普世價值與共同價值哪方面不同?提問：徐鳴春 河南省武陟縣人大常委會三級調研員，我來為大家科普一下關于普世價值與共同價值哪方面不同?下面希望有你要的答案，我們一起來看看吧!

普世價值與共同價值哪方面不同

提問：徐鳴春 河南省武陟縣人大常委會三級調研員

請問我們提出的全人類共同價值與所謂的“普世價值”有何根本區别？

解讀：韓愛勇 中央黨校（國家行政學院）國際戰略研究院副研究員

黨的十八大以來，統攬中華民族偉大複興戰略全局和世界百年未有之大變局，直面時代之變和世紀之問，創造性提出全人類共同價值，為共同建設一個更加美好的世界提供了理念指引。與此同時，個别西方大國罔顧需求多樣化、價值多元化的世界之變，奉所謂的“普世價值”為圭臬，執意搞小集團、拉小圈子，不斷将世界推向撕裂、分化甚至對抗的邊緣。向世人展現了自私傲慢的本性，也将境界高下立判的兩種價值理念呈現在全世界面前。概括起來，全人類共同價值與“普世價值”之間存在着三個本質的區别。

全人類共同價值與西方“普世價值”産生的時代背景不同。價值源于實踐，實踐具有鮮明的時代性。全人類共同價值形成的基礎是全人類共同、普遍的生産生活實踐。冷戰結束後，高新技術和全球化迅猛發展，使得各國人們生活的關聯度前所未有，世界存在的形态發生巨大變化。這個世界，各國相互聯系、相互依存的程度空前加深，人類生活在同一個地球村裡，生活在曆史和現實交彙的同一個時空裡，越來越成為你中有我、我中有你的命運共同體。在這個高度相互依賴的世界中出現了三個“共同”：一是各國擁有了共同利益。比如，當前全球貿易的80%由全球價值鍊貢獻，維護價值鍊的穩定關系到所有國家的切身利益。而在大國對抗和霸權争奪的冷戰時期，國家利益具有高度零和性和對抗性，要保證自身最大利益就必須在對峙中戰勝對方。二是各國面臨着共同威脅。新冠肺炎疫情的暴發再次讓全世界意識到，人類真正的威脅是不分國别、地域和人群的，而是共同的。同時任何國家不可能單獨應對威脅而獨善其身。三是各國擁有了共同價值。世界各國在日益緊密的互動中認識到，各國是命運相連的共同體，人類文明由大家共同創造，維護世界和平、實現共同發展，人類文明存續才能有基礎支撐；國家是平等的，隻有在國際交往中做到公平和正義，國家平等的權利才能得到保障；人民是國家的主人，隻有保障了個人民主與自由的權利，個人的全面發展才能實現。可以看出，全人類共同價值是全球化發展到共同體階段産生的一種價值理念，也是人類曆史從民族的曆史走向世界的曆史的必然産物，這是它最鮮明的時代特征。

現代意義上的西方“普世價值”的實踐源頭有二：一是文藝複興和啟蒙運動。在這個過程中形成的反封建的抗争意識和反宗教的世俗思想，對當時推動西方國家資本主義發展起到了積極作用。二是以西方為中心的國際體系由歐洲拓展至其他地區，形成國際體系的過程。在這個過程中，西方國家以其武力的優勢，越來越以文明優越自居而孤芳自賞，以異端定義與自己有差别的國家，以強權政治、霸權邏輯開展國際交往，由此走向人類進步和曆史發展的對立面。封建主義早已不複存在，當今國際體系也已是以聯合國為核心的國際體系，“普世價值”的實踐基礎早已過時。進一步講，“普世價值”是基于西方獨特曆史實踐而形成的價值理念，不可能淩駕于所有時代之上，這是它無法為共同體時代的世界提供有益思想的根源。

全人類共同價值與西方“普世價值”追求的目标不同。價值理念的意義在于引領實踐，首先是确立正确的目标。指出：“堅守和平、發展、公平、正義、民主、自由的全人類共同價值，推動構建新型國際關系，推動構建人類命運共同體，共同創造世界更加美好的未來。”這一論述明确了全人類共同價值的目标追求：一是推動構建新型國際關系，就是要擺脫以“零和博弈”為理念、以“結盟和戰争”為主要互動方式的舊型國際關系，走出一條對話而不對抗、結伴而不結盟的國與國交往新路。曆史證明，西方主導下的世界曆史是一部不折不扣的戰争與沖突史，英國學者邁克爾·曼在《社會權力的來源》一書中指出，歐洲列強在1494—1975年有四分之三的時間在策動戰争，完全沒有戰争的時間不超過25年。戰争帶來大量的人員傷亡、财産損失，也讓無數人類文明成果毀于戰火。構建新型國際關系的一個深層動因也在于避免人類文明因戰争而衰落。二是推動構建人類命運共同體，它不是以一種制度代替另一種制度，不是以一種文明代替另一種文明，而是不同社會制度、不同意識形态、不同曆史文化、不同發展水平的國家在國際事務中利益共生、權利共享、責任共擔，形成共建美好世界的最大公約數。構建人類命運共同體就是要超越民族國家的局限性，重構以全世界為單位、以全人類為歸依的思維方式，共同應對挑戰、共同解決問題、共同創造多樣化的現代文明。三是共同創造世界更加美好的未來。人類的美好未來取決于每個具體的人的獲得感、幸福感、安全感有沒有得到提升，他們的美好生活有沒有實現，全人類共同價值聚焦的是“現實的人”的美好生活需要，而不是“抽象的人”或“自然的人”的空洞關懷。這三個目标體現了全人類共同價值的一條鮮明主線：共建美好生活，服務人類進步。

西方“普世價值”所追求的則是維護西方主導的國際秩序，并将之拓展到世界每個角落。西方國家擁有先發優勢，但畢竟在國際社會中是少數，更多的成員還是非西方國家。如何才能持續地以少勝多、保持主導地位？除了提高國力和競争力之外，西方國家的關鍵策略就是将“普世價值”作為向非西方社會推行資本主義價值觀、瓦解非西方國家的意識形态的工具，将非西方國家西方化。其邏輯是，國際秩序的核心構成要素是行為規範，而價值觀決定着規範的具體内涵。這樣一來，不管是誰隻要接受了“普世價值”，則西方陣營擴容，西方主導的國際秩序的基礎就進一步擴大。塞缪爾·亨廷頓認為“普世主義是西方對付非西方社會的意識形态”，其真正内涵也在這裡。可以看出“普世價值”追求的目标皆為私利而全無“普世”可言，更為關鍵的是，自确立追求目标的那一刻起，“普世價值”的全部價值就已表現為一種政治工具的呈現，而再無任何理念可言，更遑論引領人類社會的新實踐了。

全人類共同價值與西方“普世價值”實現目标的方式不同。目标不同意味着方式的差異，關鍵是哪種方式符合時代潮流。全人類共同價值追求目标都有一個前提，即“共同建設”，這表明實現目标的方式是各國團結合作。今天的世界是一個你中有我、我中有你的命運共同體，形象地指出，“國際社會發展到今天已經成為一部複雜精巧、有機一體的機器，拆掉一個零部件就會使整個機器運轉面臨嚴重困難，被拆的人會受損，拆的人也會受損”。共同體的行為邏輯就是團結合作，達成集體行動，共同應對挑戰，提高各國的整體福祉。同時尊重各國的平等權利、發展差異和文明成果，這是團結合作的基礎。

“普世價值”實現目标的方式則完全不同。首先，以“普世價值”為标簽将世界一分為二。美國前總統奧巴馬宣布美國的一項持久利益是“在美國國内和全世界尊重‘普世價值’”，也就是以“普世價值”來框定朋友圈。美國總統拜登則在首次正式新聞發布會上表示，21世紀将是民主與專制對抗的世紀。這種二分法不是要尋找團結合作的對象，而是挑選需要将之西方化的對手。其次，自我标榜，将“普世價值”描述為優越的，是超過其他文明的，淩駕于一切時代之上，可以指引人類曆史和社會發展的終極價值。以此提升“普世價值”的内在品質，便于在全世界推而廣之。最後，對于非西方國家，強迫其接受西方的價值理念，大肆幹涉其内政。西方國家往常典型的做法就是打着“人道主義幹預”和“保護的責任”等各種旗号，不惜動用武力颠覆他國政權，然後進行所謂的“民主化改造”或“國家重建”。近年來則熱衷于搞顔色革命，在對象國内部制造系統性危機事件，摧毀政府行動的合法性，為“普世價值”的滲透創造條件。在一些特殊情況下，甚至不惜發動混合戰争，先制造“可控的混亂”，而後通過再造和平、秩序恢複來塑造有利于價值觀滲透的态勢。事實上，這些手段不僅沒有實現西方的預期目标，反而帶來深重的人道主義災難。伊拉克在美國的重建聲中淪為一片廢墟；20年的阿富汗改造，帶來400萬人流離失所、270萬人逃往海外。尤其讓美西方苦惱的是，“普世價值”的暴力本質也由此更加難以掩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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