三區或東一區的房産。幼兒戶口是非京籍的、父母有工作居住證的被排在末位，并稱“根據學位情況，依照就近的原則進行招生”。

另一個招收150名小班幼兒的幼兒園則将條件開得相對寬松：父母有房産、孩子非京籍的被排在第三順位；家庭租房居住、孩子有北京戶口的排在末尾的第七順位。該幼兒園還稱，将根據家長提交的材料，将在5月10日前緻電排位前150名的幼兒家長，未接到電話需要另覓他途。

在房産之外，戶口也是一個重要的因素。一家海澱區民辦幼兒園的工作人員告訴《财經》記者，孩子入園需要有海澱區戶口，至少也需要是北京戶口，本小區的業主子女有優先權，附近其他小區則要往後排，最好在孩子2歲時就過來報名。“改成普惠園後和公立園的性質差不多”。

這所幼兒園所在的小區3月參考均價超過每平方米12萬元， 在一家中介網站上，在售房源的報價均超過1100萬元。這所幼兒園原本一個月收費9000多元，普惠後變成了1200元，增加了班額，取消了外教課。

如意算盤落空，林翼專程跑了一趟家附近的各家幼兒園。在這一帶，原本4-5個小區共享一所公立園，約每兩個小區共享一所民辦園，現在各類檔次的私立園都變成了普惠園。直到離家直線距離超過3公裡的西紅門地區，他才找到了3家未改變身份的民辦園。一家今年下半年才開園，另一家十分“高端”，每月收費近萬元，剩下一家算是中檔。幼兒園附近小區不少，居民區衆多，林翼打算過不久就帶着孩子去報名。

這所林翼眼中“性價比”頗高的民辦幼兒園憑着“稀有品”身份，收費也水漲船高，從原本的每月3000元漲到了4500元，在正式入學之前，家長們還被要求帶着孩子參加1個月的親子班，這需要他們額外再花上千元。

供需矛盾如何緩解？

林翼向朋友打聽，發現他遇到的問題在大興區和石景山區比較明顯。“主要是幼兒園少鬧的，我通州的朋友說，他們那兒幼兒園特别多，普惠上不了就上私立。”

根據北京市教委的數據，2018年，北京全市共擁有1657所幼兒園，在東城、西城、朝陽、豐台、海澱、房山、通州、順義、昌平、大興十個行政區中，東城、西城、石景山、大興區的幼兒園數量低于100所。朝陽、海澱各擁有270、177所幼兒園，而石景山和大興則僅有47和94所。

同時，一些小區配套民辦園提供的學位本身就很有限。大興一家普惠園的工作人員告訴《财經》記者，想要入園，幼兒父母擁有幼兒園所在小區的房産幾乎是最基本的條件。盡管轉為普惠園後，幼兒園會增加一定學位，但她依然認為周邊小區的業主子女沒有入園的希望。“這麼說吧，幼兒園過去三年都沒有招收過本小區業主子女外的孩子。”小區的一名業主更直接地說，要想入園，即使有該小區的房産證也需要早早報名，甚至是托關系。

林翼将自己的經曆發上網絡論壇，引發了數頁讨論。有家長認為，普惠幼兒園之所以收費低廉，是因為差價将由幼兒園所在地的有房産、戶口的居民來納稅補貼，外來戶沒有納稅就吃補貼并不合适。也有家長反駁，有房有戶不代表有工作，也不代表納稅，“把房子租出去的也沒幾個納稅”。幾頁筆仗後，雙方并沒有達成共識。

21世紀教育研究院理事張守禮告訴《财經》記者，這可能是教育部門将學前教育的管理向義務教育管理靠攏，所帶來的第一個問題，可以預見短期内矛盾會在大城市凸顯。北京在戶籍層面設置的規則本來就是最多的，這兩年還面臨着城市定位的變化。各地設置幼兒園的入學門檻後，一方面會阻礙一部分家庭的選擇權，一方面既然劃定了，在片區内政府應該承擔更多的責任，隻要家庭滿足了一些基本條件，政府就必須安排幼兒園的學位。

北京師範大學教育學部教授曾曉東則認為，中央政府在制定政策時需要進行更多的調研。在深圳、杭州、重慶等地，非戶籍人口的占比很高，要解決戶籍人口和非戶籍人口之間的矛盾，會有一定的難度。“不同的城市人口格局不一樣，落戶門檻不一樣，财政能力不一樣，管理思路不一樣，應該盡快放下對幼兒園所有制的讨論，轉向對這些細節問題的研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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