汪向明腦死亡後，家人代他捐出了一肝兩腎；

他的肝受體是一個56歲的基層醫生，手術之後，這個醫生終于結束了長達十年的病痛折磨；

他的其中一個腎，移植給了一個40歲的女會計，因為腎功能衰竭，這個女人至今也沒能要上孩子；

還有一個腎，移植給了一個來自祖國寶島台灣的40歲男人，帶着汪向明寶貴的器官，這個人已經提前出院飛去了台灣。

——捐獻者與重生者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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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采訪這次器官捐獻之前，我和很多人一樣，對器官捐獻所知不多。

器官捐獻，在我此前的認知裡，離我實在太過遙遠，我既不需要移植器官，也沒想過要捐獻，而那些新聞裡報道的捐獻者，神聖偉大，應該是教科書裡出現的人物。

采訪的初衷，是因為高敏，高敏是深圳紅十字會的器官捐獻協調員，在廣東非常有名，她是中國最早從事器官捐獻協調工作的，至今已有近二十年。10月16日，通過深圳紅十字會，我聯系到了高敏，我們的采訪時間始終無法敲定，因為不知道下一個捐獻者，會在什麼時間出現。

▲器官捐獻協調員 高敏

2018年10月29日淩晨1點，我接到高敏的電話，她說自己正趕往廣州醫科大學附屬第五醫院，淩晨六點，那裡會有一台器官捐獻手術。不敢再睡，我立即開始着手相關采訪準備工作，淩晨五點，我打車前往醫院，内心非常複雜，因為第一次，我要見證一個人的死亡，雖然同時也有人會因為他，而獲得重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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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個生命消失了

淩晨五點半，我抵達廣州醫科大學附屬第五醫院，電梯直上七樓，電梯門剛一打開，我就聽到隐隐的啜泣聲，在ICU門口，捐獻者汪向明的父親、妻子，還有兩個弟弟已早早等候在那裡，而高敏，正不斷俯身安慰着他們。

汪向明腦死亡的時候，才39歲。

汪向明在老家是鎮裡的貧困戶，妻子因為身體原因，一直到近幾年才要了一個女兒，現在才3歲，他的父親在2017年的年底，從高空墜落，受傷嚴重，到現在腳上打着鋼闆，走路得依靠拐杖，而汪向明的母親，精神有些問題，早在2007年時就離開了家，去向不明。這個貧困的家庭一直在面對傷痛離别，而這一次，他們又要送走汪向明了。

2018年10月29日淩晨五點五十分，ICU的門緩緩打開，醫護人員推着汪向明出來了，一直盯着門口的家人都站了起來，父親拄着拐杖，哭着急急想要迎上去，被高敏一把扶住了，妻子捂着嘴，竭力不讓哭聲太大，兩個弟弟眼眶含淚，有些恍惚地注視着躺着的汪向明，在這一刻，他們依然無法接受汪向明就要離開了。

本來，我準備了很多問題想要問問這家人，但是這一刻，我一個字也問不出來，即便是不得不對着他們拍照，也覺得心有愧疚。

2018年10月23日，醫生告知汪向明的家人，汪向明已經腦死亡了，全家人在悲傷之中集體做出一個驚人的決定：除了遺體，願意捐獻出汪向明所有可用的器官！

對于汪向明的家人來說，做出捐獻器官的決定，過程艱難且痛苦。

老家的長輩們是堅決不同意的，在他們看來，汪向明遠在異鄉去世，已經令人難過，現在還不能“完整”回鄉，入土為安，實在太過殘忍。面對老人們的指責，汪向明的妻子也幾經猶豫，說服了父親，說服了另外兩個姐姐，但卻無法說服自己的心。

10月23日晚，汪向明的妻子給深圳紅十字會器官捐獻協調員高敏打了電話，電話中她遲疑不定，她說：“我這麼做，是不是心太硬了？”然而腦死亡除了臨床判定外，還有嚴格的腦血流圖和腦電圖測定，高敏非常理解家人的内心，從無法接受到接受，是一個漫長而悲傷的過程。

高敏趕到了廣州醫院，汪向明的妻子遲疑了：“我還想搶救，萬一他又醒過來了呢？”

10月24日晚，高敏又接到了電話，這位妻子說：“你再回來吧，我們想通了。”

10月25日上午，高敏欲動身前往廣州，電話又來了，妻子說：“你要過來嗎？我還想再想想。”

下午，終于妻子在電話裡說：“你過來吧，醫生跟我講了，救不回他了，要不救其他的人吧。”

10月25日晚間，高敏再一次跑到醫院，手續辦理順利，汪向明的家人在器官捐獻同意書上簽下了字。

從無法相信，到艱難接受，再到意向捐獻，猶豫不定，内心痛苦掙紮，最後下定決心……這其中的灼心之痛，除了當事者，别人永遠無從體會。

中山大學附屬第一醫院獲取組織（OPO）的專家再一次進行了腦死亡鑒定評估，因為搶救的時候經過心肺按壓，後來又長時間依靠藥物和呼吸機維持，汪向明的眼角膜和心髒都不适合移植，而一肝兩腎則順利經過電腦分配，找到了合适的受體。

汪向明的弟弟說：“後悔吧，難免會有一點點，但是他這麼年輕，能在這個世界上多救一個，是一個。”

這恐怕是我聽過最有血有肉的回答，畢竟骨肉至親，于心難忍，但是他們更想在不得已的時候，能夠盡最大可能救下更多的人，弟弟說，想到哥哥的一部分生命，會以另一種形式活下來，會覺得心中有個念想，他還說，哥哥離開了，但他能讓更多的家庭變得幸福，這就是安慰。

醫護人員将汪向明的遺體推出了ICU，前往手術室。家人一直護送他到了手術室門口，看着手術室關上了門，這一關，即為生死之隔。

淩晨六點整，手術正式開始。

手術室内，高敏對手術台上的汪向明說：“在此我代表深圳紅十字會、廣州紅十字會、還有廣州醫科大學附屬第五醫院、中山大學附屬第一醫院全體的醫護人員，以及未來因為您的無私奉獻，重獲新生的人，向您表示崇高的敬意。”

全體醫護人員對着手術台上的汪向明集體默哀緻敬三分鐘，并深深鞠躬。

整個器官獲取過程很順利，汪向明的一肝兩腎經過中國器官捐獻計算機分配系統分配了，三個器官受體的移植手術也将馬上開始。

▲家人對棺中的汪向明遺體做最後的告别，老父親最後一次為兒子整理衣服，他摸着汪向明的臉說：“聽爸爸的話，要聽爸爸的話……”

▲汪向明年僅三歲的可愛女兒，她還不知道爸爸已經離開了，現在由外婆在老家帶着，隻是每天都會打電話問媽媽：“爸爸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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他讓三個人獲得了重生

2018年11月7日，除了已經出院去到台灣的腎受體，還在醫院的肝受體和另一個腎受體，都通過語音的形式，對汪向明的家人表達了内心的由衷感謝。

（語音已加入文章開始的視頻中。如果汪向明的家人能聽到，但願能給你們的心中帶去一絲溫暖，至少，這意味着汪向明沒有真正死去，他的一部分生命正以另一種形式，在這個世界的某個角落得以延續。）

因為器官捐獻的雙盲制度，在我的這次采訪中，三個受捐者是匿名的。

▲肝髒受捐者

移植了汪向明肝髒的基層醫生，病了十多年，一直到2018年，他的身體快撐不下去了，一直擔心會等不到器官，甚至都交待了自己的後事，現在手術順利，恢複良好，再過幾天他就能出院了，他說，再休養一段時間，就要回到醫院繼續上班了，他有兩個六七歲的孩子，以後一家人可以好好在一起了。

▲其中一個腎髒受捐者

移植了其中一個腎髒的女人，在手術前，已經有一年沒辦法正常工作了，每個星期有四天要做透析，過程中有時血壓會低，會心衰，幾度危及生命，她說那個時候覺得日子總在痛苦中循環，看不到希望，現在得到了這個寶貴的器官，以後一定要好好生活，要出去走一走，因為透析的時候，什麼地方都去不了。

受捐者都迫切地想要知道捐獻者的信息，因為這來之不易的救命器官，對于他們而言，拯救的不僅止一條人命，而是一個家庭，他們說：“希望他（捐獻者）的家人一定要好好的生活下去。”

而捐獻者汪向明的家人則說：“我隻希望他們（受捐者）要平平安安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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你有試過等待器官的焦灼嗎

在中山大學第一附屬醫院，我采訪到了汪向明器官捐獻手術的主刀醫生焦興元教授。

焦興元教授是中山大學附屬第一醫院器官移植三區的主任，原衛生部副部長黃潔夫是他的導師，廣東最早的器官捐獻工作，就是焦興元和同事們一起開展起來的。現在讓焦興元最為焦慮的，是中國的器官短缺仍然嚴重。

▲廣州器官移植三區主任 焦興元

焦興元提到此前廣州雅居樂一個老闆，他的老婆肝功能衰竭，始終沒能等到肝源，最後去世了，但最令人扼腕的是，就在她死去的第二天早上，醫院就找到了一個肝源。

器官移植和别的病不太一樣，很多病人等不了，如果你想跑到歐盟去找器官，就更無可能，器官分配是計算機分配和區域優先原則，他們首先會給本國人，其次歐盟區域，中國人是不可能在國外拿到器官的，沒有器官，就算再有錢的病人，也隻能眼睜睜看着自己一步步走向死亡。

中國的器官缺口到了什麼程度呢？

焦興元說，到2018年，一百萬個人裡，隻有4個人捐獻器官，

以肝移植為例，30個人排隊等待，最終隻有一個人能等到器官，

而腎移植中，150個人排隊，隻有一個人能夠等到器官，

更多的肝功能衰竭病人，都在漫長而痛苦的等待中，死去了。

當然，能夠排得上隊的這些病人，都還必須是經濟條件尚可者，畢竟，器官移植費用不低，在廣州，肝移植需要50萬，腎移植30萬，肝腎移植都隻有一小部分被納入了醫保。

在2011年以前，中國使用死刑犯器官作為移植的主要來源，直到2011年3月，時任中國衛生部副部長黃潔夫表示，中國開始啟動人體器官捐獻試點工作。2015年，中國器官捐獻與移植管理委員會主任委員黃潔夫教授在昆明召開的中國OPO聯盟研讨會上宣布：“從2015年1月1日起，中國全面停止使用非自願死囚器官，自願捐獻成為器官移植唯一渠道。”

公民身後器官捐獻，這在幾千年來信奉“入土為安”的中國人心裡，幾乎是不可觸碰的禁區，很多人覺得隻有“完整”才能入土為安，即便土葬改為火葬後，這種思想仍然難以逾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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大量的可用器官被浪費

中國現在普遍采用的死亡标準是腦心雙死亡标準，民衆廣泛接受的就是腦死亡後，心跳也停止了，才視為死亡，很多人無法接受心髒還在跳動的時候，就簽下器官捐獻同意書。但是腦心雙死亡标準有一個不足，就是等心髒停跳以後，肝腎器官因熱缺血時間過久，導緻器官質量不行。

除此，潛在器官捐獻者家屬的猶疑，也直接導緻了大量器官移植的失敗。

深圳一個22歲的大學男生，坐摩托車的時候急刹車摔倒了，因為沒戴頭盔，把後腦勺摔碎了，他的媽媽把電話打到了器官捐獻協調員高敏那裡，詢問了捐獻的相關事宜，但是一連好幾天，高敏每次和媽媽聯系的時候，她都說要再商量商量，高敏非常理解老人家的心，但沒兩天，當這位媽媽打電話說同意捐獻的時候，醫院已經宣布男生死亡了，長時間的缺血缺氧，肝功能衰竭，已經沒辦法再捐獻了。

2016年，一個妻子煤氣中毒送去了醫院，因為她生前曾說過死後要捐獻器官，老公為了完成她的願望，聯系了高敏，就在高敏趕往當地途中，電話再度打來，這位妻子心髒停跳了，她所在的是基層醫院，沒有很好的器官維護，器官不能再捐獻了，她的老公很傷心，說：“我不光把她弄丢了，現在連她的遺願也沒能幫她實現。”

在焦興元看來，公民身後器官捐獻供體大多在基層醫院，但這些醫院要麼是小醫院，要麼在邊遠山區，死亡主要原因有腦外傷和腦出血，一個供體即使出現了，在他們看來就隻是個病人，不會有意識去做好器官捐獻工作，也不會做器官的維護，更沒有資質去完成器官移植手術，這也導緻了很多可用器官的浪費。

截至2018年9月9日，我國公民器官捐獻志願登記人數達614608人，實現捐獻19380例，捐獻器官54956個，這個數據在中國龐大的人口基數之下，占比極微。

像汪向明這樣的無私捐獻者，終究隻是極少數。

▲器官捐獻者 汪向明

生病并不可怕，每個人都會遇到。

但當病情發展到需要移植器官，但卻沒有器官時，才是最可怕的。

事實上，器官捐獻和我們每一個人都息息相關，

隻是大多數中國人都沒有器官捐獻的意識，

沒有等待過器官的人，無法理解等待器官的絕望焦灼，

那麼，

如果是你，你願意身後捐獻器官嗎？

你願意身後捐獻器官嗎？ 單選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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A、我願意死後捐獻器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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B、我不願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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C、我很猶豫，需要再想想

投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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緻敬：器官捐獻者汪向明先生！

特别鳴謝：

捐獻者汪向明及其家人

三位受捐者及其家人

深圳紅十字會

廣州紅十字會

廣州醫科大學附屬第五醫院

中山大學第一附屬醫院

深圳紅十字會器官協調員 高敏

廣州器官移植三區主任 焦興元

非常感謝以上單位和個人對本次采訪的大力支持配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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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期故事制作團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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