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煙火漫卷》 遲子建 著 人民文學出版社
近來因為黑龍江文學館施工收尾,展陳實物即将登場,所以我們邀請專家對所征集到的相關實物,逐一甄别和認證,選出最具文學價值的藏品,讓虛席以待的冰冷的陳列櫃,因為氤氲的文氣而從此有了溫度,有了色彩,有了光芒。
文學館實物展陳最重要的部分,是作家的手稿和信劄。上個月我在浙江富陽郁達夫紀念館看到《迷羊》手稿時,一陣激動。隔着玻璃櫃,看着近百年前那沓紙頁泛黃的手稿,那不同墨色的字迹,感覺郁達夫筆下的山水和人物,正透過紙頁暈染開來,江湖名伶謝月英和王先生,月影似地浮現在眼前。
未來黑龍江文學館的鎮館之寶,無疑是蕭軍長孫蕭大忠先生捐贈的蕭紅于1936年12月18日在東京寫給蕭軍的信。她說:“新年了,隻是希望寄幾本小說來,不用挂号,丢不了。”而她點名要的是列夫·托爾斯泰的《複活》,還有英國小說家戴維·赫伯特·勞倫斯的《騎馬而去的婦人》。當我小心翼翼地展開這封信時,仿佛聽見了蕭紅的心跳聲,看見了她烏黑閃亮的大眼睛,聽見了筆在紙頁上行走時那落雪般的聲音,感受到了她的柔情、孤寂和怅惘。蕭紅走得早,但她以作品的強大生命力一直燦爛地活着,《生死場》和《呼蘭河傳》,是中國現代文學史上永恒的經典。
為了豐富黑龍江文學館當代文學闆塊的藏品,我也選擇了部分信函,交由專家遴選。在書寫已經普遍電子化的時代,我找到的與王蒙、林斤瀾、馮骥才、王安憶、史鐵生、鐵凝、陳忠實、蘇童等文壇前輩和友人的簡短通信,讓我又回到了文學的青春歲月。這些通信大都是20年前的,其中最吸引專家目光的是2000年冬日王安憶的來信。
遲子建:好!
兩大本書一口氣看完,很好看,一邊是讀了滿洲國的十四年曆史,一邊是看了東北三省的風俗畫,除了你這樣的身體健康又傻愣愣的人,誰敢擔這樣的笨活兒!你幹活有一股笨勁,這真是太好了。寫小說其實是個粗活兒,我不是說粗疏的意思,而是笨重,像修金字塔,修長城,沒有一點巧可取的。非常感動,真的!
顯然,長篇小說的篇幅和體積也是一個壓力,它将短篇裡的那種童話世界壓成了現實,這還要有一個漫長的過程。那時候,你的童話會擴大為巨大的神話,加油!
不曉得這封信什麼時候能到你手裡,因你說要回老家“貓冬”,讓它等你吧。
安憶
2000年11月19日
信寫在便箋紙上,短短一頁,卻承載了豐厚的内容。由于時隔20年,便箋紙像失去了水分的秋葉,紙張發脆,而對折處的凹痕,則像一把隐藏的歲月利劍,我拈起的那一刻,無聲地将它斷為兩截,我趕緊将其用透明膠帶先黏合在一起,這情景太像《僞滿洲國》結尾我寫到的那兩塊聚合的銅鏡了。本來是楊路楊昭雙胞兄弟各持半面的銅鏡,可它們重逢時,隻是物的團圓,兄弟倆在亂世中,一個死于土匪手下,一個死于叛徒手中。
而王安憶寫這封信的背景,恰恰就與《僞滿洲國》相關。2000年我出版了這部上下兩卷近70萬字的長篇小說,因為剛與王安憶等作家随王蒙率團的中國作家代表團訪問愛爾蘭和挪威歸來,所以我寄給王安憶這套書,沒想到她認真讀了,給予鼓勵不說,還對作品不足之處有着溫暖的提醒。重讀這封信,王安憶說寫小說是個笨活兒,無巧可取,對創作者來說依然是金玉良言。而她關于從童話到神話的說法,在我寫作了近40年後,對它有了更深的理解和認同,因為她極為傳神地道出了一個作家精神成長的必由之路——藝術的淬煉,不正是從童話到神話的過程嗎?
王安憶所說的童話和神話,當然不局限于字面意思,它們還有超越童話和神話本身的廣闊外延。如果說童話賦予萬物以生命,我們在文學天地讓花草樹木、鳥獸蟲魚、江河湖海有了心髒,它們陪我們走過文學的童年後,到了神話的世界,這些心髒一定會有異樣的跳動,攪起人性之海的驚濤駭浪。逝去的榮辱,現實的悲歡,會碰撞和交鋒。這時我們作品的現實,是從滄桑心靈擠壓出來的現實,它有多重的聲部,多樣的質地,多變的氣味,多彩的色調。
而我寫作的轉折,始于個人命運的變故。19年前本來站在恬靜岸邊的我,被生生抛進了風雨雷電的海上,我在拼命掙紮的時候,那個童話世界在慘烈的現實面前轟然崩塌。帶着童話碎片上岸的我,忽然聽得見這大地的微微歎息了,看得見别人眼裡深藏的淚水了。《額爾古納河右岸》和《世界上所有的夜晚》,就是曆經風暴的我,被撕裂後從心底流出的淚和泉。其後我又創作了《白雪烏鴉》,這部聚焦百年前哈爾濱大鼠疫的作品,單就瘟疫題材來說,是我以前不可能觸碰的。那場肺鼠疫就是通過飛沫傳染的,當時采取了隔離、封城和戴口罩等舉措,所以在遭遇新冠肺炎病毒威脅的今天,有讀者關注到這部小說,而我重讀的時候,最肯定自己的,還是在死亡陰影籠罩下,所勾勒的依然活力四射的日常生活,真是無論滄海,生生長流!
從《群山之巅》到《候鳥的勇敢》《炖馬靴》等小說,再到剛出版的長篇《煙火漫卷》,又一個五年過去了,王安憶所說的那種巨大的神話世界,仿佛一個朦胧的發光體,始終在前方閃爍、飄移、升騰,當我伸手觸摸它的時候,它已隐遁,或者變幻。我想當有一天你不知道光芒籠罩你的時候,才會在光中。
蕭紅在給蕭軍的信中,要托爾斯泰的《複活》,也讓我想起了托爾斯泰回複辜鴻銘的那封著名的信。托爾斯泰在信中表達了他崇尚中國的聖賢之書,也一再強調中國不應模仿西方民族。但我透過這封信,還是看出托爾斯泰理想的中國和他心目中的東方,似乎得駐足于農耕文明或是和着田園牧歌的節拍向前,而《複活》《戰争與和平》和《安娜·卡列尼娜》,哪個不是帶着現實泥淖和命運臍血的民族與曆史的悲壯史詩呢?其實拖着長辮子的辜鴻銘在這點上倒是清醒的,他早就意識到宗教和道德并不能解決人的心靈世界的問題。他說:“在這個世界上,除了自然力,還存在一種較自然力更可怕的力量,那就是蘊藏于人心的情欲。”這個“情欲”,與王安憶所說的神話一樣,涵蓋面極廣,是欲望的叢林,所以文學在對人性的剖析上,永遠有它獨特的優勢和價值。我們能夠寫好複雜的人性,就掌握了創作的命脈。
文學神話都是經過漫長積累,靠歲月和才華打造出來的,但沒有童話的閃光片羽,我們去往神話的路,就少了天籁般的照耀。
(作者:遲子建,系著名作家)
來源:《光明日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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