作者：張靖華，複旦大學曆史地理研究所曆史學博士、安徽建築大學教師

傳統的史學觀點，容易給人造成一種印象，認為明朝初年的吏治非常嚴酷，然而對人民還算輕松。從移民史學的研究視角來看，可以證明這是深刻的誤解。衆所周知，明代初期是大移民的時代，朱元璋把人民從這裡遷移到那裡，從那裡遷移到這裡，被稱之為“洪武趕散”，“洪武趕散”中的移民活動雖然可以看作是對元末戰後生産的恢複和重建，但從其本質上說，是在用行政力量，強制破壞原有的社會結構，從而對新社會進行控制。

由于這個過程毫無任何自由而言，因此移民者們所流傳的記憶，基本都帶有被強迫、被傷害的痕迹。趕散的初期，如何采用強制和欺騙手段，在北方文獻中較為常見，江西中部的一些家譜中，也記載到移民之初，人民四散逃離，“青年凡十六而精明者，紛紛自擇荒地而拓”。而趕散過程中形成的“解手”之類傳說，人們早已耳熟能詳。“趕散”到目的地後，情況又如何呢？從巢湖北岸江西瓦屑壩及其同一時期形成的村落，可以增進人們對這一問題的直接認識：

圖1，劉氏三兄弟村莊分布圖

移民親屬被強制拆離

巢湖地區的移民者，若為兄弟數人，則一般分布在不同區域。這種情況顯系刻意造成，因為任何人在去往他鄉定居，一定願與親人在一起，而不願分開。巢湖流域許多傳說描述了親人被拆散前的種種細節，如合肥城南有“圓鑼王”村，傳說兄弟三個人被分開時，敲碎一口鑼，約定以後憑鑼相認；長臨河有“打鍋牛”的傳說，也是牛姓兄弟将鍋打碎，未來以此為證；丁家橋村的“五梅丁氏”，傳說是丁氏五兄弟遷來前，為祈求不被分離，插了五枝梅花在地禱告，因此得名。

另外，江西紫溪遷來的劉氏三兄弟——劉壽大、劉壽二、劉壽三，他們的村莊分布在長臨河、黃麓鎮兩個區域内，被山區分隔，形成一個等腰三角形（圖1），也能說明問題。最極端的例子，連夫妻二人也被拆散，如黃麓鎮的張家疃始祖張元一，就和妻子分開，到了巢南，今雞啼河邊。兩人死後，各建了一個墳，叫爺爺墳、奶奶墳，二墳隔湖相對。後人解釋說，二人不和，所以導緻分離，顯然隻是一種想象。

圖2 長臨河的聚落分布線

移民被牢牢的固定在土地上

親人被拆離之後，接下來的生活是否就自由了？長臨河鎮的瓦屑壩移民村落提供了反向的例子。

首先，所有移民村落都強制登記，并統一以移民的姓名命名。如王信一、王道三、梅壽二等等，多達幾十個。登記的載體是戶貼，現存實物上，可以看到朱元璋用赤裸裸的威脅性語言，描述如何用軍隊強迫人民完成這一過程：“我這大軍如今不出征了, 都教去各州縣裡，下着地裡去點戶比勘合, 比着的便是好百姓, 比不着的, 便來做軍。比到其間有司官吏隐瞞了的, 将那有司官吏處斬。百姓們躲避了的, 依律要了罪過, 來做軍。”完成了戶貼登記之後，村落被安排在一條條直線上，彼此距離均等，直線和直線形成交叉或方塊形區域，對于這一現象，當地人稱之為“插草為标”（圖2）。由于不能自由選擇居住點，村落發展很不平衡。如果直線上的村落僥幸分布于富饒之處（如羅勝四村），則發展龐大，在山崗等處，則資源貧瘠，人口稀少（如朱龍七、羅榮八村），甚至逃亡殆盡（如劉伏二村）。

雖然族譜記載始祖的遷移，都說“愛其山水之美”，遂蔔居于此，實際上田園詩般的文字無法掩蓋曆史的真實。到了清代中期，長臨河當地的學者梅崑已經發現這一問題，面對移民村落資源和人口的巨大差異，不由的發出“迄今五百餘年，予族寥寥，而吳姓繁衍不啻數十倍，何盛衰若此”的曆史感歎。

圖3，長臨河移民聚落線上江西（綠色）和皖南（紅色）的相互穿插

瓦屑壩與其他移民彼此監控

從長臨河南部瓦屑壩移民村落的起源資料，會發現非常明顯的彼此監控現象。上文提到玉帶河兩側地區，分布有兩條長約數華裡的聚落分布直線。線上的村落分布均衡，搜集他們的族譜和口述材料，會發現，他們按A-B-A-B的模式排列，即，如果A村莊是江西瓦屑壩移民，那麼它旁邊的兩個村莊一定是皖南（宣城、徽州等地）移民。反之也同（表1）。這種模式，顯然是故意讓來自不同區域的移民互相穿插、相互監視、防止抱團使然（圖3）。雖然這種現象隻存在于長臨河南部十幾個村莊的兩條聚落線（中間還有一個改名後逃離的六家畈村），但聯系上文，相信在當時，絕非孤例。

對于這一問題的起因，雍正帝在《大義覺迷錄》曾有過分析，他認為剝去正史的修飾，朱元璋其實是一個江淮的流民，受元末總體性的社會環境影響，同時害怕曆史重演，時時刻刻都以防範人民為中心（朕讀洪武寶訓，見明太祖時時以防民防邊為念。蓋明太祖本以元末奸民起事，恐人襲其故智，故汲汲以防民奸；其威德不足以撫有蒙古之衆，故兢兢以防邊患）。雖然他的話是為清朝的統治秩序作辯護，但所處的視角和常人不同。處于封建統治機構的頂層，雍正的話簡單明了，但精準的切中問題要害。

通過以上分析，我們可以認識，從本質上說：流傳于南方地區的“瓦屑壩”移民傳說，和同時期的“珠玑巷”、“江蘇句容”、“筷子街”還有北方“大槐樹”一樣，都是元明交替時期，一種非常痛苦的社會記憶。

被抓捕的，強制遷移的人民，在通過瓦屑壩遷往江淮的過程中，他們最初面臨的生活，相對在元朝所承受的痛苦，應該同樣令其記憶深刻。在這一過程中，移民的對故鄉的思念，對這段曆史的共同追憶，以一種非常隐晦的方式，通過代代相傳的記憶符号，保存在後世的記憶裡。

其實，将“瓦屑壩”的符号擴展開看，這種痛苦記憶是全方位的，社會性的，不留死角的。朱元璋渴望衣錦還鄉，《明實錄》卻記載他在鳳陽的寝宮，神經過敏，夜夜聽到刀兵之聲，最後不得不放棄中都。在瓦屑壩當地，現在還有個高家村，是饒州守禦千戶高搢的後代，高搢原籍江淮，從明太祖定鼎後，定居京城水西門，後來朱元璋讓他到饒州組織移民，高搢從此未再回家。我和高搢後代聊天時，經曆了六百多年之久，他們還在問我：南京的水西門，現在還在那裡嗎？

那種念念不忘的表情，至今讓人難以忘懷。

注：瓦屑壩在今上饒市鄱陽縣蓮湖鄉瓦屑壩村，曾名瓦燮坽。

——本文觀點材料部分選取自張靖華《明初以來巢湖北岸的聚落與空間》2019年7月出版。

最憶是巢州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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