當我們翻開一本譯著，往往會關注其翻譯水平，也往往會吐槽那些讓人看不懂的、冗長的，甚至語法也有錯誤的句子，至于最糟糕的譯文，我們可能不得不懷疑是“機翻”。至今仍然比較常見的一種情況是，一本譯著由一個課題組完成，導師挂名、署名，多個學生參與翻譯，各譯一兩章，最終湊成整本書。每到此時，我們或許都期盼着有一個行業底線，或者說有一個篩選機制，凡有資格者才可參與翻譯。資格考試便是其中一種。然而，資格考試作為一種專業評價體系，自有其考試本身的标準和特征，并不完全等同于翻譯實踐。

我們來假設一個情況，如果一位譯者已有多年翻譯經曆，并且多部作品被行業認同，反倒沒有通過考試，我們如何理解？

前不久，國内知名譯者胡婧在微信公号發表文章《緻人社部和翻譯院的一封公開信》，表達了她對自己沒能通過今年6月全國翻譯專業資格（水平）考試（CATTI，英語二級筆譯）的失望、憤怒。胡婧的訴求很快在翻譯業内引發熱議。

胡婧發于公号“ PEA中英雙語曆史文化趣談”的公開信，圖為公開信的一部分。

胡婧自小患有嚴重腦癱，肢體一級殘疾，生活不能自理，靠非凡的毅力自學外語，用下巴和腳趾完成了《萊西回家》《世界邊緣的橋梁》《數學家的藝術生活》等多部作品的翻譯。這是一條極為不尋常的翻譯之路，而在這條路上，胡婧的翻譯水平也在行業内得到廣泛認同。如今在翻譯領域頗有建樹的她，得到了外文局的關注與鼓勵，在經過十幾年的等待後走進了CATTI的考場，然而這樣一個勵志故事最終卻沒有迎來美好的結局。

胡婧，1984年11月出生于新疆烏魯木齊，譯者，譯有《萊西回家》等作品，曾獲英國皇家特許語言家學會高級翻譯文憑及中國區最佳考生獎。圖為胡婧（右一）2018年和父母參加央視節目《向幸福出發》講述翻譯曆程。

當然，支持和質疑胡婧的聲音兼而有之。對她的支持，不僅源于她超越一般人的毅力，實際上也源于那些有相同處境的譯者的共鳴——已有翻譯作品并得到讀者或行業認同，卻仍然通不過考試。這倒不是說翻譯資格考試完全不能測試考生的翻譯水平，而是考試是一種基礎能力測試，與不同領域的翻譯原本也不是一回事。而這已經是翻譯界的一個老問題。本文作者也是關注這一事件的翻譯人員，他在各個平台和翻譯群見到行業内對事件的不同看法，并從這件事出發去探讨翻譯和考試。确實，我們習慣從譯者本人及其作品去判斷翻譯，也是因為這個道理，胡婧和她的作品讓讀者看到她的努力和水平，然而翻譯标準的紛争、考試與實踐的距離卻讓人們一時無法接受她的失敗。

譯者及其作品，

成為讀者判斷翻譯的标準

如果将翻譯理解為一個由譯者組成的行業，業内人士與讀者首先想到的并非一個定義，而是一個個鮮活的代表人物：就筆譯而言，從20世紀的啟蒙翻譯家嚴複，到法語翻譯大家傅雷，再到今年上半年一度火遍全網的百歲翻譯家許淵沖，以及陸大鵬等青年譯者......可以說，當人們說起“優秀翻譯”時，最先想到的就是這些名字，而他們似乎正在成為“好翻譯”的定義與标準。

嚴複，字幾道，福建侯官縣人，近代中國翻譯家、教育家，曾翻譯《群己權界論》等。圖為《啟蒙先賢：嚴複》。

而公開信事件的主人公胡婧，早在有機會參加CATTI考試之前，便被外文局評價為“新疆優秀翻譯工作者”。如此評價當然不是因為她的特殊身體情況及單純的“自強不息”。事實上，縱然教育背景、工作經曆、翻譯方向各不相同，但胡婧和那些早已成名成家的譯界大咖具有明顯的共性，從而使她成為行業内的“優秀翻譯”。

在這其中，深厚的語言功底與文化積澱無疑是所有翻譯家的“最大公約數”。他們或是經過異域文化熏陶，或是經過學院派系統學習培養，或是自己持續積累，無一例外都具有極高的外語和中文水平，而且還是“雙文化主義者”，對本國和異域文化具有相當的理解。這也是他們憑借文字塑造個人口碑與影響力的基礎。

英國作家、翻譯家克裡斯多弗·卡斯帕雷科則于1986年在《波蘭評論》雜志發表的《普魯斯的與科廷的譯本》一文中，歸納了“稱職的翻譯”呈現的素質：

精通源語言（口頭和書面語）；

對目标語言掌握、運用自如；

熟悉翻譯文本的題材；

深入理解兩種語言互相關聯的語源及習語，包括合适的語域（社會語言學概念）；

可以巧妙地判斷何時直譯、何時意譯，确保源語言和目标語言文本之間實現真正的對等，而非似是而非的對應。

不過，諸如此類的“内功”往往無法對常人直觀可見，外在的标簽則是判斷優秀翻譯最簡單、最常見的标準，例如是否留下了代表性佳作，獲得了哪些榮譽。

嚴複留下的《原富》《群學肄言》《群己權界論》等譯著，不僅是翻譯領域的經典代表，更留下了“信、達、雅”的翻譯标準以及對中國社會的思想與科學啟蒙。傅雷翻譯的《約翰·克裡斯朵夫》被譽為“用鋼琴敲出來的文字”，而許淵沖在二戰期間服務美國志願空軍大隊的經典翻譯，其出版的中國古典文學英譯作品，以及獲得國際翻譯界最高榮譽“北極光”傑出文學翻譯獎，至今仍被津津樂道。

胡婧之所以成為業内認可的好翻譯，其拿出的作品、取得的成就便是最好的解釋：包括《萊西回家》等六本英譯漢譯著、拿下英國皇家特許語言家學會高級翻譯文憑及中國區最佳考生獎、榮獲“韓素音青年翻譯獎”競賽優秀獎、累計翻譯作品超過200萬字......在更加多元、非文學翻譯逐漸占據主流的國内翻譯市場，胡婧在不同的領域均有建樹，并且能憑借自己的實力克服先天困難、自立自強，自然也配得上外文局對她“優秀翻譯”的評價。

胡婧翻譯作品《萊西回家》（[美]埃裡克·奈特 著，重慶出版社，2013年1月）書封。該書目前在豆瓣的讀者評分為9.6。

直譯或是意譯，

什麼是好的譯文？

顯然，從翻譯到“好翻譯”，得到認可的作品是關鍵，這也引出了一個更加難有标準答案的問題：如果将翻譯理解為語言信息轉換的工作，那麼何為“好的翻譯（譯文）”？

提起這一意義上的“好的翻譯”，就連圈外人也能在第一時間想到“信、達、雅”。這句出自嚴複譯著《天演論》中“譯例言”的原話是：“譯事三難：信、達、雅。求其信已大難矣，顧信矣不達，雖譯猶不譯也，則達尚焉。”換言之，嚴複所提出的，是翻譯工作面對的三大難題，但也随之成為讀者審視翻譯的嚴格标準。

嚴複的翻譯思想從何而來，學界觀點不一。錢鐘書在《管錐篇》中認為，“信達雅”源自三國時期佛教譯經大師支謙所譯《法句經》序裡的“雅、嚴、信、達”之說，而鄒振環和伍蠡甫認為，這一“三難原則”源自蘇格蘭法學家亞曆山大·弗雷澤·泰特勒在其1791年出版的《翻譯原理論》所提出的“翻譯三通律”：完全體現原文思想、完全體現原文風格、具有原文的易讀性。

《尋求富強：嚴複與西方》，[美] 史華慈 著，葉鳳美 譯，中信出版社，2016年8月。

正如衆多翻譯工作者在實踐中感受到的，三大原則難以兼顧，時常不能兼容。因此，翻譯過程如何取舍，也成為不同翻譯理論所關注的焦點。上世紀60年代尤金·奈達研究《聖經》翻譯萌生的“動态對等”（後發展為“功能對等”）理論，美國翻譯理論家勞倫斯·文努迪 (Laurence Venuti)提出的“異化”與“歸化”之争，加上目的論、文化翻譯、描述性翻譯......關于如何做好翻譯的指導思想不可謂不多，但到了具體實踐場合，恐怕也隻能具體問題具體分析。

胡婧的翻譯算不算好？她這次參加考試的譯文沒有公開，但從她在個人微信公衆号和CATTI考試官網個人專欄發表的翻譯來看，她的語言功底得到了不少讀者和業内人士的認可，翻譯也頗為講究目标語言的通順與優雅，而這種“脫殼”對源語言原意表達的影響，也成為可能的争議。

當翻譯行業不斷走向市場化與職業化，文學翻譯的占比越來越低，直譯或是意譯，許淵沖與王佐良的“鴛鴦蝴蝶派”與“外科手術派”之争仍在繼續，而何為“稱職”翻譯，也許隻有持續争論，沒有終極答案。

考查翻譯，考試能否？

不是所有的翻譯都能通過“出版大作”“榮獲大獎”得到證明，但當下市場各行業對翻譯人才需求量巨大，加之“好翻譯”的标準也無定論，近年來翻譯似乎成為沒有門檻、人人皆可走一圈的領域：隻要是外語專業的，甚至非外語專業但英語過了四六級的，都被默認為可以做翻譯，而是否為翻譯專業科班出身并不重要。

“不拘一格降人才”固然是好事，但低門檻造成的翻譯領域龍蛇混雜亂象也需避免。因此，組織全國統一的翻譯考試，似乎成為考查、選拔“好翻譯“最為可行的辦法。美國翻譯協會（ATA）認證考試、英國皇家特許語言家學會高級翻譯文憑（DipTrans）、聯合國譯員職位考試及其衍生的語言人才培訓體系（UNLPP）考試，都是國際翻譯行業被認可的認證考試，中國外文局也自2003年起組織CATTI考試。

由于是外文局組織，唯一納入國務院職業資格目錄清單的語言類考試，CATTI已成為國内最權威的官方翻譯水平考試。考生數量越來越多，合格率卻始終處于低位（英語二級筆譯考試約10%、一級筆譯考試約8%），多數考生信心滿滿卻“屢戰屢敗”，他們心中的不解也經由胡婧的一封公開信表露無疑：考試能否客觀反映真實的翻譯水平？

公号“CATTI中心”的2021年上半年合格率數據。

這是一個與“含權量”無關的問題，但要比其複雜得多。不談語言或翻譯水平測試，就考試這一形式本身的有效度和預測能力而言，争議便從未停止。

托德·莫裡森和梅蘭妮·莫裡森1995年4月在《教育與心理測量期刊》發表的《預測效度的元分析評估》一文，覆蓋了此前30多年參加美國研究生入學考試（GRE）的5000餘名考生，進行了20多項有效性研究，而結論令人瞠目結舌：GRE成績僅占這些學生在研究生院成績變化的6％，從能力測試的角度看，“幾乎沒有用”。

教育理論家比爾·艾爾斯也評論過标準化考試的局限性，認為它“無法衡量主動性、創造力、想象力”，可以衡量和計算的是“孤立的技能、特定的事實和功能、内容知識”。且不說考生中的“不良應試者”和考試焦慮症群體，标準化考試的這一特性在所有的翻譯水平考試中尤為凸顯：翻譯雖然是“戴着鐐铐起舞”，但離不開譯者的主動性、創造力和想象力，前文提到的翻譯家必備素質，也決定了翻譯不是靠孤立的技能立足，也不是靠單一的事實、功能和知識便可判定。

理論與實踐、通才與專才，

翻譯考試的幾個矛盾

翻譯（筆譯）能力究竟如何判定，其構成要素包括哪些？《現代外語》2018年第1期的一篇論文《中國英語筆譯能力等級量表的構念與原則》提到筆譯能力由雙語交際能力、翻譯知識、百科知識、工具使用與研究能力、譯者心理生理主體因素、策略能力這六個子能力構成。有鑒于此，《外語學刊》2018年第2期的《筆譯能力測試的構念界定和效度研究：以全國翻譯專業八級考試為例》一文則分析，“全國翻譯專業八級考試”通過“翻譯知識”、“概要寫作”和“篇章翻譯”三個闆塊，能以較高效度評測出“譯者心理生理主體因素”之外的其他五個子能力。

《翻譯研究》，思果 著， 中國對外翻譯出版公司，2001年1月。

但是，多數翻譯工作者既非翻譯專業出身，也不需要翻譯史、翻譯學理論方面的學術性知識與研究能力，他們所能參加的，也隻有與職業和實踐技能挂鈎的社會考試（包括CATTI）。這些考試的形式與内容不盡相同，但基本上着重于篇章翻譯的考查，要求考生在規定的時間内完成若幹篇文本翻譯。

考試廣度越窄，自然越難全面考查翻譯能力；考試精度越低，也更難檢驗考生的專業能力是否足夠。盡管翻譯能力的考查聚焦于文本翻譯本身，不同考試的考查範圍也存在差異：DipTrans和UNLPP提供了不同領域供考生選擇參加考試，而CATTI考試始終保持“全國一張卷”，選材偏重于政治類文本和《經濟學人》等外刊。

由于翻譯工作者很難真正成為百科全書式的“雜家”，不同的人能否通過考試，在相當程度上受制于考試題材，而非個人功底。曾通過CATTI三級、二級、一級筆譯考試的資深翻譯培訓人闫玉亮便指出，翻譯群體分為兩類：一類是“通才”，各種領域不同題材的翻譯工作都可勝任，但無法做到頂尖水平；另一類則是“專才”，隻能勝任特定領域的翻譯，但水平非常高。

對于“通才”而言，一旦遇到難度明顯拔高的文本（如2020年11月一級筆譯考試中關于作家愛麗絲·門羅的文本，摘自《紐約時報》），便會力不從心；對于“專才”而言，題材不熟悉更成為他們折戟沉沙的硬傷，畢竟當今社會翻譯工作者遍布的領域太多，各領域交叉的趨勢也越發明顯，提供領域選項再多的考試也無法兼顧（例如當下盛行的影視字幕與配音翻譯）。對于因“題材不适應”而無法被考試認可的翻譯，也很難直接給出“不稱職”的結論。

這也是為何不少關注CATTI考試的業内人士多次提及的原因，他們希望該考試一方面能提供更寬泛的考查領域以供選擇，另一方面更注重工具使用與研究能力（如在譯者專業知識有限的情況下考查其資料檢索能力，而不局限于查紙質詞典），同時給予考生更加寬松的考試時間，讓他們從容答題、充分呈現自己真實的翻譯水平。

《巴别塔之後：語言與翻譯面面觀》，[美]喬治·斯坦納 著，孟醒 譯，浙江大學出版社·啟真館，2020年9月。

除了考查，“評估”也是考試不可或缺的組成部分，對于翻譯考生而言，其重要性絲毫不亞于考查。正如前文所述，文本翻譯并無客觀标準答案，何為好翻譯也是見仁見智。在直譯或意譯、歸化或異化、忠實原文或“脫殼”的選擇上，同一文本不同的語句都需要具體推敲，而且各有利弊。一些不知為何考試失敗的翻譯工作者，甚至包括一些屢戰屢敗的資深翻譯，往往不是輸在能力不行，而是不知道自己的譯文風格是否符合CATTI考試的評分标準。

一些業内人士在讀了胡婧公開發表的譯文後便發現，其翻譯水平毋庸置疑，但她那種略為“跳脫”、運用辭藻的翻譯風格，極容易觸碰到CATTI考試的扣分點。相比于中規中矩的學生，這往往是老翻譯們的“通病”。在此情況下，一個更加透明、清晰且公開的評價标準或許能有效避免這一現象，幫助這些翻譯工作者更有針對性地答題，使其翻譯能力得到更加客觀的評價。

考試的局限性或許難以完全消除，但翻譯領域也很難找到能力考查的更優途徑。即使沒有全國統一考試，不少單位在尋找譯者時，也會組織考試或者試譯。包括闫玉亮在内的不少資深翻譯也坦承，CATTI等考試至少可以有效考查翻譯工作者的外語和翻譯基本功，判斷考生是否具備成為稱職翻譯的潛質。

考試的“能”，或許就在于此：它無法判斷考生是否已經為翻譯人才，但可以窺見他們是否具備了成才的基礎條件，并激勵他們持續學習提升，在成為真正翻譯人才的道路上不斷前進。

作者 | 胡毓堃

編輯 | 西西

校對 | 劉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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