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一次旗幟鮮明的反對前面的「士族亡于唐宋」的說法！士族是以家族為基礎，以門第為标準，在社會上形成的地主階級中的特權階層。門閥則是其中的一個特權階層。回到問題本身，簡單粗暴來說，「一門七進士，叔侄五翰林。」就是門閥士族。

西漢統治時期，公元2世紀中葉，漢朝的上層階級有這樣的家族構成：他們擁有大量的土地、财富和社會地位。察舉制的選拔官員的方式，相對于能力和德行，更看重出身财富和聲望更是選拔的重要條件。王充就批判時人隻追崇财富與官職，而非道德與才智方面的成就，另外，富裕家族通過相互彼此舉薦時代壟斷官職，而貧寒學者則被忽略。

曆史上留存着這一時期數以百計的曆史資料證實，很少有窮人能在社會上飛黃騰達，而重要的家族卻能在一連六七代子孫中都出現高官。随着時間的推移，對學術成就愈發看重，也有越來越多的學者争搶固定數量的崗位，所有人尤其是沒有強大背景的人，能獲得的機會越來越少。

漢武帝為了削弱相權，建立内朝，在他駕崩後，霍光以漢昭帝年幼為由攝政。最後内朝由宦官和外戚輪番掌權，直到東漢覆滅，而東漢覆滅的原因主要是，在鄉村，人口不斷增加，土地卻集中在少數權勢強大家族的手中，這就導緻廣泛的貧窮，社會崩潰。

唐代大族的參政比例，相對兩晉南北朝而言确實有些滑落，但是依舊是個很大的基數，舊族門閥仍然是政治上的統治階層，大族一直到唐末都統治着中央政府，但是到了宋初，一切都不一樣了，在宋代四十名宰相中，三十一名明确與唐代大族毫無關系。

所以，姜士彬認為，舊的門閥士族在五代時期喪失權力，這不光是因為五代亂世中他們遭受了肉體上的消滅，也是他們作為一緻的共同體局面的終結。

毫無疑問，這些舊族的很多後裔仍然生活在宋代，但是他們顯然不是士族精神的繼承者：他們不再是一群自認屬于一個特定家族的人物，不再依循傳統支配其生活方式，不再共享崇高的社會聲望。其中最明顯的證據就是家族譜牒的散失。我們可以判定，中古中國的舊族高門在整個唐代維持其權力，但是，他們在宋代已經消失無蹤了。

最後我們來說一說科舉。毫無疑問，科舉制是一項重大的創舉，大多數學人簡單地認為，科舉制的推行意味着賢才政治原則的登場，而事實上，曆史并不是這麼簡單。在唐代，每年通過明經科和進士科考試的士子，遠遠少于政府每年所需要的新官僚。在此之外，科舉登第的士子，隻是意味着取得任官的資格，并不能直接擔任官職，很多士子要在通過科舉考試之後等待數年才能任官。這種情況很難在官僚機構中培植出新興勢力。這樣，我們基本就可以認為，唐代的科舉制度引發了大族的邊緣化，但是真正實現大族的消亡，要等到宋代。當然我們必須再強調一下，這隻是本書作者的觀點。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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