以上我們對《大學》“誠意”章做了梳理，尤其對慎獨做了考察，指出自鄭玄、朱熹以來的誤讀。獨并不是空間的概念，而是内在性的概念，是内在的意志、意念，是真實的自我。誠意是修身的一項重要内容，《大學》提出誠意，意義何在？我們知道，儒家是積極入世的學說，入世有很多方式，如教育、經商、做工等等，但在孔子的時代，最重要的入世方式是出仕。在《論語》中我們可以看到，有隐者譏諷孔子，勸孔子的弟子與其跟随孔子避人，不如跟随自己避世。孔子怎麼回答？孔子說：“鳥獸不可與同群！吾非斯人之徒與而誰與？天下有道，丘不與易也。”（《論語·微子》）就算社會有種種不完滿，我們總不能退回去與禽獸相處吧？你不與人類相處，還能與誰相處呢？這樣我們的選擇隻剩一個，就是積極入世，把一個不理想、不完滿的社會，改造得較為理想，較為完滿。正因為天下無道，還不完滿，所以才需要我們去治理，去改變它嘛。怎樣去改變？首先當然是要改變自己，通過修身使自己成為一名君子，有機會的話，應積極出仕——出仕不是為自己謀取高官厚祿，而是去實現改造、完善社會的理想。這樣由修身做起，然後齊家、治國、平天下，最後“明明德于天下”。所以改造社會的動力在于“己”，隻有從修身、成己做起，才有可能改造、完善社會，所以孔子講“為仁由己，而由人乎哉？”（《顔淵》）而修身、成己的一個重要内容便是誠其意，是慎獨。

需要說明的是，儒家既然積極入世，就不能不面對各種社會關系，面對既定的禮義秩序。所以有一些學者，例如安樂哲先生，把儒家倫理稱為角色倫理，把儒學解釋為關系主義。儒家确有重視關系的一面，如孔子就非常重視禮，這點與道家有所不同。當年孔子問禮于老子，老子說“子所言者，其人與骨皆已朽矣，獨其言在耳”（《史記·老子韓非列傳》），你所問的事情，人都早已死了，他們的骨頭都朽了，隻有他的話還留着。所以禮是過時的東西，已沒有生命力的東西，“夫禮者，忠信之薄而亂之首”（《老子·三十八章》），而孔子則主張“非禮勿視，非禮勿聽，非禮勿言”，認為“克己複禮為仁”（《論語·顔淵》）。禮就是一種關系性概念，指規範、習俗，成就仁需要從實踐禮義做起。孟子重視人倫，一個人如果為了潔身自好，而否定了人倫，孟子是不能認可的（見《孟子·滕文公下》6.10論陳仲子）。荀子認為雖然人的力氣不如牛，速度不如馬，但卻可以馴服牛、馬，為我所用，原因就在于“人能群，彼不能群也”（《荀子·王制》），所以人與禽獸的根本不同，就在于人是能群的動物，而群就是組織關系，是由不同角色的人組成的。所以儒家确有重視角色、關系的一面，但這隻是儒學的一個方面，若将其稱為關系主義，就不正确了。儒家在講關系的同時，還講己，講獨，講真實的自我。如果沒有“己”，沒有自我，又如何能去改造社會呢？不是完全被社會同化、左右了嗎？儒家恰恰不是這樣，越是積極入世，越是深入到社會，越是提醒自己，我們還有自我，還有獨。誠其意、慎獨是修身的核心内容，也是齊家、治國、平天下的起點。

人生活在社會之中，就被社會所塑造，所以認識自我是一件十分困難，但也是非常重要的事情，是各個民族都曾面臨的問題。在希臘聖城德爾斐神殿上刻着一句著名的箴言：認識你自己。這是從神的角度講的，從人的角度講，就是“認識我自己”。蘇格拉底就是這樣展開他的哲學思考的，讓哲學重新關注“人”的問題，關注自我的問題。印度有一位叫克裡希那穆提的哲人，講了下面一段話：

弄清楚我們想做什麼是世上最困難的事情之一。不但在青少年時代如此，在我們一生中，這個問題都存在着。除非你親自弄清楚什麼是你真正想做的事，否則你會做一些對你沒有太大意義的事，你的生命就會變得十分悲慘 。不是嗎？因為你一旦發現真正愛做的事，你就是一個自由的人了，然後你就會有能力、信心和主動創造的力量。但是如果你不知道自己真正愛做的是什麼，你隻好去做人人羨慕的律師、政客或這個那個，于是你就不會快樂，因為那份職業會變成毀滅你自己及其他人的工具。（克裡希那穆提著，葉文可譯：《人生中不可不想的事》）

我引這段話就是想說明，認識自我是非常困難的事情，但又是我們必須認真對待的問題。儒家主張積極入世，改造社會，但又強調首先要從修身、成己做起，所以首先要承認，有一個真實的自我，去追求這個真實的自我，這樣才能進一步去改造這個社會。儒家承認現實世界的真實性、合理性，它是入世的，而不是避世的。但承認不等于無條件的認同，明白了這一點，你才能理解孔子所講的：“鄉原，德之賊也。”（《論語·陽貨》）在《論語》中，隻記錄了這一句，沒有展開。百年之後，在我們今天鄒城這個地方，又出現了一位儒者，就是孟子。他對孔子的這句話感同身受，做了進一步的闡發。“孔子曰：過我門而不入我室，我不撼焉者，其惟鄉原乎！鄉原，德之賊也。”（《孟子·盡心下》）。孟子是引孔子的話，說從我的門前經過而不登堂入室的人，如果說我不感到遺憾的，大概隻有鄉願了吧。為什麼呢？因為鄉願是“德之賊也”，是對道德的最大傷害。孔子作為一名老師，當然希望有更多的人登門求教，但鄉願除外，可見鄉願不是一般的缺點，而是不能容忍的惡行，以至于連孔子都不願與其為伍。其實孔子的道德标準并沒有那麼嚴苛，他的理想首先是與堅守中道的人相處，如果遇不到中道之人，也可以退而求其次，與狂者、狷者相處。狂者的特點是志向遠大，經常以“古之人”相榜樣，但實際往往又做不到，言行有不一緻之處；狷者雖然沒有那麼高的理想，但能做到潔身自好，不同流合污。狂者過之，狷者有所不及，都沒有做到中道，沒有達到中庸的境界，但都有可取之處，可以相處、來往。最可恨的就是鄉願了，他們得過且過，取悅于世人，卻譏諷别人志向遠大。他們很會做人，誰也不得罪，所以在鄉裡往往有好名聲。鄉願，從字面上看，就是鄉裡的老好人。但他們的可氣之處也就在這裡，你說他不對吧，卻找不出毛病；想責罵他吧，可是又沒有理由。為什麼呢？因為他很會做人，混同于流俗，迎合于濁世，為人表面上忠誠老實，行為好像也清正廉潔，所以在鄉裡有不錯的聲譽。但是這種人，你沒法跟他去實踐堯舜之道，沒法要與他去追求理想。這一點很重要，也是孔子包括孟子憎恨鄉願的原因所在。鄉願最大的特點就是沒有原則，沒有自我，他們對于現實是無條件地認同和附和。你想與他談談理想，談談如何改造社會，這是絕對不可能的。所以儒家雖然不否定現實人生，但并不認為人生活于其中的社會就是完滿的，相反是需要我們加以改造的。所以孔子一生崇尚道、追求道，道就是最高理想，懂得了道，才可能明白人生的意義何在，才有可能去改造社會，所以“朝聞道，夕死何也”（《論語·裡仁》）。可是這些恰恰是鄉願做不到的，他們隻會混同于流俗，不懂得還有更高的人生目标，還有道和自我。

追求道就必須有内在自我，有道德主體，所以孔子教導弟子要“仁以為己任”，“死而後已”（《泰伯》），“三軍可以奪帥也，匹夫不可以奪志也”（《子罕》）。志就是獨，是内在的意志，是真實的自我。孟子講“先立乎其大者，則其小者弗能奪也”先把心确立起來，耳目五官就無法奪取你的心志。所以“自反而不縮，雖褐寬博，吾不惴焉。自反而縮，雖千萬人，吾往矣”（《公孫醜上》）。“縮”是直的意思，“不縮”就不直，也就是理虧。“褐寬博”，指褐布做的寬大的衣服，這裡指穿寬大衣服的人，也就是卑賤、地位低下的人，類似我們今天說的鄉巴佬。“惴”是恐吓的意思。自問理虧，并不占理，即使面對着地位低下的人，我也不恐吓他，不會仗勢欺人。自問理直，真理掌握在我的手裡，即使面對千軍萬馬，我也勇往直前，不會被你的權勢所吓倒。這就是獨，指内在意志，真實的自我。荀子雖然講群，但同時也講誠，講慎獨。所以在儒家那裡，是有一個重視獨，重視真實自我的傳統的，《大學》的誠意慎獨，隻有放在這個思想脈絡中，才可以得到理解。

儒家重視群，但同時也講獨，所以不能把儒學簡單理解為角色倫理、關系主義，儒學是群與獨的統一，不是在群與獨之間取其一偏，而是保持中道。到了近代，章太炎先生寫過一篇《明獨》的文章，對群與獨的關系做了很好的總結，他提出“夫大獨必群，不群非獨也”。“大獨”，真正的獨，也就是真實的自我，獨立的個體。獨立的個體并不是與社會相隔絕，不是遺世而獨立，做桃花源中的隐者，而是在社會中成就、完成自己，同時也完善、改造着社會。不能參與到社會之中，不能與人群的，就不是真正的獨。同樣，“大獨必群，群必以獨成”。群是由真正的個體組成的，一群奴隸是無法組成群的。專制社會不準人們發展獨立個性，把個人變成家族、宗派、山頭、地域等宗法封建關系的附屬物，隻能造成整個社會的分裂，造成無數國中之“國”，是對社會的最大危害，“小群，大群之賊也”。隻有獨立人格、獨立意志的真正個體，才能形成真正的群，建立起現代的國家，“大獨，大群之母也”。胡适先生後來也講，“一個人應該把自己培養成器，使自己有了足夠的知識、能力與感情之後，才能再去為别人”（《一個人應該把自己培養成器》），“自由平等的國家不是一群奴才建造得起來的”（《介紹我自己的思想》），也是這個思想。

所以說儒學有重視人倫關系、禮義秩序的一面，這是與其現實主義的人生态度相适應的。但我們也不要忘記，儒家也有重視獨，重視個體，重視人的意志自由的一面，這是其理想主義人生追求的内在根源和動力。所以我覺得章太炎先生的概括非常好，“大獨必群”，不能隻講獨不講群，這樣的獨隻是消極的獨，不是積極的獨；“群必以獨”，真在的群隻能由獨立的個體所構成，現代的國家隻能由自主、獨立的公民所組成，這才是我們今天讀《大學》慎獨誠意章的精義所在，對于《大學》慎獨的“獨”必須這樣去理解。相反，如果把“獨”理解為獨居獨處，思想境界就低了，也不符合《大學》的原意。

來源：“新四書”公衆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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