雍正繼位之謎是清朝最大的謎案之一,是影響清朝進程的一個重大政治事件,涉及很多曆史人物和事件的評價,在國家清史纂修工程中亦被視為一個極為重要的問題。目前,對雍正繼位持“合法說”和“非法說”的學者均羅列出了一系列的證據和推論,但由于直接資料不足,學界對此問題仍有諸多争論。
雍正帝
2017年11月27日下午6時,中國政法大學法律史學研究院林乾教授與中國人民大學清史研究所董建中副教授在中國人民大學進行了一場題為《合法繼承?非法繼承?揭開雍正帝繼位之謎》的對談。林乾老師持“非法說”,董建中老師持“合法說”,兩位老師就自己多年對該問題的研究心得與同學們分享。林乾老師現任職于中國政法大學法律史學研究院,研究方向為法律史,著有《中國古代權力與法律》《康熙懲抑朋黨與清代極權政治》等書,主講中國中央電視台《百家講壇》“雍正十三年”系列節目。董建中老師現任教于中國人民大學清史研究所,研究方向為清代政治史、财政史,著有《督撫互參案》《乾隆禦批》等書,組織翻譯《清史譯叢》第十一輯《中國與十七世紀危機》。
林乾:雍正繼位,非法
首先,對雍正繼位持“非法說”的林乾老師分享了自己的研究成果。他指出,以往的研究都把注意力放在康熙遺诏和“隆科多傳末命”上,往往忽略了其它材料。他提醒說,我們最常使用清朝的《實錄》,但應當注意,《實錄》是後朝給前朝寫的,最接近當時的材料應該是《起居注》。《起居注》有一套固定的纂修規則,當日記載、當月成冊,加蓋翰林院印信,修好之後密封保存,不易篡改。他在閱讀雍正朝《起居注冊》時發現了不少和雍正繼位之謎有關的信息。
林乾在演講中
一是雍正曾兩次提出“讓位”。第一次是在雍正二年四月初七日,對諸王大臣們說:“爾諸臣内,但有一人,或明奏,或密奏,謂(廉親王)允禩賢于朕躬,為人足重,能有益于社稷國家,朕即讓以此位,不少遲疑。”第二次是在雍正二年十一月十三日,恰好是康熙去世兩周年的忌日,同樣是針對允禩,“朕曾降旨,廉親王心既不服,便當令其代理政事。”此時廉親王位居四位總理事務大臣之首,此處“代理政事”,即代行皇帝職責。如果雍正是合法繼位,為何兩次提到“讓位”?這與常理不合。
再看當時的背景,雍正即位之初,受到很大的威脅,遇到幾次暗殺威脅。養心殿至今還存有暗道。十三年間除數日拜谒皇父景陵外,從未離開京城。康熙所定木蘭秋狩祖制他也沒有遵守。
二是雍正被“逼位”。雍正二年十月二十七日,“裕親王保泰于八旗衆大臣前将朕所交事件推诿,怒辭求退。自将蘇努問罪,保泰恨朕,即與朕異心。伊等設謀,意欲逼朕以合于廉親王之言,以動衆心。朕其奈何,瞠目以俟而已。欲朕謹讓,以取庸主之名?朕斷不能也。”裕親王保泰是康熙哥哥福全的兒子,保泰跟雍親王學習,按理說二人關系應該很好,但恰恰相反,卻出現保泰因“迎合廉親王允禩,昧于君臣大義”被革去爵位。說明雍正初政,遇到極大阻力,因為皇室質疑他得位不正。林乾還認為,這段時期内反對和擁立雍正的人肯定有很長一段時間短兵相接,隻是很多真相已難覓蹤迹。“逼位”事“著宗人府知道,宣付起居注,并令諸大臣看”,如此重要的政治事件,而《實錄》不載。
雍正朝《起居注冊》幾乎通篇都在議廉親王允禩之罪,但廉親王所管衙署之人即便受到牽連、懲治,也堅決站在他一邊,雍正斥之“為叛國之人,必加以重罪,決不姑貸,亦斷不姑容”。雍正也時常提醒諸王大臣,要把自己當作皇帝,“爾等毋猶視朕身為昔日之雍王,當念朕身為聖祖之身,承太祖、太宗、世祖、聖祖之天下社稷之身”。這也說明他沒有得到諸王大臣的普遍承認。此外,涉及繼位之初的起居注,雍正元年前三月沒有,涉及懲治允禩、允禟的雍正四年重要月份缺失(四年僅存數月稿本),康熙廢太子時期即康熙四十七年也沒有,而當時起居注館一直在正常運行。《起居注》由于其特殊的纂修程序,修改很困難,重要事件年月《起居注》的缺失,不能不令人生疑,或許被銷毀。
然後,林乾回到和繼位直接相關的遺诏問題。他認為,遺诏落款日期是康熙去世當天,即康熙六十一年十一月十三日,這遺诏決非康熙本意。“合法”派“非法”派都承認,遺诏并不能作為雍正合法繼位的有力證據,因為所有的滿漢文本落款時間都是康熙去世當天。除非提前知道康熙将逝,否則遺诏不可能在如此倉促的情況下寫就。弘旺《皇清通志綱要》記載:“十三日甲午戌刻,上升遐。亥刻回都。隆科多受遺诏。”康熙、雍正實錄也都記載“戌刻,聖祖賓天”。即當天晚上七到九點,“當此深夜”,安奉大行皇帝回京。他還舉出台灣學者李學智先生所藏滿文《上谕檔冊》中的一份材料:“康熙六十一年十一月十四日,諸阿哥等奏:恭閱尚書隆科多撰書遺诏。奉旨:是。著交内務府、翰林院會同撰寫”。這條材料明确說明康熙去世次日遺诏還沒有繕就。而且,十一月十六日,宣讀的遺诏僅為滿文本,因此禦史聯名參奏鴻胪寺官員失職——為何沒有漢文本遺诏。雍正答稱:“且宣讀清文诏書時,大小臣公既已共聞,即與宣讀漢字诏書無異”。
最後,林乾指出,雍正用《大義覺迷錄》來封口對他繼位的質疑。曾靜案發後的當年(六年)十一月,雍正發布長篇谕旨,為策反書加給他的“十條”定論,此時湖南等地尚未對案情全面審理,雍正卻亟亟乎“未審先判”。後來又下令把《大義覺迷錄》刊刻發布,要求全國各地學宮備存、宣講,這就是他繼位的标準答案。雍正繼位的質疑貫穿雍正十三年,甚至可以說,在宗室王公大臣心目中,他不是康熙指定的繼承人。
董建中:雍正繼位,合法
随後,持“合法說”的董建中老師提出自己的看法。他認為尋求真相建立在兩個基礎上:一是證據,二是邏輯。
董建中
林乾老師在演講中曾引用台灣學者李學智先生收藏的滿文《上谕檔冊》。董建中老師也引用了其中的康熙遺言:“……雍親王第四阿哥人……尊貴……我……很像……大統……把……交付……能……我……繼位……坐說了。”這當然是滿文的漢文直譯,其實就是人們所熟悉的:“皇四子人品貴重,深肖朕躬,必能克承大統,著繼朕即皇帝位。”如果檔冊為真,那麼這道滿文上谕,就是雍正合法繼位的最直接證據。可是有學者引用了它,卻又說缺失了由誰繼位的記載。董建中強調說,有了材料與邏輯還不夠,研究者還要盡量抛開入主之見。
董建中老師認為,雍正繼位問題的争論,有一個不言自明的前提,就是認為繼位有一個真相,不論是合法還是非法;相關所有曆史現象在此真相之下基本上都能到解釋。對林乾老師說《起居注》中雍正“讓位”的記載暴露了雍正繼位不正的問題,他認為,如果雍正認為《起居注》有見不得人的記載,他完全有能力将它删改或是毀掉,但這些内容仍留存至今,也就說明并非見不得人,關鍵還是在于如何解讀。合法說對此也完全能夠講得通,一切都在于雍正繼位的特殊狀況。他“無意于大位”卻又是“驟登大寶”,他深感康熙的“付托”之重,希望衆兄弟輔佐他,使他成一代“令主”,而現實卻是諸兄弟并不服他;“讓位”的說法,與在得知曾靜說他“弑母逼母、殺兄屠弟”等十大罪狀後,他所說的“似此大清國皇帝做不得矣!還要朕怎麼樣?!”一樣,都是他無奈、委屈到極點的表達。
針對林乾老師提出的遺诏問題,董建中老師說,康熙六十一年十一月十三日的書面遺诏問題,前輩學者已經徹底解決了。遺诏肯定不是康熙去世當日寫就,遺诏康熙的自述内容就是取材于五十六年十一月二十日的康熙“面谕”,但這并不構成否認遺诏中康熙位傳雍正的理由,因為曆史上包括清朝的許多遺诏雖是以老皇帝的口氣書寫,但實際上都不是老皇帝真正的“遺言”,可人們并不質疑遺诏中傳位的真實性。而且,康熙五十六年“面谕”最後明确說:“若有遺诏,無非此言”,也就是說,不管哪位皇子當皇帝,都會從此面谕中取材寫入“遺诏”的。持合法說的馮爾康先生在此的立場就很公允,他說,此遺诏不能作為康熙指定雍正作為接班人的依據。當然,它也不能作為判定雍正繼位非法的依據。換言之,遺诏不能證明雍正繼位為“真”,也不能證明為“假”。
除了公之于天下的遺诏,雍正繼位問題中,還有一種遺诏,就是經雍正篡改而得以繼位的遺诏。其中一種是廣為人知、但已無人堅持的是“十”為“于”的說法。但問題不是如此簡單,在康熙四十二年四月蘇州織造李煦奏折的朱批中有這樣的話:“特賜禦草書扇二柄賜李煦,扇一柄爾即傳于宋荦。”康熙寫的是“于”而不是“於”,宋荦所上謝恩奏折中抄錄此話,寫的也是“于”。說明大臣也是完全認可這個“于”字的。這意味着,改“十”為“于”是完全可以成立的。那麼像這種篡改遺诏說法究竟該怎麼看待?看看背後的邏輯就知道了。雍正若是依據篡改過的遺诏繼位,那這就是他即位的憑據,是第一等的證據,當有人質疑他繼位合法性時,他可以再度公之于天下;即便是雍正将篡改的遺诏銷毀了,以後當他感到到需要時,完全可以再做一份出來。事實上呢,雍正任何場合講自己繼位情況時,從未說起過這種遺诏。還有,雍正繼位後,實行了中國曆史從未有過的秘密立儲的作法,若他真的是經篡改遺诏而得到皇位的,那麼他的這種事先寫好接班人的立儲形式,不正好為不法之徒提供了最好的篡改機會嗎?這可能嗎?結論就是:篡改遺诏的說法不能成立。這一結論在雍正繼位争論問題上也意義重大,就是,雍正自己的繼位憑據不是有形的,他沒有一紙書證,也正因如此,後人可以永遠質疑下去。按照雍正的說法,他是憑康熙口頭遺言也就是“末命”繼位的。
董老師說,雍正繼位問題的證據有很多,但這些證據并不是等價的,應該特别關注最核心證據。雍正當年在《大義覺迷錄》中就已經為自己的繼位作了辯護。許曾重先生就認為其中記述的隆科多與七位皇子面承末命,也就是聽康熙口述傳位遺诏一事,是雍正論證其繼承皇位合法性的“唯一根據”,這極富見地,換言之,能推翻這一記述,雍正的合法繼位自然就否定了。從孟森先生以來,不少學者都對此做過努力,取得了很大的成績。而持合法說者在近些年在這方面更是有了推進。比如楊啟樵先生經考察得出結論:步軍統領與護駕無關,身為步軍統領的隆科多并不是過去所說的“口銜天憲,處分嗣統”。董建中老師認為,隆科多要同時滿足五個條件:一,他在大統授受現場;二,他無力掌控場面;三,他與胤禛無密切關系;四,他位居顧命大臣,沒有篡改康熙帝所指定接班人選的必要;五,他既是康熙帝的“忠臣”也是胤禛的“功臣”。那麼,結論隻有一個,那就是隆科多忠實地傳達了康熙立雍正為帝的末命。
最後,兩位老師表示,無論篡位說還是合法說,隻要是認真的學術探讨,都是有益于雍正繼位真相的揭示的。通過新的研究視角,特别是滿漢文檔案等的發現,我們能夠越來越接近雍正繼位的真相。期待雍正繼位之謎,他日可以揭開。
(本文據現場錄音整理,經兩位老師審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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