告别建築工地後，超齡農民工該怎樣轉型，收入、養老如何保障，已經成為一道現實課題并引起決策層關注。

4月11日淩晨5點的馬駒橋商業街，找工作的農民工聚集在十字路口。 新京報記者 吳采倩 攝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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日結工市場總會醒得更早一些，淩晨5點，招工中介的吆喝聲是最響的鬧鐘。十字路口兩旁，聚滿了來“蹲活”的農民工。

60歲的姜興申也混在人群裡，花白的鬓角半掩在褪色的迷彩帽下。從泥瓦匠變成“給泥瓦匠打下手”，這個“候鳥”農民工漸漸懂得，年齡和工種，早已被用工市場暗自區分好價格。他渾身有膀子力氣，可以和同齡的老鄉們在工地做“小工”，幹點兒雜活。

但如今，“門檻”似乎更高了。一個月前，全國多地陸續發文，要求進一步規範建築施工企業用工年齡管理；相關建築工地明确不得招收“60周歲以上男性及50周歲以上女性”，并以人臉識别等技術手段來規範用工。

事實上，這些政策的出台是基于對超齡農民工群體安全的考量。以上海為例，公開資料顯示，2018年該市全年建築業安全生産事故造成死亡的人員裡，超過60歲的占比達到15%，而當時建築從業工人中，超過60歲的占比僅有1%。

告别建築工地後，像姜興申這樣的超齡農民工該怎樣轉型，收入、養老如何保障，已經成為一道現實課題并引起決策層關注。

在今年的全國“兩會”上，就有代表委員建議，将社保的社會統籌部分金額與繳納地解綁，支持更多靈活就業群體納入高保障的社保體系之内，同時，落實落細農村養老服務，積極開發村鎮公益性崗位，促進返鄉農民工社會參與、帶動增加收入，解除超齡農民工的後顧之憂。

老去的“候鳥”農民工

清晨，馬駒橋商業街，天未亮透，十字路口兩旁已經聚集了三四百人。他們是來找日結工作的農民工。紅綠燈規律地交替變換着，招工的中介急匆匆地穿梭在馬路兩邊。

“藥廠藥廠，男女都要，180（元）一天。”一輛白色的大巴車停在路邊，車燈照亮了斑馬線。話音剛落，招工的小夥便被圍了個裡三層外三層。一名頭發花白的農民工好不容易擠到前面，開口便問，“年齡有要求嗎？”小夥瞥了他一眼：“年紀太大了，不要。”

一位年輕的女工登記完信息，也問了相同的問題，“你們招工的年齡上限是多少？我媽行不行？”招工小夥問，“她多大年紀？”“60歲。”周圍傳來一陣低笑聲。

姜興申坐在不遠處的石墩上。他今年正好60歲，知道自己沒有機會，并沒有上前湊熱鬧。這天他4點多起床，從出租屋步行到馬駒橋商業街，正好趕上5點的招工高峰期。半個小時裡，他在十字路口來回走了好幾趟，偶爾跟别人搭讪幾句。

4月12日早上7點半，身穿迷彩服的姜興申和一些同樣在“蹲活”的人在馬路邊閑談。 新京報實習生湯賽坤 攝

這個來自吉林的農民像一隻候鳥。春種秋收，他記挂着老家那二十畝地的苞米和果樹，農閑時，則“飛”到全國各地，打打零工。年輕的時候，姜興申是一名泥瓦匠，砌牆抹灰，幹活麻利。後來年紀大了，他做“小工”，為泥瓦匠打下手。

“我想找個日結的活兒，每天掙200塊錢，工期不要太長。”姜興申嘀咕着，站了起來，往人群中擠去，加了中介的微信。眼下正是春耕時節，他想等着長春疫情過了，就回鄉種地。

一個小時後，載着五六十人的藥廠大巴開走了。人流在街面上鋪出一圈圈漣漪，圍攏着那些還在招工的中介。

沒過多久，穿着橙色工服的清潔工來了，揮着掃帚，在等待工作的人群中掃出一條流動的通道。十字路口兩旁等待的人越來越少，汽車發動機聲漸漸取代了吆喝交談聲。公交車緩緩停靠在路邊，車窗上貼着打盹兒的上班族。

朝陽升起，年輕人踩着共享單車一晃而過，周圍商鋪鐵門依次被拉開。十字路口兩旁，隻剩下稀稀拉拉的幾個人，衣着樸素，帽檐下是藏不住的白發。

七點二十分，姜興申看了眼手機，今天沒找到合适的工作，他決定回出租屋。剛巧老家的親戚打來視頻電話，問什麼時候回去種地。二人商議着，如果月底能回老家，就回去種地，如果還回不去，就請鄰居幫忙打理。

4月12日，姜興申在出租房内縫補衣物。 新京報實習生 湯賽坤 攝

從十字路口步行十來分鐘，穿過馬駒橋商業街，姜興申拐進了一條小巷子。陳舊的路面坑坑窪窪，上了年頭的低矮樓房和平房野蠻地長在兩旁，頭頂的電線交錯着切割天空。

進門後，姜興申脫下迷彩外套，戴上老花鏡，開始縫補衣服。今天沒活兒，他打算去呂福林家喝點兒小酒，走路幾分鐘就能到。去年春耕結束後，就是這位老鄉招呼他來外省打工。

呂福林今年61歲，黑發染了有段日子，根部又冒出一大截白茬。他笑着解釋，“我們這個年紀染發，不是圖好看，就想着找工作容易些。”

這個“家”更有東北味兒，窗上挂着大豆，牆上貼着年畫，桌上的塑料瓶裡插着路邊采來的紫丁香。呂福林支起一張桌子，端上剛蒸好的東北米飯，從冰箱裡拿出一根大蔥，蘸上醬，一口下去就是家鄉的味道。

4月12日，午飯過後，呂福林在出租屋裡用手機刷短視頻打發時間。 新京報實習生 湯賽坤 攝

開了一瓶二鍋頭，他們侃起走南闖北的故事。年輕的時候，呂福林在東北跑運輸，一趟能掙三四千元。後來，他又去哈爾濱待了近二十年，既種樹，也賣樹苗。2017年，他南下，開始跟着建築隊打零工。一晃三年，靠着踏實和誠信，呂福林在馬駒橋赢得了口碑，“人家覺得我這老頭兒，嘿，幹活還真行！”

姜興申接過話茬，聊起兩人當年安裝吊籃的經曆，那是他們幹過最累的活兒。吊籃由鋼絲繩、安全繩、配重、鋼梁等部分構成，通常由工人們将材料放入鐵槽，再用吊車運送到樓頂進行組裝，但有些小區吊車開不進去，需要人工搬到樓頂。他們曾雙手各提一塊50斤的配重塊，爬上27樓，15分鐘能跑完一個來回。

“沒想到吧，我們有這樣的力氣和耐心。”姜興申語調變高，帶着些許自豪。不過花甲之年的他，現在更多的是做做“小工”和綠化的活計。兩人的妻子也是如此，最近正做着垃圾分揀的工作。

“清退令”與“招工難”

跟姜興申一樣，李建國這天也沒等到合适的工作，但他沒有那麼擔憂。作為有技術的“大工”，他和其他瓦工、電焊工和抹灰工一起，每天聚集在馬駒橋商業街十字路口南邊。

如果不問年紀，很難相信李建國是個63歲的人，“這裡應該沒有比我更老的‘大工’了。”他戴着黑框眼鏡，身穿迷彩服和牛仔褲，和大多數同行一樣，挎着印有“安全生産”字樣的軍綠色帆布包，裡面裝着鏟子、錘子、尺子和切割機等工具。

4月12日中午，幾個沒有找到活兒的“大工”湊在一起閑聊。 新京報記者 吳采倩 攝

靠着砌牆抹灰的手藝，李建國供兒子念完大學。如今，兒子早已是某知名大學的教師，但他仍舊閑不住，總想着找點活兒幹，給孩子們減輕一下負擔。兩三年前，他開始出省務工，大部分時間都在工地做長期工，每天能掙四五百元。後來年紀超過了60歲，一些工地不要老齡工人，他才來零工市場找日結的工作。

上個月，一個熟識的包工頭找上了他，說有個建築工地需要砌牆的“大工”。他們三年前合作過，彼此信得過。李建國準備了核酸證明、健康碼和工商銀行卡，工地負責人卻臨時告知，“超過60歲的，不要了。”他也不惱，覺得憑借着好手藝，自己還是能在市場上找到活兒。

而在千裡之外的湖北襄陽，包工頭秦懷林正在為“招工難”發愁。按照他的經驗，建築工地的活又髒又累，工作時間長，年輕人都不大願意幹，而且他們預想的工資也比較高，工地往往開不起。

此前多年，願意接受這份工作的，基本都是中老年農民工。近年來，根據湖北省住建廳的相關文件要求，湖北多地出台政策，“禁止以任何形式招錄60周歲以上男性、50周歲以上女性進入施工現場從事建築施工作業。”

秦懷林明顯感覺到，這兩年工地的管理越來越規範，對年齡的要求也越來越嚴格：招到工人後，既要上傳身份證信息，出入工地還要進行人臉識别。不僅如此，一些企業還會隔幾天抽查現場工作人員的身份證，一旦發現超齡人員，立即予以辭退。

事實上，我國農民工老齡化問題正日益突出。根據國家統計局發布的《2020年農民工監測調查報告》顯示，2020年，我國農民工人口總量28560萬人，平均年齡為41.4歲，比上年提高0.6歲。從年齡結構看，50歲以上農民工所占比重為26.4%，比上年提高1.8個百分點，占比繼續提高。

據秦懷林觀察，目前在當地的建築行業中，很少有超過60歲的農民工，但老齡化趨勢仍十分明顯，80%左右的農民工都在50歲以上。在他的工地上，幾乎沒有“80後”的身影，基本都是“60後”和“70後”，“等這批人老了，年輕人又不願意做，以後的工作誰來幹？”

“超齡”的風險

截至目前，全國已有多地發布明文政策，進一步規範建築施工企業的用工年齡管理。“建築工地是超齡農民工安全事故的高發易發區域”，這是部分“建築業清退令”中提到的政策出台原因。

而這類政策的推出，是基于相關數據的支撐：2018年，上海全年建築業安全生産事故造成死亡的人員裡，超過60歲的占比達到15%，而當時建築從業工人中，超過60歲的占比僅為1%。

在刷短視頻時，姜興申也看到了關于“清退令”的新聞，對于這一政策，他表示理解。在他看來，很多60歲以上的老年人都有心腦血管疾病，從事強度太大的工作容易發生意外，用人單位也會相應承擔更大的風險。“以前我們工地有人出了意外，至少得賠二三十萬，小老闆一年也就掙一二十萬，賠不起。”

出于安全考慮，秦懷林在招工時也格外小心，“患病的，超齡的，我們肯定不敢用。萬一出了什麼意外，我這幾年就是在給他打工。”他說，除了規定之外，年紀太大的農民工也不好購買意外保險，特别是高空作業的工種，“保險公司不肯賣。”

一位“大工”正在清點自己的工具。 新京報記者 吳采倩 攝

另一方面，一旦發生意外，超齡農民工維權也不易。

“現在隻要超過退休年齡，國家的政策就是不予确認勞動關系。”據律師陳星介紹，目前國家規定的退休年齡，一般是指男性年滿六十周歲、女性年滿五十周歲，同時還需要連續工齡滿十年。

陳星所在的北京緻誠農民工法律援助與研究中心成立于2005年，是我國第一家以社會專職律師為主體的專門農民工法律援助機構。從業16年，陳星也一直在跟農民工打交道，包括刑事辯護，解決工傷勞動争議、建築勞務糾紛等。

在陳星看來，建築業本身就是風險系數較高的行業，如果超齡農民工在工地上發生意外，應由用工主體來承擔工傷賠償責任，但依據哪些條例進行認證，仍存在争議——有些判決依據《工傷保險條例》，有些判決則依據《民法典》侵權責任編、《最高人民法院關于審理人身損害賠償案件适用法律若幹問題的解釋》。

“兩者适用的區别在于，前者的賠償不講究過錯，後者需要考慮農民工是否存在過錯。”陳星進一步解釋道，假設一位農民工在工地發生意外，按照工傷條例賠償，雇主應承擔100%的責任；但如果按照人身損害賠償的規定，還得考慮農民工是否存在過錯，例如有沒有戴安全帽、系安全繩等，“可能雇主承擔80%的責任，農民工承擔20%的責任。”

不僅如此，超齡農民工如果發生意外，他們能拿到的賠償也相對較少。陳星舉例道，“以人身損害賠償途徑來說，如果60歲以下的農民工因工作受害死亡，會按照他20年的收入進行賠償；如果他的年齡超過60歲，則會按照超過一歲減一年的收入标準進行賠償。”

但同時，陳星表示，建築工地發生事故的概率高低，也不能隻看從業人員的年齡大小。在他代理的工傷案件中，有一部分是由于新手不熟練而造成的受傷。因此，在他看來，提高工地安全性，不一定非得清退超齡農民工，還可以通過加強安全保障、規範相關管理措施，以及引導他們轉型到安全系數更高的服務性、輔助型崗位，進行精細化管理。同時，清退工作也要做好困難幫扶，加強低保覆蓋面。

在與超齡農民工打交道時，陳星時常想起自己七十多歲的母親。他的母親除了在老家種地以外，還會幫一些小作坊加工鞋墊，去年因脊椎骨折才放棄這份工作。“我母親雖然年紀大了，手頭也不緊張，但就是想通過勞動體現自己的價值，社會也應該給這些老年人工作的機會。”

探索轉型之路

傍晚，日頭從街道的另一端落去，馬駒橋商業街的十字路口再次熱鬧了起來。前來招工的中介吆喝着，“夜班夜班，210（元）一晚。”

58歲的楊朝山倚着路邊的防護欄，不時往兩邊看去。他身上軍綠色的外套慢慢融進夜色，醒目的油漆點爬滿鞋子和褲腳。這個鐘點的應聘者比清晨要少很多，“有活就幹，能掙就掙。”

4月12日傍晚，楊朝山來到馬駒橋商業街，希望能找到一份晚班的工作。 新京報實習生 湯賽坤 攝

30歲那年，這位來自河南的農民意外受傷，視力受損，農閑之餘，隻能幹幹“小工”、綠化、保安等雜活。他算了一下，按照國家政策，滿60歲後，自己每個月能領到100多元的養老金。不過他閑不住，希望能多賺點兒錢，幫襯一下做小買賣的二兒子。

楊朝山這群農民工的養老問題，也是北京大學經濟學教授趙耀輝的研究課題之一。她是中國健康與養老追蹤調查（CHARLS）項目組負責人，後者是由北京大學國家發展研究院主持的一個大型跨學科調查項目，旨在收集代表中國45歲及以上中老年人家庭和個人的高質量微觀數據，用以分析我國人口老齡化問題，推動應對政策的拟定。自2011年以來，該項目的全國基線調查已覆蓋150個縣級單位、450個村級單位。

CHARLS項目調查發現，根據2018年數據，在我國50歲以上人群中，城鎮居民的退休率為63.4%，農村居民為31.1%。在養老保險方面，約76.9%的城鎮居民有職工養老金，其中政府養老金中位數為每月4000元，企業養老金中位數為每月2500元；而在農村，可以享受該養老金的比例隻有6.3%。82.2%的農村居民有居民養老金，其中絕大部分是新型農村社會養老保險，中位數金額為每月100元。

據趙耀輝觀察，像楊朝山這樣的候鳥型農民工，在上世紀90年代很常見，而如今更多的是在城市專職打工的農民工。随着中國産業的轉型，制造業比例下降，服務業比例上升，更多年輕的農民工選擇進入快遞和外賣等服務行業，留在建築業等傳統行業的農民工呈現老齡化的特征。

在趙耀輝看來，“清退令”會給其中一些技術型超齡農民工帶來影響。她舉例道，有些農民工幹了一輩子砌牆抹灰的工作，如果轉到一個新的行業，可能他們并不具備新行業所需的技能，“某種程度上，這也是對人力資源的一種浪費，同時提高了企業的用人成本。”

趙耀輝認為，從生理上來講，随着人類壽命的延長，對老年人的定義已經發生變化，現在很多六七十歲的人仍然精力充沛。因此，她建議，政府可以促進用人單位改進安全管理工作，增加更多針對超齡農民工的保護性措施。

同時，在今年的全國“兩會”上，有代表委員建議，将社保的社會統籌部分金額與繳納地解綁，企業與個人繳納費用均納入社保權益轉移接續範圍，實現“錢随人走”，以支持更多靈活就業群體納入高保障的社保體系之内。另一方面，要落實落細農村養老服務，積極開發村鎮公益性崗位，促進返鄉農民工社會參與、帶動增加收入，解除超齡農民工的後顧之憂。

眼下，姜興申和呂福林也有自己的盤算。半瓶二鍋頭下肚，老哥倆聊起了未來的計劃。姜興申想先趁着春耕回趟老家，等到冬天再出來找活兒，呂福林則計劃月底去内蒙古種樹，重拾“老本行”。

“再幹幾年，等到65歲，我就打算歇了，回老家趕大集。”抿了一口酒，呂福林說道。

（應受訪對象要求，文中李建國為化名）

新京報記者 | 吳采倩

實習生 | 湯賽坤 周婕妤

編輯 | 李彬彬

校對 | 吳興發 薛京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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