薛元明
年年清明,今又清明。
緬懷先人,慎終追遠,既是一種精神寄托,也是一種傳統儀式。在古代書畫中,墓志見證了逝者的世界,手劄則涵蓋了生者的世界,前者名篇有《張九齡墓志》《王之渙墓志》等,後者則有王羲之《喪亂帖》《先墓帖》,顔真卿《祭伯稿》等。說到繪畫,宋代張擇端《清明上河圖》之外,也有不少名作,而吳昌碩悼元配章夫人則有“明月前身”印,人老情多,令人唏噓。
《澎湃新聞·古代藝術》的系列文章“書畫印中的二十四節氣”本期呈現的是詩書畫印裡的清明。
清明雖屬二十四節氣之一,影響卻大不一樣。中國傳統節日大多具有祭祀性質。先人與前人生死相隔,濃濃淡淡的思念之情不時會泛起。世人推重孝道,因為人不能忘本。緬懷先人,慎終追遠,既是一種精神寄托,也是一種傳統儀式。
商 祭祀塗朱牛骨刻辭甲骨文
祭祀是人們對祖先、神明等崇拜對象所行的禮,千百年來在民間相沿成俗。商周時代的祭祀塗朱牛骨刻辭甲骨文,見證了這一習俗的漫長曆史。此甲骨共一百六十餘字,筆畫瘦硬勁直,字形工整端嚴,大小錯落,各呈其态,富有變化。正面内容有四條:第一條記載商王武丁賓祭仲丁;第二條記狩獵時子□堕車;第三條記子□死;第四條是子寅用羌人十,舉行宜祭。這片刻辭保存完整,對研究商代社會曆史和天文氣象價值甚高。筆畫瘦硬勁直,字形大小錯落,各呈其态,工穩端嚴中見生動有緻,為甲骨文書法中的代表作。
“悼亡”是清明最重要的主題。
西晉 潘嶽《悼亡》二首
西晉潘嶽有《悼亡妻》二首,其中寫道:“荏苒冬春謝,寒暑忽流易。之子歸窮泉,重壤永幽隔。私懷誰克從?淹留亦何益?僶俛恭朝命,回心反初役。望廬思其人,入室想所曆。帏屏無仿佛,翰墨有餘迹。”大意是,“時光流逝,冬去春來,你去了碧落黃泉,層層的土壤将我們永遠隔絕了。”字迹古雅清秀,類如寫經體,十分難得。說起潘嶽,很多人可能對這個名字可能不太熟悉,但說到“潘安”——基本上耳熟能詳,“貌若潘安”說的就是他,有名的“美男子”,史料記載“嶽美姿儀,少時出門,常為婦人投果滿車而歸”。
東晉 王羲之《先墓帖》
西晉維持了短暫的統一。到了東晉,偏安江南,與北方的“五胡十六國”對峙,戰亂頻繁。“書聖”王羲之《喪亂帖》令人印象深刻的一句:“喪亂之極,先墓再離荼毒,追惟酷甚,号慕摧絕,痛貫心肝,痛當奈何奈何!”當王羲之得知先人之墓被一毀再毀,自己卻不能前往整修,徒感悲傷。王羲之另有《先墓帖》刻本傳世:“舊京先墓毀動,奉諱号恸,五内若割,痛當奈何?”晉人手劄,往往三言兩語,回味隽永。古人因為紙張彌足珍貴,所以沒有鋪陳,直奔主題。在當時乃最平常不過的便條而已,現在看來,則是需要仰視的經典。
南北朝時佛教興起,造像成為潮流,見證了佛教與中國文化融合。佛教一方面與儒家思想混雜合流構成“儒釋”,另一方面與老莊思想交叉構成“佛道”,存在一個相互結合教化的過程,在思想文化史上産生了重要作用。北朝石刻從形式上來看,直接刻鑿于山崖石壁謂之摩崖,撰文刻石埋入墓穴謂之墓志,刻石記事謂之碑碣,造像附題的銘文謂之造像。摩崖、墓志、碑碣不獨北魏時期存在,唯獨造像于北魏之際的數量和成就居于巅峰。造像包含兩層要素:一是書法,文字的藝術魅力;二是發願文内容,個人直接的精神寄托。
北魏 《魏靈藏造像》
《魏靈藏造像》是龍門造像中的精品。額左題“薛法紹”,右題“魏靈藏”。此造像多用别體字,書法風格酷似同窟的《楊大眼造像》,故疑出自同出于一人之手。此刻乃方筆露鋒之典型代表,最顯用筆之妙。起筆都将鋒穎露在畫外,有的角棱若刀,有的細鋒引入,煞有情趣。筆畫或重或輕,重者縱矛橫戈,如虎奔龍吟,輕者如風拂面,蜻蜓點水,皆能順勢合情。
北魏 《韓顯祖造像》
《韓顯祖造像》字形點畫鋒穎外露,峻拔自然,風格稚拙天真。佛像為文字所包圍,整個造像頗為精美。公元534年,北魏分裂成東魏和西魏。國家分裂,必然導緻社會生活各方面的振蕩和變化。然而,從此造像看不到草率和紛亂,一片甯靜祥和的氣象。這應該得益于宗教的安撫。
北齊 《捴智靜造像》
《捴智靜造像》立于北齊天保八年(557)。用筆見方,靈活多變,筆畫勁健跳躍,極盡騰挪之姿,為難得一見的陽刻朱文。
中西方都有墓志銘的習俗。不過中國人看得更重,有“蓋棺定論”一說。每個人都會面對一生歸宿的最終審定,生命的過程與價值刊于石刻之上。“墓志銘”成為一種固定的文體,應該始于南朝,被賦予了生命意義乃至哲學意義。若将墓志和手劄比照起來看,墓志見證了逝者的世界,不管生前如何聲譽尊隆,地位顯赫,終歸塵土;手劄則涵蓋了生者的世界,世态人情,噓寒問暖,盡在字裡行間。不同的是,手劄一直延續到近代,每個不同的朝代都有難以計數的精品。墓志書法的巅峰期在魏晉。唐代墓志數量是曆代最多的,目前有一萬多塊,書法成就雖然比不上魏晉,卻見證了“尚法”時代的另一面。值得一提的是,魏晉墓志中即便是元氏皇家墓志,作者多半是無名氏,唐代則有許多名人墓志和名人寫的墓志,值得一讀。
唐 《張九齡墓志》
大詩人張九齡的名句是“海内存知己,天涯若比鄰。”《張九齡墓志》在1960年7月在廣東韶關發掘。筆畫寬厚豐滿,尤其是捺角,與褚遂良楷書很接近,但筆勢相對雜一些,透露出寫經體的意味,字形大小不拘,顯出行草筆意,雅麗豐潤,無刀斫之痕,而有柔逸之氣,是難得一見的楷書精品。
唐 《王之渙墓志》
王之渙乃以少勝多的典範,隻有六首詩見于《全唐詩》,每一首都是脍炙人口,最具代表性的名句是:“欲窮千裡目,更上一層樓。”《王之渙墓志》為靳能所撰,無書丹者署名。1930年出土于河南洛陽。用筆勁健,點畫流利,輕松明快,結體疏朗俊秀,全志神完氣足,近似虞世南《孔子廟唐碑》氣象。
唐 元稹 撰《段氏墓志》
《段氏墓志》立于唐元和四年(809),乃大詩人元稹為妻室韋叢之母所撰,其時任監察禦史。用筆磊落,不守故常,結體大小跌宕,變化跳躍,自然疏朗,因用筆之變而形成極強的動态感,可以看到唐楷的不同側面,非歐顔柳而能涵蓋。
唐 韋應物 書妻《元蘋墓志》
另一位大詩人韋應物曾給妻子元蘋撰并書墓志,字形寬博潇散,端莊儒雅,用筆變化多端,柔中有剛,風格挺拔清利,遒厚中見飄逸,允稱妙手。唐代有很多北魏元氏後裔,值得關注,顔真卿筆下就有《元次山碑》。
唐 顔真卿《祭伯父稿》
言及至此,必然想到顔真卿的千古名篇《祭侄稿》,另一篇《祭伯稿》亦值得一讀。寫完《祭侄稿》一個月後,顔真卿被貶饒州刺史,途經洛陽時為伯父顔元孫打掃墳墓時,寫下了《祭伯稿》,外加上《争座位帖》,合稱“顔書三稿”,是顔真卿行草書的代表作,影響了一代又一代書家。《祭伯稿》和《祭侄稿》相比,用筆技巧和風格相近,頓挫郁勃稍遜。最大的不同是章法處理。經過月餘的冷靜,喪失親人的悲痛已有所緩和,行筆節奏較《祭侄稿》慢,字和字之間相對獨立,連帶關系相對少一些,整篇文稿含蓄而穩重。
清 《納蘭容若墓志》(局部)
唐詩的至尊地位毋庸置疑,但每個時代有各自的特色。記得啟功老先生說過:“唐以前的詩是長出來的,唐人的詩是嚷出來的,宋人的詩是想出來的,宋以後的詩是仿出來的。”比如宋代就有獨具一格的哲理詩,元代湧現出了像元好問、薩都剌這樣的大家,明代代表性的詩人莫過于高啟和唐伯虎等人。清詩總體成就可與唐詩媲美。納蘭性德這位得壽三十歲的一代詞人最有名的句子,“人生若隻如初見,何事秋風悲畫扇。”雖說唐代之後的墓志書法不足觀,然而别忘了,墓志同時兼有史料價值。《納蘭性德墓志》立于清康熙二十四年(1685),由内閣學士徐乾撰文,陳廷敬篆蓋,高士奇書丹。1972年在北京海澱區上莊村出土。志文為行楷書,受蘇轼書風影響很大,自然寬博、不激不勵,起收筆有很多小動作,展現了唯美情調。
在印人手中,有很多關于悼亡體裁的印章,如趙之謙、黃士陵、吳昌碩和鄧爾雅。
清 趙之謙刻 我欲不傷悲不得已
清 趙之謙刻 滄經養年
當趙之謙完成“我欲不傷悲不得已”一印時,已是人到中年。那一年,妻子、女兒在一個月内相繼辭世。知道了這一細節,就會理解這枚小小的閑章所蘊藏的,是濃烈粘稠而無法稀釋的絕望。趙之謙書法主攻魏碑,緻力于碑帖相融,孔武有力的碑刻在他的筆下變得溫婉柔秀,故而被康有為批評為靡靡之風。說到本質,趙之謙有自己的審美标準,他要在前人的基礎上有所創造,與同時代的人拉開距離。趙之謙畢竟是大家手筆,首創用魏碑書刻陽款,“滄經養年”邊款記:“同治三年上元甲子正月十有六日,佛弟子趙之謙為亡妻範敬玉及亡女蕙榛,造像一區。願苦厄悉除,往生淨土者。”與此同時,将漢畫也搬到了印章邊款中,别開生面。
清 黃士陵 刻 去親為客
黃士陵“去親為客”印是少見的單刀,細勁有力,清雅中見古韻,“庚子清明上墓歸,倦極欲睡。适親串自外村來,堅索奏刀,蓋欲觀陵奏刀也,勉作此以饜其所欲。”黃士陵一生漂泊,不時會透露出無盡的鄉情,多見此類印作。
近代 吳昌碩刻 明月前身
吳昌碩“明月前身”側款刻:“元配章夫人夢中示形,刻此作造像觀。”吳昌碩純粹的小篆入印不常見,字态飄逸柔媚,界格運用有錦上添花的作用,文字突破内欄,不為所限,藝高人膽大。頂款有:“己酉春仲客吳,老缶年六十有六。”人老情多,此刻夢中相見,令人唏噓。
近代 鄧爾雅 刻 爾雅悼亡之作
鄧爾雅所刻“爾雅悼亡之作”邊款記:“爾雅為亡妻陳造象一區,願令直生佛國,福佑囝囡。”鄧爾雅主取黃士陵而能自出新意,古雅明淨,有大家風度。
當代 徐悲鴻為《弘一大師畫像》題記
在過去照相技術不發達的情況下,中國人對于先人的紀念,主要借助畫像來寄托哀思。祖輩畫像一律被稱為“容像”。徐悲鴻為《弘一大師畫像》題記,字裡行間呈現出敬重之意:“早歲識陳君師曾,聞知今弘一大師為人,心竊慕之。顧我之所以慕者,正從師今日視若敝屣之書之畫也”,“廣洽法師以紀念弘一大師誕辰,囑為造象,欣然從命,就吾所能竭吾驽鈍于師。不知不覺之中,以答師之惟一因緣,良自慶幸,所愧即此。”徐悲鴻書法實現了碑帖融合,既有刻碑的筋骨,又見帖牍意蘊,剛柔并濟。用筆縱逸蒼勁,力透紙背,有厚重的質感,字形重心下壓,凝重的筆墨增加了拙感,尤其是右側捺畫的着意用力,更添生趣。
北宋 張擇端《清明上河圖》(局部)
清明時節說到繪畫,不得不提的就是張擇端的《清明上河圖》長卷,采用散點透視構圖法,生動記錄了北宋都城東京的城市面貌和當時社會各階層的生活狀況,是北宋城市經濟情況的真實寫照。在五米多長的畫卷裡,共繪制了數量龐大的各色人物,牛、騾、驢等牲畜,車、轎、大小船隻,房屋、橋梁、城樓等各有特色,在中國乃至世界繪畫史上都是獨一無二的。
明 仇英《清明上河圖》(局部)
明代仇英也繪有《清明上河圖》,且流傳版本特别多。仇英所繪參照了張擇端的《清明上河圖》,采用青綠設色方式,描繪明代蘇州的社會生活場景,畫中人物超過兩千,神态各異,栩栩如生。整個畫面用筆工整細膩,細而不繁,工而不闆,色彩鮮豔,典雅清麗,妍而不媚,既是中國古代繪畫史中承前啟後的巨作,也是研究明代中後期社會生活和文化史的有力圖證。
五代 黃居寀《梨花春燕圖》
清明時節,雖說花信是“一候桐花,二候麥花,三候柳花”,然梅李桃杏等花事不斷,各色春花開過了一茬又一茬。這時候,開得最旺的則是梨花。如果到了梨園,必定是一片潔白如雪。雖說梨花初開,從二十四番花信風中來看,是在春分時節,但梨花盛開正值寒食清明前後,所以梨花又叫“寒食之花”、“清明之花”。梨花白而清,恰應對寒食、清明的文化内涵,不由地想起晏殊的《破陣子》:“燕子來時新社,梨花落後清明。池上碧苔三四點,葉底黃鹂一兩聲,日長飛絮輕。”在柳枝如煙,池草尚未成茵之時,一夜春風,吹得梨花盡開,燕子呢喃,仿佛叙述着旅途中的見聞……。此時此景,不由地想到黃居寀的《梨花春燕圖》,可以讓人穿越到一千多年前,大河上下,領略李唐趙宋美麗的春天。《梨花春燕圖》用筆堅實,設色沉着,技法純熟,富有古意。畫幅從下面中間起筆,畫一枝梨花伸向左側中部,将花葉布于左下角。又從此枝中部再發枝,向右上角生長,頂端重布花葉,使其空出中節,即使燕子落于其上。整個畫面構圖奇特,簡潔但不簡單,獨運一番匠心。左側梨花葉下,隐署“居寀”兩個具有隸書筆意的小楷,古勁樸茂,亦是畫院常格。
元 錢選《梨花圖卷》局部
元 錢選《梨花圖卷》落款
在“元四家”以前,錢選就已經與高克恭、趙孟頫齊名,聲望極高。錢選與趙孟頫雖是同鄉,但所選擇的道路卻不相同——獨有錢選“勵志恥作黃金奴,老作畫師頭雪白”,不肯出仕元朝,甘心“不管六朝興廢事,一樽且向畫圖開”。《梨花圖》為錢選折枝花卉作品的代表作,梨花枝葉花蕾,刻畫生動自然,設色淡雅,在筆法上則注重線條表現力,無論花葉的輪廓,還是葉脈均富于表現力。畫後有作者自題詩一首:“寂寞欄幹淚滿枝,洗妝猶帶舊風姿。閉門夜雨空愁思,不似金波欲暗時。”字迹蕭散随意,無意于佳乃佳。
清 蘇六朋 《蘭亭雅集圖》
清明一般在公曆的四月四日或五日,剛剛進入陰曆三月。三月初三是上巳節。言及至此,必然要想到王羲之的“蘭亭雅集”,以及流傳千古的名作《蘭亭序》。清蘇六朋所繪《蘭亭雅集圖》便再現了這一場景。從繪畫創作角度說,“蘭亭雅集”的内容早已固定,像是命題作文,卻屢試不爽,表現對“書聖”追慕之意,對于文人雅集方式的神往,更多會側重“雅”而非“集”。整幅作品構圖嚴謹,筆法細緻,設色古雅。在山林的暈染中,十分注重水的妙用,滋潤透亮,具有典型的江南山水秀美華滋的韻味,色彩明快清爽,淡處不薄、濃處不滞。作品給人的第一印象就是清雅與甯靜。隻見山間樹木蔥茏,曲水流觞,逶迤婉轉,自山石之間緩緩流下,水聲淙淙,使畫中環境顯得更加寂靜安甯。樹木勾寫細膩精到,頗見唐寅、仇英的遺韻。蘇六朋尤以擅畫人物故事著稱。學吳偉、藍瑛及上官周、黃慎等人的畫法,有粗放、工細兩種面貌,均能揮灑自如。論及“嶺南畫派”時,很多人對于“鼻祖”是誰一直衆說紛纭,有一種說法,推及明代畫家林良,也有說是居巢、居廉的,還有一位,那就是“嶺南畫壇二蘇”之一的蘇六朋。蘇六朋的《蘭亭雅集圖》完全是想象中的世界。但是,隻要是對書畫存在特殊情結的人,對“書聖”王羲之有一定好感的人,都相信自己就是這世界當中的一員。蘇六朋是一個有心人,落款時間是“癸醜暮春之初”,時在1853年,與王羲之的“蘭亭雅集”正好相距一千五百年,心有千千結。
當然,清明不僅僅隻有悲傷和懷念、哀悼,也存在溫情的一面,有對于節氣本身的慶祝,對于人和自然關系的一次又一次梳理。清明是春天的節日。倘若遇難得的晴天,不妨呼朋喚友,出去走走,走向春天的懷抱,感受一下大自然的清新明朗,心情就會變得輕松豁達。清明是踏青的節日,“三月三日天氣新,長安水邊多麗人。”詩中洋溢的是浪漫氣息,青年男女相約相聚嬉戲,對于蕩秋千、放風筝、打馬球、插柳植樹等系列民俗活動,皆可一試身手。
清 冷枚《蕩秋千》
讀冷枚《蕩秋千》畫,立馬可以想到《紅樓夢》大觀園中的情景,完全處于一種純粹遊戲的狀态中,色調非常講究,突出人物,雖然看不清容顔,但從衣着和動作來看,極其傳神,極為歡愉。衣服色彩注重對比,淡藍色衣裝對稱呼應,左側上方欄杆染成紅色,分外顯眼,形成宮廷畫特有的意蘊。所畫人物工麗妍雅,筆墨潔淨,色彩韶秀,其畫法兼工帶寫,筆意精細,生動傳神。冷枚位列清宮十大畫家之一,師承焦秉貞,吸收了一些西洋的畫法,比郎世甯更早,諸如寫生畫的透視、遠近、明暗、對比等畫法,工筆中帶有寫意,典麗妍雅,頗得師傳,且能融會貫通,形成獨特的藝術風格。
清 陳枚 繪 梁詩正 題《月曼清遊圖》冊 二月“楊柳蕩千”
《月曼清遊圖》冊頁所描繪的是宮廷嫔妃們一年十二個月的深宮生活,其中有:正月“寒夜探梅”、二月“楊柳蕩千”,……,通過這一幅幅生動的畫面體現了宮廷生活與民間生活的密切關聯。繪畫作者陳枚,主要以明代唐寅、仇英筆下的仕女畫為審美标準,追求秀潤飄逸的情緻,以工細流暢的線條和亮麗鮮活的色彩将嫔妃們描繪成身材修長、體态輕盈、“倚風嬌無力”之貌。每開均配有清代梁詩正的行楷書題詩。此頁有題:“東風二月拂人和,高架秋千紅袖多。五色衣裳耀明錦,彩雲相映掠空過。綠楊紅杏媚春晴,才到花朝洲景成。閑闘身輕踏空舞,天風吹度佩瓊聲。”此圖冊于乾隆三年(1738)繪成後深弘曆帝贊賞,正式欽定命名。詩書畫極為匹配,構成完美和諧的整體。
一如梨花和秋千成為清明的某種文化象征,杜牧《清明》詩無疑可視為“代言”之作。曆代書法家們,不讓一日閑過,或題跋,或賦詩,或臨池,或創作,精品頻出。
宋 何執中 跋米芾《多景樓詩》,壬午清明
《多景樓詩》為老米大字典範。甫一問世,仰慕者無數。同時代中人即由贊美推崇者,以蘇轼堪稱知己:“風樯陣馬,沉着痛快”。宋何執中題跋中寫道:“昨日元度座上見襄陽米元章所題《多景樓詩》,不獨仰其翰墨,尤服造語之工,真可目之三絕”。除了對于米字大加褒揚之外,對米詩也大力推崇。字迹明顯有模仿之意,特别是出鈎處理,但針對撇畫收筆,少了提按微調,故成習氣。這一點,學米者不可不察,可見“米飯”不好吃。“米粉”第一人,并非南宋吳踞。
元 《水村圖》羅志仁題詩,丙午清明
元羅志仁丙午清明題《水村圖》:“長愛秦郎絕妙詞,荒寒暗合辋川詩。斜陽萬點寒鴉處,流水孤村又一奇。”小楷見晉唐風韻,明顯和倪雲林有相近之處,鐵畫銀鈎,筆意縱橫。撇捺畫一般較長,有些字在沒有豎向筆畫的前提下,依然會通過延伸左下或右下的筆畫來造勢,營造疏密對比的視覺效果。
明 王寵《雜書帖》清明詩 一
明 王寵《雜書帖》清明詩 二
明王寵《雜書帖》,其中有“清明詩”:“清明野寺春風颠,忽憶曲江花滿煙。燕雲朔雪音書外,粵女吳兒蹴鞠邊。捧日長瞻天北極,荷鋤新蔔瀼西偏。五陵豪俠如相問,豐草長林隻醉眠。”王寵是書法史中早夭的而最有才氣的書家之一。作品特别有靈氣,無論是行草書還是小楷,直接魏晉,古雅簡淡,可惜天不假年。學二王而多依賴閣帖,多木刻氣,也因此而别具一格。用筆輕盈,直至獨立,偶有連筆,意趣橫生,不刻意于個性而自有個性。适當地融入章草筆意,能見古雅之色。
清 何紹基臨《禮器碑》,甲子清明
何紹基是臨古大家,博涉多體,每一種碑帖又是上百通,可見精力過人。此臨作雖注重自我揮運,但不脫範本,直接漢韻。通臨之作,更需要功力,等于将古人的創作過程完全再現一次。從款字可知,這件臨作已經是第四十三遍。時何紹基66歲,處于藝術的巅峰狀态,時值“春雨連綿,杜門多暇”,從“朱履巷”可知是在南京為官期間,何紹基于此留下諸多精品力作。
近代 吳昌碩臨《石鼓文》,甲寅清明
吳昌碩所臨《石鼓文》第二鼓橫幅,老辣粉批,意趣天成,足堪玩味。用筆不拘繩墨,字形正方,不完全呈縱長之态,可見吳昌碩一直探索不止,處于不斷地調整變化之中。最值得關注的是款字中的“雨窗”二字,乃點睛之筆——又是一個雨水淋淋的清明時光,無法出遊,索性在書齋中繼續日課,臨池不辍。
近代 梁啟超臨《張黑女》,戊辰清明
梁啟超的經曆非常獨特,前半生從事維新變法,後半生專意做學問家,動極思靜,稱得上“每臨大事有靜氣”。所臨《張黑女》不刻意模拟刀刻斧削的筆畫形态,注重書寫意趣,但神韻猶在,以隸書為底質,字形扁沓,始終不脫範本。再者,梁啟超寫魏碑,整饬有餘,恣肆減少,這明顯是唐楷尤其是歐陽詢的烙印,一筆不苟,精神抖擻。
近代 張伯英 臨米芾《苕溪詩選》,乙酉清明
張伯英臨米芾《苕溪詩選》,完全是自我揮運。棄官閑遊,專事書畫,勇猛精進。張伯英的魏碑雖然看似筆畫規整,卻有奇宕之氣,撇捺畫誇張放縱,以隸取勢,故字形多扁方之态。最令人感慨的是款字所錄:“海嶽詩帖,香光所臨,不規規形,似東武亦師其意。”張伯英是碑學大家,卻關注老米和董其昌,可見在他的心目中,碑帖之間并無隔閡鴻溝,觀念是圓融的,所以下筆誤生硬之氣。
近代 吳佩孚 海為雲 對聯,辛酉清明
吳佩孚所書“海為龍世界,雲是鶴家鄉”對聯,用筆多厚實,一氣呵成,法度森嚴而又不流于闆滞,豪放潇灑,雄強有力。不足之處在于缺少變化,墨色等略顯單調。
近代 王福庵節錄《文心雕龍》隸書,乙酉清明
王福庵雖是職業書畫家印人,因為才情過人而不落窠臼。王的隸書被不喜者譏評為“狀若算子”,其實是不解其中奧秘。的确,王福庵的筆法确實有超穩定性,如第一行和最末行的“五”字,幾乎一模一樣,确屬為人诟病之處。但不能不說,在這種具備超穩定性的筆法之中,形成某種特定的趣味性,字形繁簡限定了筆畫的粗細,粗細搭配看似無心,卻恰到好處。每一筆、每一字皆有出處,但又看不出具體的某碑某帖,化為無形,關鍵在于氣息古雅明淨,這也是王福庵為什麼能夠做到平正而不闆滞的原因。
當代 胡小石臨《秦權》,甲戌清明
胡小石畢生主攻寫碑,是清代碑學餘波。所臨《秦權》款字有記:“甲戌清明日阻雨,不得出遊,作書遣悶而已。”可能因為雨太大,出門旅遊未能成行,故而留下此臨作。風格大巧若拙,似又非似,意守隸碑之趣,見漢魏風神,運筆雖無屈節怒張之态,斂容肅穆,不怒自威。尤其是剛才所說的款字,與正文天衣無縫,乃順着筆意完成,可以看出在大家筆下,臨創之間并無阻隔。
當代 沈尹默書 宋 趙抃 《和人清明有感》扇面
沈尹默和豐子恺,乃是“海派”專業書畫家。沈尹默的扇面寫道:“湖外清明物态繁,曉林莺舌鬥關關。枉緣春意無時盡,自是人心不暫閑。滿頭花卉盈樽酒,且向東風一破顔。”行筆迅起急收,點畫峻利,轉折處多以側鋒取勢形成内圓外方,撇捺重頓,結構疏密自然,縱橫倚斜,錯落有緻。
當代 豐子恺書 宋晏殊《破陣子·春景》詞贈周退密
豐子恺行書中堂記宋晏殊《破陣子·春景》詞:“佳節清明綠化城,樹色青青,草色青青。室中也有綠成陰,窗上花盆,案上花盆。日麗風和骀蕩春,天意和平,人意和平。人生難得兩清明,時節清明,政治清明。”又是癸醜年,不由地再次想到王羲之的《蘭亭序》。豐子恺書法多以碑筆入書,參以章草和“二王”,側鋒取險勢,結字瘦勁峻峭,出鋒尖銳,筆力剛健,俊逸灑脫而又富幽默、诙諧和爛漫的童稚,彌散着一種人間溫情。他的書法意味是超越了點畫和字形之外的,值得玩味。
胡小石、馬一浮和王力,都是學者字。
當代 馬一浮酬謝無量《答啬翁》詩劄,庚子清明
當代 馬一浮答謝無量詩劄(自留底本),庚子清明
馬一浮有兩件手劄,一件是“正式”的,選用彩色圖畫箋,增添了意境,一件比較素雅,說是底稿,也未曾塗改,要麼不是第一稿,要麼就是胸有成竹。馬一浮與謝無量的交誼,由此二劄可見,關切之情,溢于言表;“春暮之燕,值啬庵病眩,未能同遊,辱詩贈别,倚裝率和”,底稿上寫的是:“庚子春,薄遊燕台,屢過啬庵道長,值小極,未獲同遊,勞惠詩贈别,率爾奉和”。底稿和正式稿在同一日,當日寫畢,“未始出吾宗,何憂百病攻。忘言方示疾,在定本無風。幻藥應除盡,真遊或許同。回車應贈句,時柳意初融。”前賢之間交往,彼此即便很熟悉,也不廢筆墨,有意留下詩翰,平添諸多情趣。“庚子”時1960年,馬一浮78歲,人書俱老之際。此詩劄用筆輕靈,枯淡一任自然,既有二王的秀逸,又有章草的質樸,“馬浮謝沉”之情誼,躍然紙上,言短情長。
當代 王力 書杜甫《春夜喜雨》,甲子清明
清明是一個多雨的季節,王力所書杜甫《春夜喜雨》最應景,“好雨知時節,當春乃發生”。作為一個大文字學家,天生對漢字有一種敏銳度和親近感,細筆輕柔,一任洇化,恰與詩意吻合。因為年齡的關系,無一絲火氣,不激不勵,堪稱“潤物無聲”。
清明的話題,歸結到一句話,就是與活着的人和死去的人相關。生命的無常,讓人有了虛無感,但也因此有了敬畏感,珍惜生命,懂得向死而生的道理,放下便是。《論語·學而》言:“曾子曰:’慎終追遠,民德歸厚矣。’”
(本文原題為《重壤幽隔明月前身——清明書畫印》。)
責任編輯:陸林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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