路遙

路遙與現實主義文學傳統

文｜楊輝

自1980年代末至今，《人生》《平凡的世界》等作品的長銷，充分說明路遙的創作有着并不局限于其寫作年代的重要意義。從長遠目光看，這30餘年間，文學觀念和思潮表象似乎變幻無定，但路遙所堅守的現實主義傳統卻始終是文學的主流，影響力不曾衰減。由路遙作品所開啟的文學世界及其間典型人物所面臨的基本生活情境，也足以指稱更為複雜的文學和社會現實。内心的詩意和現實的非詩之間的矛盾沖突，乃是《人生》以來路遙的人物所面臨的基本情境模式。這種模式顯然相通于列文所論的“吉坷德原則”——理想與現實的矛盾沖突為其基本特征。個人面對強大的外部世界，渴望以一己之力扭轉乾坤。或成或敗或得或失，生活經驗所昭示的結局不外如是。但在成敗得失之間，藝術可以以其巨大的力量挽狂瀾于将頹。這便是路遙的作品即便有對生活辛酸的細緻書寫，卻總能使普通的生活充滿澎湃的詩情和生生不息的力量的原因所在。這種力量的核心乃是堅信即将展開的未來有着超乎尋常的意義，而個人雖屬“曆史的中間物”，其對于現在和未來之間的聯結作用卻須盡力發揮。文學正是在這一意義上，彰顯其作用于現實的實踐品格和倫理目的。而有無依托時代的總體性思想從而獲得朝向未來的精進力量，是辨别作家文學觀念分野的重要維度。

在總體性的宏闊視域中觀照并書寫日新月異的現實，肯定性地回應時代的精神疑難，是路遙創作的重要特征。不同于新時期以降在西方現代主義、後現代主義影響下“向内轉”的寫作方式，路遙始終把眼光投向廣闊的外部世界和正在行進中的波瀾壯闊、錯綜複雜的社會生活，并努力全面、系統而深入地思考社會整體變革之于普通人命運的意義。他的作品始終有着寬廣的視野、深刻的思想和巨大的生活容量。即便是篇幅較小的作品，路遙也試圖以小見大。《平凡的世界》中孫少平、孫少安及田福軍三條線索分别表征着變革時代的複雜面向和多樣可能，這種可能無疑可以指涉更為寬廣複雜的社會現實。在他筆下，個人即便面臨難以克服的重重困境，卻并非孤軍奮戰，時代精神、地域文化，甚或文學所開顯的虛拟世界均可成為奮鬥的底色和背景，成為個人可以依憑的現實或精神家園。

1980年代“個人”與“集體”的關系雖無法重返《創業史》等作品所展現出的緊密狀态，但個人仍然不能脫離集體而獨立完成其人生價值的自我實現。新的人物必然與新的時代互動共生，秉有與時代可以相互定義的重要内容。他們是時代的重要組成部分，擔荷着時代的階段性難題并嘗試獲取曆史性的解決方式。路遙小說終極的倫理意義，正是在以想象的虛拟方式，參與并推動社會的車輪滾滾前進。而相較于對所謂的生活真相的簡單指認，以作為社會象征行為的虛構作品完成對現實問題的索解無疑更為緊要。也因此，《驚心動魄的一幕》《在困難的日子裡》《平凡的世界》等作品雖有對現實困境的紮實細密的書寫，卻仍然洋溢着内在的理想主義的情懷，包含着對新的世界的希望和對更為美好的生活形态的不懈追求。這樣的文學世界自有一種“高貴的單純和靜穆的偉大”。正因如此，無論身處何時何地，尚在奮鬥中的人們可以從他的作品中獲取不息的前進力量，并時常感受到現實冰冷的邏輯之外仍有令人心動的溫暖和愛。

關懷底層大衆的喜怒哀樂、悲歡離合，考察他們的命運如何在大時代中獲得根本性變革的可能，是“人民文藝”的重要特征。路遙有極為豐富的底層生活經驗，那些活在他筆下的普通人物或許便是他的父母、兄弟，他愛他們和他們腳下的土地。他就在他們中間，與他們一道前進并深刻地體驗到時代的巨變如何改變了一代人的命運。他在1960-1970年代初因文學而發生的個人命運的轉換無疑是高度曆史性的，乃是時代巨大的力量使然。也因此，生活對路遙而言便不僅是獲取寫作原材料的簡單方式，而是如何與普通勞動者休戚與共，共同進退，在完成對他們生活故事的叙述的同時，也完成作為作家的自我塑造。因為在他看來，作家實在隻是普通勞動者中的一員，不過是以與普通勞動者不同的精神方式，完成個人之于時代和社會的責任。他行走在鄉村城鎮、工礦企業、學校機關、集貿市場，力圖縱橫交織地去全面體察千姿百态的生活。而以文學的方式參與正在進行中的社會實踐，以充分發揮文學的經世功能，乃是路遙文學的重要出發點。也因此，無論早年的《優勝紅旗》《基石》，還是寫作初變之後的《驚心動魄的一幕》《人生》，以及其思想和風格集大成之作《平凡的世界》，均有着極為明顯的現實關切，涉及不同時期重要甚至緊迫的現實問題。而居于其文學世界中心的，始終是身處底層的普通人。他們置身時代和精神困頓的深處，是新的時代所召喚的“新人”。馬延雄為群衆利益甘願自我犧牲的崇高精神，乃是葆有革命的赤子之心的一代人精神的真實寫照。高加林的自我奮鬥也包含着更為複雜的曆史和現實内容。孫氏兄妹則表征着轉型期青年人人生願景的不同狀态。而正是在新的時代和新的人物的交相互動中，曆史翻開了新的一頁，并始終朝着更為美好的未來敞開。作為作家的路遙并不自外于這些有着充沛生命力的鮮活人物，他始終将文學創作視為一種勞動，一種與父母的生活勞動并無本質區别的生活和生命方式。這種方式要求作家有巨大的情感投入，有對生活的熱情和愛。他在寫作過程中為哪怕一行創造性的文字而付出的巨大的艱苦的努力成就了其作品卓然獨立的經典品質。如他眼中的柳青一般，他“始終像燃燒的火焰和激蕩的水流”，力圖将豐富複雜的日常生活和藝術家的巨大詩情融彙在一起。他的作家的勞動因之區别于那些僅僅謀求寫作技藝的革新或拘泥于一己之悲歡的與具體生活世界、無窮的遠方和無數的人們疏離的閑賞文字。寫作既屬“勞動”之一種，也便自然包含着一定的實踐價值和倫理目的，包含着時代包容載重的巨大容量，且可以成為時代的重要記錄而具有超越時代的曆史意義。

秉有經世功能和實踐意義的文學，自然遠非吟風弄月、個人感懷式的作品所能比拟。出于對曆史範疇的連續性深刻洞察，路遙并不贊同現實主義終結、現代主義必将取而代之的潮流化觀點。時隔20餘年後，在更為寬廣也更具包容性的文學史視域中返觀新時期以降文學思潮之流變，路遙如上觀念的價值愈發凸顯。而他對現實主義的堅守，也需要在更高的意義上得到理解。如論者所言，捍衛現實主義這一成就斐然的重要文學流派，乃是現實主義所持有的若幹重要原則之一，“滲透着公開地和真誠地為勞動人民服務的願望”。而把“現實主義問題提到最重要的地位”，亦是“唯物主義認識論”的客觀要求。如若文學秉有濃重的現實關切，有着從時代精神總體性角度想象并處理階段性現實問題的努力，那麼，現實主義所依憑的思想和審美傳統自然是其必然的選擇。從他的文學領路人柳青那裡，路遙認識到僅僅滿足于個人所認識的生活小圈子，或者幹脆躲在自己的内心世界去創作，是不會有什麼出息的；也不必拘泥于寫作方法的新變與代際，因為“問題不在于用什麼方法創作，而在于作家如何克服思想和藝術的平庸”。路遙的全部創作活動說明，具有内在的質的規定性的現實主義并未過時，而是仍有着充沛的生命力，有着表達日新月異的現實和底蘊深厚的曆史的豐富可能，現實主義是一條廣闊的道路而非窄門。優秀的現實主義作品，表征着作家的思想力和認識力，他觀察和理解現實的高度、深度和廣度，以及克服狹窄的文學觀念和理論視域的能力，最為重要的，還有他能否洞見文學之“常”而有勇氣堅守且不至于被一時的風潮挾裹而去。

“作家的勞動絕不僅僅是為了取悅于當代，而更重要的是給曆史一個深厚的交代。”這是路遙類同于柳青的文學觀念的重要面向。柳青以為，文學作品的經典化，應以60年為一個單元。《平凡的世界》出版至今不過30餘年，但其作為1980年代現實主義經典的意義愈發凸顯。系統梳理并重評路遙寫作的價值和意義，已成為考校當代文學史觀念限度的重要方式。唯有在更為宏闊的曆史視域中建構更強的包容性和概括力，且更為準确地理解20世紀中國若幹重大問題的曆史意義的文學史觀念，路遙創作的價值和意義方能得到更為充分的闡發。以路遙創作為基礎，既可重新理解柳青、趙樹理等作家作品的文學史意義，亦可重啟社會主義文學的若幹重要思想和審美空間。當下文學如何突破新時期以降思想和審美視域的局限，路遙的創作及其核心面向可作重要參照。

路遙《平凡的世界》，北京十月文藝出版社，2021年6月

《平凡的世界》：

一部有待全面認識的長篇佳作

文｜宮銘杉

說起《平凡的世界》，人們可能會憶起在1985年秋天路遙開始寫作《平凡的世界》時，現代主義文學思潮席卷全國,不斷滲透到作家的寫作以及專業讀者閱讀趣味中的文壇背景；可能會記得路遙在創作出第一卷本後尋求發表與出版之際的冷遇以及作品的第一部剛剛面世時文學評論界相對消極的聲音；還可能會想起《平凡的世界》在全國範圍内引發的轟動效應與閱讀盛況……但在文學評價體系越來越專業化的今天，以上這些就是《平凡的世界》的全部面孔嗎？如果調查當下中國的文學閱讀生态，進一步了解文學作品的生産、傳播、評獎以及接受過程，并結合文學研究界對《平凡的世界》的評述，也許我們能更全面地認識這部作品。

成為茅盾文學獎獲獎作品

從1981年設立至今，茅盾文學獎評獎已進行到第10屆。獎項的設立是為了評選并褒獎兼具文學性與思想性的長篇小說，推動長篇小說創作。獲獎作品應該代表着評選年份之間當代長篇小說的創作水平，能夠為同題材或同類型的文學創作構建一種審美範式，并在藝術手法上進行有益的探索。

1991年3月30日，路遙作為獲獎代表在第三屆茅盾文學獎頒獎大會上緻辭，他舍棄了準備好的發言稿《生活的大樹萬古長青》，選擇用簡短的語言抒發了内心的感受，這次發言被收錄在《路遙全集》中：

對于作家來說，他們的勞動成果不僅要接受當代眼光的評估，還要經受曆史眼光的審視，以偉大先驅茅盾先生的名字命名的這個文學獎，它給作家帶來的不僅是榮譽，更重要的是責任。我們的責任不是為自己或少數人寫作，而是應該全心全意全力滿足廣大人民大衆的精神需要……人民是我們的母親，生活是藝術的源泉。隻有不喪失普通勞動者的感覺，我們才有可能把握社會曆史進程的主流，才有可能創造出真正有價值的藝術品。

這段話一定程度上解釋了為什麼《平凡的世界》能夠獲得茅盾文學獎。

不可否認《平凡的世界》在大衆中因情感共鳴與精神共振而産生了“轟動式”影響。這種轟動式影響一定程度上要感謝“長篇連播”節目。厚夫在《路遙傳》中提到，據中央人民廣播電台測算，當年《平凡的世界》的直接聽衆達3億之多，這些聽衆還擁向書店，高漲的閱讀熱情使得小說在獲獎之前，總計已賣出幾十萬冊。

《平凡的世界》也包含了路遙個人的經驗，他從個人對生活的理解出發來寫作。難得的是，路遙為了真正介入到小說的年代曆史背景，耐心又細心地查閱報紙，如《人民日報》《光明日報》《參考消息》《陝西日報》《延安報》，了解在某個具體的時間點一個地區發生了什麼，進而把曆史現實放到動态進程中把握，将個人的經驗、他人的經驗與社會發展進程、國家的社會現實與曆史相融合，使之成為一個肌理豐富，又如微縮全景景觀的有機整體，實現了文學與社會現實和時代曆史之間的聯系。

我們應該意識到，茅盾文學獎與獲獎作家、作品之間相互成就的關系。茅盾曾指出：“作家不但要描寫社會的真實背景，而且要隐隐指出未來的希望，把新理想新信仰灌到人心中。”路遙所塑造的人物經曆着平凡但卻偉大的生活，這些人物形象已經遠遠超出了他的時代，至今仍産生着不可忽視的影響力。在曆史語境中，《平凡的世界》被一代青年視作“勵志小說”，它激勵的是上世紀80年代以來在改革開放的曆史洪流中渴望走出鄉土、改變個人命運的農村青年、小鎮青年、城鄉交叉地帶青年，成為了一代人奮鬥青春的代名詞，甚至成為一種獨特的精神文化符号。

大衆閱讀視野中的“長銷書”

仔細翻看《平凡的世界》的“履曆”，你一定會驚歎于它的生命力與輻射力。《平凡的世界》自1986年12月首次出版至今，一直以各種方式影響着讀者：1988年中央人民廣播電台播出了《平凡的世界》廣播劇，1990年小說被改編成電視劇，2014年再次被改編成電視劇，2017年改編作品被搬上話劇舞台等。

大部分讀者心中都有一個模糊的印象，即《平凡的世界》賣得好，但是到底有多好呢？2019年7月，北京開卷公司“開卷書榜”的數據顯示，《平凡的世界》已連續24個月進入零售渠道虛構類圖書的暢銷書榜前30名，上榜最好名次為第2名。并且在榜單中，《平凡的世界》普及本與三卷本存在同時上榜的情況，比如在2019年第28周的實體書店暢銷書榜上，該書普及本與全集三卷本銷量分别位列第4名與第9名。無論是線上零售，還是線下實體書店的銷售，《平凡的世界》都稱得上是暢銷書了。

當然，我們不能否認圖書市場的銷量或多或少也受到了教育政策的影響，比如語文學科新課程标準将《平凡的世界》規定為必讀書目。但如果對比同樣是必讀書目且進入開卷書榜零售渠道榜單前30位的《紅岩》的百度指數數據，就會發現在最近的90天裡，《平凡的世界》的百度指數平均高于《紅岩》8000點。而且，基于百度搜索的用戶行為數據以及畫像庫可知，搜索“紅岩”的用戶其興趣點更多在于“教育培訓”的應試目的，而搜索“平凡的世界”的用戶興趣占比中，對書籍閱讀的興趣更高。

在一些線上圖書銷售網站中，我們可以看到大衆讀者在商品評論區中對《平凡的世界》的評價。讀者留言不局限于以往商品評論區對商品質量的評價，還寫下了他們對于《平凡的世界》諸如“感動”、“震撼”、“受益匪淺”等閱讀感受。

商業市場中的圖書銷量、普通民衆的網絡搜索數據、大衆讀者的閱讀感受等，都體現了《平凡的世界》對大衆讀者實際産生的影響與效應，由此不難發現廣大讀者對于該作品的極高接受度。這表明《平凡的世界》是一本具有獨特文學魅力、備受讀者青睐的長銷書，它構成了大衆讀者當下真實的社會文學生活中的重要組成部分。

基于文學現場的重新厘清

相較風靡于全國讀者的“路遙現象”，在20世紀90年代的文學史書寫中，比如洪子誠編寫的《中國當代文學史》，朱棟霖、丁帆、朱曉進主編的《中國現當代文學史》，王慶生主編的多卷本《中國當代文學》中，沒有對于路遙創作概況的論述，或缺少對于路遙重要作品的論述，這種文學史對《平凡的世界》的忽視被不斷重提，學術界也不斷有學者對此發聲。

洪子誠曾回應過為何忽視《平凡的世界》，他坦稱自己在與高校學生交流時不止一次被問到類似問題，“20世紀90年代寫文學史，确實對他（路遙）沒有特别的關注，也翻過《平凡的世界》，感覺是《人生》的延伸，藝術上覺得也沒有特别的貢獻，那時我也不知道他的小說在讀者中的廣泛影響。這也許就是一個疏忽？當代人寫當代史，缺失、偏頗、疏漏應該是一種常态。我們常常舉的例子，就是唐朝人選的唐詩選本經不起時間的檢驗。”誠然，完全認清一部文學作品的文學價值和曆史意義需要更長的時間背景與前提，在閱讀文學研究者對文學作品的印象與評述時也需要有對時代文學背景的“同情之理解”，而既有論述也需要被重新激活、不斷更新，曾經對于《平凡的世界》的忽視并不意味着将其置于主流的當代文學的發展曆程之外，或否定它的意義。

我們亟待重新厘清：該如何在當代文學曆史化的進程中定義《平凡的世界》，或者說，應該将《平凡的世界》放在怎樣的文學史位置上？這一問題不僅僅是對《平凡的世界》的藝術表現手法在既有文學史框架中的簡單歸類，更是從根本上剖析路遙所繼承的文學傳統以及他鋪開的新路。在肯定《平凡的世界》成功地樹立起孫少平、孫少安、田福軍等獨具性格的人物形象的同時，是否可以将這些人物形象放在更寬廣的文學背景中重新理解？一直以來，路遙都将柳青視作他的精神導師，在長篇小說的創作中為他提供了力量，從這種柳青式“文學道路”的角度上看，孫少平、孫少安、田福軍等人是否是沿着柳青的《創業史》中梁生寶的“新人”路徑得到了進一步的發展，打上了屬于時代的烙印？一部好的文學作品不僅會影響它的讀者，還會影響後來作家的創作，那麼從這種意義上說，除了關注路遙在《平凡的世界》中寫了什麼，是否還應該将側重點放在他的創作過程以及接受史上？路遙用《平凡的世界》書寫了廣大人民與時代之間的深刻聯系，而《平凡的世界》與超越時代的諸多問題——它與“十七年文學”“改革開放文學”“現實主義文學”之間隐秘又不容忽視的關系——都等待着重新挖掘與探索。

本文來源：中國作家網

圖片轉載自網絡

編輯：吳旦

審核：胡曉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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