杜甫(公元712-770年)，字子美，原籍湖北襄陽，生于河南鞏縣瑤灣。他出身于一個世代“奉儒守官”的官僚家庭，一生經曆了唐王朝由盛轉衰的過程。青壯年時期的杜甫壯遊祖國山河，并幾次京謀取功名，均未如願。44歲時才被任命為河西縣尉，他辭而不就，又改任右衛帥府胄曹參軍。安史之亂，肅宗李亨即位，任杜甫為左拾遺，後貶為華州司功參軍。以後杜甫到成都投奔劍南節度使嚴武，被嚴武薦為檢校工部員外郎，故史稱“杜工部”。有《杜工部集》傳世。

杜甫是我國古代偉大的現實主義詩人，他的詩歌堪稱集中國古典詩歌藝術之大成。這一方面取決于他具有同情人民的進步思想和深厚的生活基礎，另一方面也與他認真地、多方面地繼承和借鑒前人的文學遺産有着密切的關系。正如中唐詩人元缜在《唐故工部員外郎杜君墓系銘序》中所說，杜甫的詩是“盡得古今之體勢，而兼人人之所獨專矣。”

杜甫從儒家繼承了頑強的濟世精神和積極的從政熱情。他的政治目标是“緻君堯舜上，再使風俗淳”。他特别發揚了儒家仁民愛物的思想，深切關懷人民的疾苦：“窮年憂黎元，歎息腸内熱”。他雖然有時也把铤而走險的老百姓稱為“盜賊”，但能看到這是官避民反的結果：“不過行儉德，盜賊本王臣”。他不僅有愛國愛民的心腸，還有為國殺身、為民請命的勇氣：“濟時敢愛死，寂寞壯心驚”。“性豪業嗜酒，嫉惡懷剛腸”，“新松恨不高千尺，惡竹應須砍萬竿”。但他這些較為進步的思想又常常受到忠君思想的束縛，從而給他的思想和創作帶來不小的矛盾。

杜甫的詩歌創作首先充滿了直面現實、深刻揭示現實矛盾與危機的現實主義精神，表現了詩人憂國憂民的偉大情懷。在我國文學史上，象杜甫那樣一生自始至終把自己的思想感情和國家、人民的命運聯系在一起，感情深沉執著又始終不渝，并且又能用完美的藝術形式把它表現出來，是不多見的。他在精美的藝術形式中熔鑄的這種高尚的思想感情，一直哺育着後世的人們。

杜甫詩作的題材極為廣闊，他能将豐富的生活内容、真摯的思想感情，優美的自然景觀，鑄造成不可磨滅的藝術形象，給人以美的享受，陶冶人們美的情操。杜詩無論是記叙重大曆史事件，還是反映豐富的社會生活，或是描寫自然風光，以及抒發一己的情懷，都能做到畫面鮮明，情景逼真，傳神盡相。杜甫既吸收古雅的傳統，又大膽接受和推進民歌的活潑創造精神，不僅能雅，而且敢俗，表現了很大的藝術膽量和勇氣，擴大了藝術反映生活的範圍，并豐富了現實主義藝術的表現力。比如其《述懷》詩中說：“麻鞋見天子，衣袖露兩肘”。象他這樣一個恪守儒家禮法的封建官吏，以這副模樣去見天子，似乎老大不敬，但非如此，卻難以寫出從敵占區艱難逃出來的臣子對君王耿耿忠心的真實形象。從中可見杜甫巧用俗語、化醜為美的藝術功力。

杜甫曾自述自己的藝術風格為“沉郁頓挫”（《進雕賦表》），這已為曆來評論者所公認。其所謂“沉郁”，主要表現為意境的開闊壯大、感情的深沉悲涼；所謂“頓挫”，主要表現為語言和韻律的抑揚有力，而不是流利平滑。形成這種特點的根本原因，就杜甫本人來說，在于他在詩歌中所要表達的人生情感非常強烈，同時這種情感又受到他所尊奉的封建禮法的制約。因此他的思緒常常很複雜、心情常常很矛盾。比如《新安吏》詩中說：“眼哭即見骨，天地終無情。”又說：“送行無泣血，仆射如父兄。”詩人悲憫人民的負擔過重和效忠封建王朝的感情是交織在一起的。他憂國，卻不能因此泯滅良知，回避眼前人民飽受苦難的現實；他憂民，卻不能因此背棄唐王朝的根本利益，因此隻能在尖銳的矛盾中尋找折衷的途徑。而這種折衷又是很勉強的，這就使詩中所表現的情緒顯得愁腸百結、異常痛苦。所以他需要找到恰當和适度的表達方法，把這種情緒細膩委婉而又有節制地表現出來，從而形成“沉郁頓挫”的藝術風格。今天，我們把“沉郁頓挫”作為一種風格類型來加以繼承和借鑒，可以從杜甫的詩作中獲得這樣的啟示，那就是要善于真實地表現複雜的思想感情，不把它單一化、簡單化。同時運用恰當的表現方法，使詩中的情感流成為有力度而又受控制的湧動。

杜甫詩歌創造的寶貴藝術經驗，他通過其具體詩歌創作所昭示的現實主義藝術原則，極大地豐富了中國古代詩歌藝術的寶庫，應該成為中國古代文學思想、文學理論研究的重要内容。

杜甫善寫詩，也喜以詩論詩。他經常以短小精悍的七絕詩來評論作家作品，從而為中國文學批評提供了一種新的形式，開創了後人以詩論詩的風氣。從杜甫的論詩詩裡，可以窺見他在詩歌方面的理論主張，主要有以下四個方面：

首先，杜甫非常重視詩歌的思想内容，要求詩歌創作有益于國家人民。除去在詩中經常贊美《國風》與《楚騷》外,這一思想突出表現在他對陳子昂和元結的評價中。他評陳子昂說：“有才繼騷雅，哲匠不比肩，公生揚馬後，名與日月懸。”(《陳拾遺故宅》)他贊美元結的《舂陵行》和《賊退示官吏》雲：“粲粲元道州，前賢畏後生。觀乎《舂陵行》，倏見俊哲情；循覽《賊退篇》，結也實國桢。”元結的《舂陵行》是用新樂府體寫的，《賊退示官吏》雖非樂府體，但風格也很相近。杜甫對元結這些作品的贊揚，反映了他對于這類詩體的重視，也反映了他寫作《三吏》、《三别》等詩篇的指導思想。杜甫寫有一系列在體制上屬于新樂府的名作。他以自己的理論和創作實踐，為元白新樂府運動開辟了道路。

其次，杜甫也很重視詩歌的形式和技巧。從他的一些為人傳誦的詩句中，可以看出杜甫對詩歌藝術精益求精、反複錘煉的嚴肅态度。如《江上值水如海勢聊短述》雲：“為人性僻耽佳句，語不驚人死不休。”《解悶·其七》雲：“陶冶性靈存底物，新詩改罷自長吟。”他在《遣悶戲呈路十九曹長》中自稱∶“晚節漸于詩律細”。對别人的詩作也常贊以“遣辭必中律”、“覓句新知律”、“律中鬼神驚”等語，表明他對詩歌格律的看重和追求。

再次，杜甫繼承文學遺産方面，采取的是包容海涵、兼收并蓄、博采衆長的态度。由于杜甫從事文學活動的年代晚于李白，詩壇上掃蕩齊梁頹風的任務已不是主要矛盾，加之個人出身、經曆、學養、性格等方面的關系，他對待文學遺産，尤其是對待前代的南朝文學，不象當時社會上一般人那樣采取無原則的否定，更不象陳子昂、李白那樣對南朝文學作猛烈攻擊。其《戲為六絕句》一方面表示“恐與齊梁作後塵”，另一方面又說∶“清詞麗句必為鄰”。可見他對南朝文學有批判，但又不是一概否定，而是善于吸收前人創作的長處，作為自己的營養。《戲為六絕句》中說：“别裁僞體親風雅，轉益多師是汝師。”這就表明他以“風雅”為标準，對前人文學遺産批判繼承的正确态度。對于南朝詩人如謝靈運、謝眺、陰铿、何遜，杜甫在詩中都有所贊美。甚至對一般人斥為華豔的庾信和“輕薄為文”的初唐四傑，杜甫也有自己的分析和評價。《戲為六絕句》說∶

庾信文章老更成，淩雲健筆意縱橫。今人嗤點流傳賦，不覺前賢畏後生。(其一)

王楊盧駱當時體，輕薄為文哂未休。爾曹身與名俱滅，不廢江河萬古流。(其二)

正是由于杜甫善于多方面地吸取前人創作的思想和藝術精華，才使他能夠成為集大成的詩歌藝術大師。

第四，杜甫對于文學作品風格多樣性的認識也是比較全面的。他不象某些人那樣隻推崇自己喜愛的風格，而貶低其它風格。他一方面贊美“鲸魚碧海”的宏偉氣魄，另一方面也很重視“清詞麗句”。一方面欽佩李白“筆落驚風雨，詩成泣鬼神”的豪邁氣概；另一方面也贊歎孟浩然、王維的“清詩”和“秀句”。這表現了杜甫藝術眼界的開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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