思無邪：《詩經》中的千古戀歌

文/文吉兒

子曰：“詩三百，一言以蔽之，曰：思無邪。”《詩經》，我國現存最古老的詩歌總集，中華民族文學的光輝起點，在後人不斷地注疏解诂之中，已經被研究了兩千多年。《詩經》各題材之中，尤以愛情詩占多，它們是古代中國社會的婚戀生活縮影，也是對生命情感的贊美讴歌，深刻體現了先民對人性本真的尊重與追求，如果沒有這些愛情詩的存在，想必其華彩将會損失甚重。

浩瀚書海，《詩經》以其豐厚的思想價值和獨特的藝術價值，向後世昭示了文學的巨大能量和美的永久延續。今取《詩經》三則，寄望一窺古人愛情觀念，折射今人思想變遷。以文學觀自性，以美學映時代，關照古今之流變，剖析人道之本元。

《鄭風·子衿》

青青子衿，悠悠我心。縱我不往，子甯不嗣音？

青青子佩，悠悠我思。縱我不往，子甯不來？

挑兮達兮，在城阙兮。一日不見，如三月兮！

《詩經》從來不是束之高閣的晦澀文獻，而是時至今日仍會在人群中聽到的歌謠。從“關關雎鸠，在河之洲”到“蒹葭蒼蒼，白露為霜”再到“青青子衿，悠悠我心”，幾乎沒有哪一個民族像中華民族這樣幸運，今之國民大衆可以随口念出兩千年前的歌謠。不得不說，這正是文化的有序傳承帶給人類的寶貴财富。

開篇首句“青青子衿，悠悠我心”，以小見大，從顯現的細微處着手，以烘托内藏的深厚情感，這種對細節的追求是中國古代詩歌的鮮明性标志之一。直到一千多年後，唐朝人仍然在寫着“看朱成碧思紛紛，憔悴支離為憶君。不信比來長下淚，開箱驗取石榴裙。”平凡的事物一旦擁有了情緒的注入，再佐以文字的形式表現出來，便形成了詩化的意象。

處于愛情中的人們，似乎對時間和距離格外敏感。意大利詩人但丁說：“三步之遠，如隔滄海。”我們的先民說：“一日不見，如三月兮。”也許前一天才見過面，但今日沒有等到情人如期赴約，便踟蹰于城阙，左思右想，心中難安。從高處望去，那青青草地也幻化如情人的青色衣襟一般，親切感油然而生。“記得綠羅裙，處處憐芳草。”相似的古今通感，隻源于人們對愛情的熱烈憧憬從未改變。

更值得一提的是，縱觀全詩大幅的心理描寫，皆是女子口吻去叙述對愛情的期盼、癡纏、嗔怨。這種大膽的女性情感表達，雖然在《詩經》其他篇幅亦有之，但是放在整個古代文學史中去看，則是萬分彌足珍貴。

《鄭風·野有蔓草》

野有蔓草，零露漙兮。有美一人，清揚婉兮。邂逅相遇，适我願兮。

野有蔓草，零露瀼瀼。有美一人，婉如清揚。邂逅相遇，與子偕臧。

不論古今中外，文學藝術都與民族性格密切相關，所以，我們才能夠從文學中觀察剖析家國命運和社會思潮。一般來說，代表西方文明的古代史詩，往往講述的是神的故事；中華民族的先民講的卻是人的生活，而且不是英雄，就是最普通的蒼生百姓。

饑者歌其食，勞者歌其事，愛者歌其情，一部《詩經》就是一幅真實生動的古代生活畫卷。《毛詩序》言：“在心為志，發言為聲，情動于中而行于言，言之不足，故嗟歎之，嗟歎之不足，故永歌之……”詩歌是心靈的回音，缺乏詩歌的民族文化是枯燥而匮乏的。

在《詩經》傳唱之初，周禮初成，那一套封建禮教還沒有将人的思想完全禁锢，大多數愛情詩表現得仍是奔放自由的主題。全詩二章，寫景、寫人、寫情，兩兩為句，自然工整。“野有蔓草，零露漙兮”是非常典型的興之手法，先抑後揚，先言他物以引起所詠之詞，這種含蓄的寫作手法對後世的影響十分深遠，可以說，奠定了中國詩歌甚至文學的整體基調。

仲春之月，草木豐美，露華濃重，彼時戰争的頻繁令人們更加珍惜相逢的喜悅。率真而赤誠的年華，情愛大于倫理的環境，愛情也如野草般瘋狂滋生，不經意地一瞥中，美人飄然而至，帶來了人生最大的驚喜。“邂逅相遇，與子偕臧。”情發乎天然，無須繁文缛節，隻要兩相歡好，便攜手隐沒在了草叢深處。人之欲的自然流露，性靈的本真追求，凝結在短短的篇幅裡，透過時光的濾鏡，依然風情搖曳。

實際上，對于美的追求，古今并無二緻。未經禮教桎梏的人性自然，依然是令人心動的原初。情感中，如何擺脫鐐铐、回歸真實，或許我們需要向《詩經》溯源這種早已被遺忘的精神自由。

《周南·桃夭》

桃之夭夭，灼灼其華。之子于歸，宜其室家。

桃之夭夭，有蕡其實。之子于歸，宜其家室。

桃之夭夭，其葉蓁蓁。之子于歸，宜其家人。

愛情是人類的永恒追求，而婚姻是人類賦予愛情的穩定歸宿。“桃之夭夭，灼灼其華。”這一千古名句引出的正是一幅古代社會男女婚戀圖卷。

桃花在中國文學意象中象征着愛與美。美人之面貌，各處皆有所比，桃花面、柳葉眉、杏仁眼，櫻桃口，天生尤物當取乎天然。唐崔護詩曰：“去年今日此門中，人面桃花相映紅。人面不知何處去，桃花依舊笑春風。”則在前人基礎上，再一次加固了這種文學意象。

《桃夭》是一首非常明豔的小詩，《詩經》中的“賦比興”同樣在這首詩歌中有所體現。要知道，《詩經》中的文字并不是簡單的意象羅列，而是具備相當嚴謹的系統性和結構性，其中，“賦”不僅是簡單的排比，而是暗含着層次關系。從“華”（花）到“實”（果）再到“蓁”（葉），實質上是表達的逐層遞進，描述了一個桃花般美麗的少女從戀愛到婚姻的動态發展過程。同時，這也反映了古人的思想觀念中對一個女子的期許，從“灼灼其華”的目觀之美到“宜其家人”的盡善之美，這是人文思想在美學意義上的具體映射。

此外，從這首詩中也不難看出，《詩經》的美不僅表現在文字，而且美在音韻。在過去，《詩經》中的歌謠皆入樂，其“風”“雅”“頌”分類方式也是按照音樂屬性不同而論。詩歌是用來唱誦的，自然需要朗朗上口，“夭夭”“灼灼”“其實”“其華”，讀起來自然可以感到文字在口腔中跳動的韻律。大膽猜想，秦朝焚書，《詩經》卻依靠口耳相傳得以保存下來，除了文字之美，大概也得益于其音韻利于流傳的特性。

《詩經》之美，從來不曾隐匿于曆史帷幔之後，它的真實、溫厚、浪漫、自由，遠遠超越時空的局限，是一直以來存刻在中國人骨子裡的文化基因。如問中華文學之燦爛華美的根本因由，或許可以借用一句：“問渠那得清如許，為有源頭活水來。”《詩經》美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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