西方大學教育發展曆程的認識?作者：楚豔紅（中國人民大學校史館副館長、原校史研究室主任），下面我們就來聊聊關于西方大學教育發展曆程的認識?接下來我們就一起去了解一下吧!

西方大學教育發展曆程的認識

作者：楚豔紅（中國人民大學校史館副館長、原校史研究室主任）

近年來，在世界各國都在競相從國家高度推出各種戰略用以建設“世界一流”大學之際，我國在已有的“211工程”“985工程”等國家高等教育領域的重大工程之後，于2015年由國務院印發了《統籌推進世界一流大學和一流學科建設總體方案》，《方案》以“中國特色，世界一流”為核心要求，繼此于2017年和2021年先後兩次公布了“雙一流”學科名單。由此，如何堅持“中國特色”、建設“世界一流”成為中國大學最核心、最熱點和最首要的命題。關于“世界一流”大學的标準問題，并非一篇論文能夠闡釋清楚。本文主要從哲學視角簡要梳理和回顧西方大學在幾個重要節點的曆史發展特征出發，希望能為“世界一流”大學的标準問題，提供一個理解的背景和框架。如果說，“現代化不是單選題。曆史條件的多樣性，決定了各國選擇發展道路的多樣性”，那麼，“世界一流”大學的發展道路，也不是單選題，西方大學自身也是遵循着多樣化、差異化的發展道路。

一、關于“大學是什麼”的争論從來沒有停止過

在大學是什麼這一問題上，不同時期、不同國家的不同人從自身的時代背景和文化背景出發，對這一概念持有不同觀點。大學從中世紀的遺世獨立的象牙塔發展到今日，從社會的邊緣走到社會的中心，但對何謂大學至今難以求得一緻。其中，不同時代的哲學家和教育家對大學的定義可能差别很大，甚至截然相反。首先也是最為核心的觀點，毋庸置疑，大學是學者的團體，是傳授普遍知識的場所，是探索高深學問（或真理）的地方，是獨立思想和批評的中心。最為典型的就是中世紀大學和德國古典哲學時期的大學。中世紀大學被稱為“象牙塔”，不但有修道院的宗教神秘色彩，更包含了學術研究的對外封閉的之義。在“象牙塔”中，學者組成團體，以學術為己任，為知識而知識。在此寓意之下，中世紀大學繼承了古希臘對理性的追求，把探究高深學問作為一種崇高的生活方式，把大學作為神聖的學術殿堂，努力維護其自由、獨立、超然于世外的獨特精神氣質。德國柏林大學的創始人洪堡指出，大學有雙重任務：一是對科學的探求，二是個性與道德的修養。洪堡反對在大學中進行專業訓練，他說，“任何專業性、實用性學習會使人偏離通向修養的正途。唯有探求純科學的活動是達至修養的不二門徑。”1852年，紐曼在《大學的理念》中寫道：大學是“一個傳授真理的地方……為了真正擁有真理，我們必須掌握真理的全部”，“任何專業性、實用性學習會使人偏離通向修養的正途”。這些表述都充分闡釋了對真理、純科學之于大學的重要性，但并不完整，關于大學的定義，是一個不斷在豐富和生成的“菜單”。奧爾特加在《大學的使命》中強調“通過履行其職能，使人們成為醫生、藥劑師、律師、法官、經濟管理者、公務員、中學理科和人文學科教師等”的重要性，他把大學的功能分為三方面：文化傳授、專業教學、科學研究和新科學家的培養。此後，弗萊克斯納指出：20世紀的“大學不是某個時代一般社會組織之外的東西，而是社會組織之内的東西”。克爾在1963年版《大學的功用》中指出，20世紀60年代美國的大學正處于一個曆史轉折點:“美國大學在沿襲過去的同時，正朝着另一方向轉變”，“整個一代人正在叩擊高校的大門”，克爾給它取名為“多功能大學（multiversity）”，并認為大學的理念也應随着時代的發展而不斷地發展，被紐曼視為理想和被萊克斯納所贊揚的現代大學在當代也正在滅亡。哈佛大學第25任校長德裡克·博克則認為，傳統的學術保護已經變得越來越模糊不清，在一個已經被創新技術改變了的世界裡，在一個大學也可能持有公司股票的商業社會，學術自由不可能保持“中立”……由此可見，不同時代，不同國家和文化傳統中，對大學定義本身是曆史的、變化的，甚至是不可還原、不可複制的，有的時候，不同時代的大學特征是相互不可調和的、甚至是截然相反的。

二、關于大學的認識論和政治論兩種價值取向是辯證統一的

布魯貝克對大學存在的合理性進行了認識論和政治論兩種區分。認識論的大學合理性的解釋為，探讨深奧知識是出于閑暇的好奇，這與對認識的榮譽和人類的利益所産生的影響都沒有關系，大學的存在是為了知識而知識；政治論的大學合理性的解釋為，從國家、社會的需要等出發，大學和學院是理解和解決國家和複雜社會的社會問題的唯一途徑。從布魯貝克看來，我們熟悉的德國大學的路線更加切合于認識論的大學。康德在《系科之争》中強調了大學中的哲學對真理的認知的使命，後來的韋伯則強調真正“價值無涉（wertfreiheit）”，洪堡則指出，純科學不追求任何自身之外的目标，隻進行純知識、純學理的探求。以布魯貝克的觀念看來，美國大學的路線更加切合于政治論的大學，美國大學不但成為社會提供智力支持和社會服務的最大貢獻者，而且已經逐漸走向了社會的中心，社會熱點的問題在大學那裡能夠得到一種真理與謬誤的判斷，社會發展中的問題也期待從真理和知識的誕生地即大學尋找解決之道。兩次世界大戰後，美國一些大學中的一些課程的設置往往被學者視為實現政治安全的手段，這些課程讓學生們通過對西方曆史典範的梗概性了解再次樹立了種種判斷的标準，引導學生在追求知識的同時确定了社會政治行為。在此政治論的大學中，教育的職能“不是一個培養批判意識的過程，而是一個對（西方或美國）評判标準的最終認可與重新确認的過程，而其所認可的評判标準，從一開始，就決定了這一教學過程本身”。即使是哈佛的通識教育，也被看作是為了探求一種适用于美國的“自由社會的普遍教育觀念”，而一旦這樣的觀念能夠被發現，那麼哈佛将再立新功，“為增強美國的民族作出獨特的貢獻”。

在關于大學的價值取向方面的研究中，認識論和政治論隻是很多價值取向的劃分中的一種經典模型。事實上，大學的政治論和認識論這兩者如鐘擺過程中的兩個頂端，大學不管選擇與否都會在二者之間搖擺，最後表現為略顯傾向于哪一端。認識論和政治論這兩種路線不是完全割裂的，而是相對而言的一對概念，認識論和政治論可能是同一位思想家的不同作品，或同一思想的不同層面。例如，從認識論的角度看，柏拉圖的理念和亞裡士多德的形而上學的相關論述，可謂是深奧知識的典型；而從政治論的角度看，柏拉圖的《理想國》、亞裡士多德的《政治學》可謂是政治論的典範。同時，我們很難嚴格劃分大學的認識論和政治論，因為在大學的發展實踐中這二者是相互交融、互為手段的。比如，美國也出現了像德國一樣重視研究的以約翰·霍普金斯大學為代表的研究型大學，且以此為代表的美國研究型大學成為美國20世紀經濟發展的重要支撐點和動力所在。而德國柏林大學創立之初正是為了振興德意志民族教育，促進德意志民族在戰敗後的複興。如果仔細觀察，甚至會發現，理論上所界定的認識論或政治論的大學的典範在當今社會幾乎是不存在的，二者的區分隻是理論假定，即我們不能說德國或者美國單純是大學的認識論或政治論的路線，隻能說他們在某一路線上更具傾向性特征和某種特色。

三、關于大學的時代性和民族性是永恒的話題

檢索大學這一文化組織機構，會發現大學這一組織是長久的，可以說是世界上最古老、最悠久、影響力最大的組織之一。在此，一方面大學的發展離不開自己本民族、本國的民族意志、民衆心理中的傳統文化因素；另一方面，大學的發展離不開自己所得以形成的傳統和時代。

1.大學的時代性

時代性首先是相對于傳統性而言的。在歐洲自從中世紀以來，教會被看作是自然而然的教育者，盡管意大利、英國和德國大學都走了不同的路線，但是都在批判宗教中保留了被批判者的部分影響。康德為“上帝”保留了地盤，德國哲學帶有來源于神學的神秘主義色彩，這使得受到德國哲學影響的大學的認知不僅僅訴諸思辨的概念，也訴諸直接原始經驗。從對傳統性因素的批判性繼承的角度看,可以說德國古典哲學的柏林大學的認知中包含了此前宗教的認識傾向，即神秘主義；理性主義的德國古典哲學中包含了前一階段文藝複興期間的人文主義的傾向，即新人文主義，美國的實用主義的研究型大學如霍普金斯大學中包含了德國大學崇尚認知的職能，即科學研究；杜威甚至試圖調和自然主義和人文主義，他認為時代性是“由各種相反的傾向混合而成”，是對傳統“珍愛的價值”予以保留的基礎上“增加新的力量”。

從時代性的角度看，大學與哲學都受制于社會發展階段的總體體征，或者說不同時期的大學與哲學都在不同側面體現了當時社會發展的整體狀況，例如，僅從科學對大學影響的角度而言，中世紀到文藝複興期間自然科學的發展對人重新發現自我和科學地認知世界起到了推動作用，“日心說”等理論的發展讓人們從宗教神學的蒙昧中走出來；康德的“知性為自然立法”也正是當時的自然科學的最新成果牛頓力學的體現。實用主義哲學家杜威的人與社會的關系以及其過程論的思想都受到了當時的最新自然科學成果達爾文的“進化論”的影響。同時，大學也是時代的精神的一種體現和載體，大學的發展變化也是内外因相互作用的結果，是為适應當時社會的時代需求所作出的一種自我調整和對外部需求的一種回應。例如，德國古典哲學時期康德、費希特等關于理性主義的學者道德的論述，所強調的超感性的道德觀是對文藝複興以來個人的感性幸福的一種糾正、補充和調整。這種調整既是來自自身的一種傳承，也是一種“作為‘不滿意識’存在下去的”的回應時代意識，利科闡釋為：“各種曆史在各個方面相互交織在一起，所有的解釋體系都是單純的和先天不足的。時代意識是這種交織的大範圍綜合。”例如，中世紀的經院哲學一方面呼喚大學的誕生，一方面為大學的形成創造了條件。神學壓制和同化是中世紀大學産生的直接原因，而經院哲學所磨練和訓練出的思辨的思維武器則是中世紀大學産生的必要條件，思辨的思維為大學追求真理準備了最缜密的思維，導緻了對真理的熱衷；而修道院與外界的隔離和大學所取得的一系列特權為其發展提供了必要的空間。獨立自主的特權，賦予了大學象牙塔的地位和想象。德國柏林大學的建立的思想内核來自于德國古典哲學，而其現實性路徑則是适應了德國國家教育符合當時德國振興的需要。利奧塔在《後現代狀況》中對此作出闡釋：“民族國家自身欲表達民衆意志的惟一有效方法即是通過思辨知識的媒介來完成。有必要在此解釋一下那種使柏林大學創建合法化的哲學，它的主旨是想使該大學成為大學自身發展和當代知識的原動力。它寓居于思辨的大學内。”同樣，美國的贈地大學的出現符合了當時社會需要，而當今時代走向多元和開放的大學也正是對這個時代的需要的回應。而多元化大學的多元化思想共存、強調融合、溝通、對話和不同文化之間的交流等開放性也是在這種時代産物，是這個時代特征的體現。我們對大學的理解其實也不是永恒絕對的，也是有一個曆史的、漸進的變化的過程，是一個大學對我們研究者開放自身、我們對大學不斷進行深入了解和更深層次進行把握的過程。

2.大學的民族性

一位教育家曾指出，教育是與民族的獨特精神相聯系的，“每一個民族獨特的教育觀念，無疑是建築在其關于人的獨特觀念的基礎上的，這個觀念的涵義，就是根據一個民族在其發展的一定時期所理解的人應該是什麼樣的。”同是對自我和人自身的覺醒與認識，意大利文藝複興時期的人文主義與德國古典哲學時期啟蒙運動的理性主義所走的路線是不同的，或者說是依據了不同的民族的傳統，意大利的文藝複興提倡的是回到古希臘去尋找人文主義精神，而德國古典哲學卻是以原始基督教或原始德國的價值為精神來源，這也是為什麼德國古典哲學對道德哲學而不是形而上學更感興趣的原因。

雅各布·布克哈特對意大利在文藝複興運動中的不可替代的作用給予了高度評價，他說:“征服世界的不單純是古典文化的複興，而是這種複興與意大利人民的天才的結合。”在這裡我們無法厘定民族精神和時代需求究竟各占了多大的比重，但有一點是可以斷定的，正是意大利民族和古典文化的結合才成就了輝煌的文藝複興運動。

沒有大學能夠像美國大學這樣可以在似乎沒有受到傳統的影響下而博采衆長、對其他國家的大學理念兼收并蓄。在很多歐洲人看來，美國人對高雅文化不屑一顧，被一些激進者稱作是地球上惟一從石器時代跳躍到文明的民族，缺乏創建一種文化的曲折性。美國的實用主義被看作是世俗化的典型，被看作是缺少宗教的精神的功利主義的大衆文明，被看作是“沒有靈魂的文化 ”，認為美國文明中的商業利益窒息了理性和精神的生存，在美國大學中表現尤為明顯，可以說美國大學服務社會的職能既深深根植于美國文化傳統之中，更是美利堅民族所特有的實用主義哲學的具體體現。美國人務實的觀念和重物質輕精神的傳統，使得其大學稱為社會的動力站、服務站，甚至是社會進步的軸心。

德國學者韋伯在《以學術為志業》中，肯定20世紀初的美國大學的管理方式所帶來的活力和生機，當然他也對美國大學的精神是否能在德國真正被吸收表示出一種遲疑，“不可否認，就像所有官僚化的資本主義企業一樣，這種管理的發展确實有它技術上的優點。但是，這種新的主導‘精神’，卻與德國大學傳統的氣氛不相容。無論就外觀與本質而言，這些大型資本主義企業形态大學的主持者與一般舊式的教授之間，都存在着一道鴻溝，心态方面也呈現同樣的差異。”

大學既是時代精神的反映，也是民族精神的體現，每一個特定的時代，每一個國家，都會對其大學的教育有當時的特定情境下的獨特的需求。早在1868年,康乃爾大學校長懷特就職演說中慷慨陳詞:“大學應促成文雅教育與實際研究建立起密切的聯系。大學教育的最終目的在于培養發展個人的智力、道德及宗教能力，務使其适應社會與個人雙重發展的需要，即大學應适應美國人民的需要，适應美國的需要，适應我們現時代的需要。”所有的大學都有各自的曆史文化傳統和民族、時代背景，這種大學的發展史和文明史一樣，呈現着統一性與多樣性的統一。西方大學發展進程中的大學之間的發展多樣性如此，中國大學與西方大學之間發展的各自多樣化路徑也是如此。不能用統一的标準來衡量不同理論背景和現實處境下的不同大學。大學是在各個不同時代特征下順應曆史、回應時代、應對挑戰所作出的創造性回答的結果。

總之，大學的誕生是曆史的，它的變遷也是曆史生成的。環顧四周是為了博采衆長為吾所用，梳理和總結西方大學的來時路，對我們堅定信心，在學習和借鑒他國有益經驗的基礎上，堅定走好自己的未來之路，具有重要的意義。

來源： 光明網-學術頻道

更多精彩资讯请关注tft每日頭條，我们将持续为您更新最新资讯!