子張問行。子曰：“言忠信，行笃敬，雖蠻貊（mò）之邦，行矣。言不忠信，行不笃敬，雖州裡，行乎哉？立則見其參于前也，在輿則見其倚于衡也，夫然後行。”子張書諸紳。

子張問如何才能行得通。孔子說：“說話要忠誠信實，行事要笃實敬慎，即使到了野蠻的地方，也可以行得通。說話不忠誠信實，行事不笃實敬慎，就是在本鄉本土，能行得通嗎？

站立時，就仿佛看到忠信笃敬這幾個字顯現在面前；坐在車上，就好像看到這幾個字刻在車轅前的橫木上，這樣才能到處行得通。”子張把這幾句話寫在束身的大帶子上。

這又是一個很經典的教學場景。那時候不像今天，有手機、手提電腦，很方便。孔子學堂，他們師生在一種緊張快樂的學習氛圍裡。學生有問，老師随機而發當下開示，學生抄起筆就記在束身的大帶上。這可真是日有所進、月有所積，不斷進步，天天向上。

“言忠信，行笃敬”，言和行都包括在其中，這是做人處世的行為準則。雖然隻有六個字，卻言簡意赅，挑明了問題的根本和重點。

子曰：“直哉史魚！邦有道，如矢；邦無道，如矢。君子哉蘧伯玉！邦有道，則仕；邦無道，則可卷而懷之。”

孔子說：“真正直啊，史魚！國家政治清明，他像箭一樣直；國家政治混亂，他也像箭一樣直。真君子啊，蘧伯玉！國家政治清明，就出來做官，國家混亂，就能退縮而藏身。”

這裡提的史魚是衛國有名的賢大夫，他曾多次向衛靈公推薦蘧伯玉，建議罷免彌子瑕。由于多次建議卻不被采納，臨死前他告訴兒子，由于我生前不能進賢人退小人，死後不能在正堂治喪，隻可以在居室殡殓。衛靈公聽到這個消息後，終于采納了他的建議。

所謂“如矢”，就是像箭一樣，形容其直。這個直，真可以說是“危言危行”，不與世移。

史魚和蘧伯玉，這兩個衛國的賢人，風格完全不同。史魚以直名，不論國家有道還是無道，都保持不變，其直如箭。蘧伯玉則不同，他顯得要靈活多了，隻在國家政治清明時才會出來做官。如果國家政治混亂，他就收斂鋒芒韬光養晦，回到内心明哲保身。

對這兩個人，孔子評價史魚時，用了一個“直”字，而評價蘧伯玉是個能收能放、知進知止的“君子”。這個卷而藏之，與前面《子路篇》裡“有所不為”的狷介之士意思相通。

子曰：“可與言而不與之言，失人；不可與言而與言，失言。知者不失人，亦不失言。”

孔子說：“可以同他說的話，卻不同他說，這就會錯失了人才、朋友；不可以同他說的話，卻同他說了，這是說錯了話。有智慧的人既不會失去人才、朋友，也不會說錯話。”

這段話聽起來像是經驗之談，孔子究竟是對某個具體人事而說的，還是針對某個曆史事件說的，今已無考。可你仔細品品，不論是結合我們的日常生活經驗，還是聯系曆史上許多重大的事件，都有這個失人和失言的情況，有時會因此發生令人意想不到的結果，影響曆史和生活發生變化。

《左傳·桓公十五年》記載了這麼一件事：鄭莊公死後，鄭國的政治發生混亂。老臣祭仲在鄭國專權，鄭國的新君想除掉祭仲，就讓雍糾去想辦法殺掉祭仲。于是這個雍糾就計劃在郊祭典禮的時候動手。不過雍糾娶的夫人，就是祭仲的女兒。他得了國君的指令後，偏偏回家多了句嘴，告訴了家人。

雍姬知道後犯難了，就來找母親商量該怎麼辦。她問，父親與夫君誰更親呢？她母親說：天下男人，誰都有可能當你的丈夫，可父親就一個！于是雍姬就把這個秘密告訴了老父親。祭仲當機立斷，先派人殺了雍糾，暴屍街頭。這個故事裡，失言的後果很嚴重。

子曰：“志士仁人，無求生以害仁，有殺身以成仁。”

孔子說：“志士仁人，沒有貪生怕死損害仁道的，卻有犧牲自己的性命來成全仁道的。”

“殺身成仁”這句話激勵了兩千多年的中國人，在家國危難天下滔滔時，面臨國家和民族的生死存亡的關鍵時刻，能抛頭顱、灑熱血。

孔子的君子之道，有着鮮明的實踐品格，有着最廣博的博愛精神和入世情懷，而“仁”則是君子此生此世為人的最高原則。對每個人來講，生命都十分寶貴，但還有比生命更可寶貴的，那就是孔子提倡和推行的“仁道”。

生死關頭，一個君子在面對選擇時，一定會臨難勿苟免，臨财勿苟得。無論是生命還是财利，在仁字面前都是第二義，為了理想、原則都會舍棄。五四時代，當時的青年人，也為一首裴多菲的詩所感動：“生命誠可貴，愛情價更高。若為自由故，二者皆可抛。”這首詩，是把自由，放在比生命的價值更優先的地位。

子貢問為仁。子曰：“工欲善其事，必先利其器。居是邦也，事其大夫之賢者，友其士之仁者。”

子貢問如何修養仁德。孔子說：“做工的人想把活兒計做好，一定先要磨快他的工具。住在一個國家，就要侍奉它大夫中的賢者，交往它士人中的仁人。”

“工欲善其事，必先利其器”，這句話你肯定非常熟悉，也就是所謂“磨刀不誤砍柴功”。這其實是告訴子貢，學習和實踐仁道其實有方便法門。就像個工匠那樣，在幹活之前，先要把各種工具準備好，磨鋒利，這樣做工時才能得心應手。

同樣，實行仁德的方便法門，就是要在你居住的邦國，事奉賢者，結交仁者，以友輔仁，近賢遠佞，自然有助于你自己仁德修養的提升。

這裡提到的工就是百工，《論語》中孔子說到手工匠人的地方不多，《墨子》裡就多了去了。不過在《孔子家語》和《禮記》中有，這說明他也是對工匠有過觀察的，所以才能說出這句話。

顔淵問為邦。子曰：“行夏之時，乘殷之辂（lù），服周之冕，樂則韶舞。放鄭聲，遠侫人。鄭聲淫，侫人殆。”

顔淵問怎樣治理國家。孔子說：“用夏代的曆法，乘殷代的車子，戴周代的禮帽，奏《韶》《武》之樂，排拆鄭國的曲子，疏遠巧言善辯的小人。鄭國的樂曲放縱，巧言善辯的人危險。”

發生在孔子和顔回之間的這段對話，非常有意思，值得我們注意。

顔回也像其他同學比如子路、子張、樊遲一樣，向孔子請教如何治理國家的問題，但孔子隻對顔回說了這段話，與對别人的回答完全不同。為什麼？

先來弄懂孔子說的幾個關鍵詞的意思。

所謂夏之時，指的就是夏代的曆法。夏商周三代曆法有些差别，主要是如何确定一年的開始。如果以夏曆為基準的話，周曆是以冬至為歲首，差不多相當于夏曆十一月，而商代的歲首在夏曆的十二月。相比之下，夏曆的四季更合乎自然現象，更方便人掌握時令，便于農業生産。

所謂殷之辂，指天子所乘的車。周代的車制分五種，金、玉都有。殷代的車隻分三種，最普通的是木制成的，所以制作相對比較簡單樸實。中國曆史上什麼時候有了以畜力拉動的車駕？至少目前的考古發現，是商代中期前後，更早期的車尚未發現。

周之冕，指的是周代的帽子。周公制禮作樂，發展出一套更為完整的禮儀制度，用的帽子制作也很精美，有特色。這代表了禮樂文化的象征。

所謂韶、舞，韶是舜時的舞樂，孔子認為是盡善盡美的。舞，一般認為通“武”，就是周武王克商之後作的舞樂，孔子曾評價說“盡美矣，未盡善矣”。

你可能會奇怪：為什麼其他的學生來問為政、為邦，孔子都是針對他個人的氣質、脾氣、秉賦，講得極為具體，既有針對性，又有可操作性。怎麼到了顔回來問同一個問題，孔子卻給了這樣的回答，似乎與處理具體的政務顯得非常遠？

這話乍一聽，似乎顯得有點不沾邊。夏代的曆法有利于農業生産，殷代的車子制作工藝簡單、樸實适用，周代的禮帽顯得比較華美，《韶》《武》之樂氣象宏大、優美動聽。這和“為邦”，治理國家又啥關系呢？

還真有關系。你注意，其他學生來問，孔子的回答和對顔回的回答，還真有差别。

問“為政”的意思，是在原有的國家從事政務。這裡顔回問的是“為邦”，意思不同，是說建立一個新的國家，應該怎麼做呢？所以，孔子在這裡的回答也沒有局限在某個諸侯國中，而是把視野擴展開，從“天下”的角度來回答的。

這幾點講的都是孔子理想的生活方式，涉及到禮樂制度的根本問題。乍一聽，他似乎是主張“複古禮”，但你仔細品品，他可沒說過什麼越古越好，而是有所選擇。就這一條“行夏之時”，就和《尚書》裡說的堯帝，“敬順昊天，曆象日月星辰，敬授民時”，完全一模一樣。

他講的這幾條，是從堯舜禹、夏商周三代聖王的規模和氣象中提煉出來的，這是他心目中理想的天下大治的願景。如果再排除掉荒腔不雅的鄭國流行音樂，遠離花言巧語的小人，整個社會風清月朗，那就達到三代聖王的盛世啦。

你從這句話裡就能體會出，孔子對顔回這個學生的期許到底有多高。

摘自靳大成《論語通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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